从抗逆力的视角来说，留守儿童面临的是双重的风险：一方面，他们在生活中要应付更多的压力、挫折与混乱；另一方面，他们的资源更少，也缺乏利用这些资源的能力。
故事能有多大的力量？
我在惠新西街地铁站口见到李春宴，她穿一件蓝色的连衣裙，长发披肩，皮肤黑黑的，看上去自信、开朗。
她在一个名叫“歌路营”的公益组织工作。这个组织开发了一个叫“一千零一夜”的项目，通过广播，每天为农村留守寄宿孩子提供15分钟的睡前故事。
为什么是一千零一夜呢？
“我们算过，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住校大概会在学校住满1000个夜晚，因此我们这个项目命名为新‘一千零一夜’，每天播一个故事，不要求你要读大学、高中，考多少分，但希望故事能陪伴孩子每一天健健康康地成长。”
她每天的工作就是跟各地的公益机构、政府、学校谈合作，把一千零一夜的睡前故事项目落地到有需要的学校去，为各地的学校做培训，引导学校申请并使用睡前故事项目。目前，这些故事已经覆盖到全国700多个县，5000多所农村寄宿学校，惠及学生近150万人。
每天一个15分钟的故事，能有多重要呢？
“这些故事的力量在于，它每天都在那里，每天都在陪着孩子。”李春宴说。不难感觉出，她对“每天”的强调里有一种特别的意味。
“我一直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词来形容这种感觉。”她说，“英文里有个词叫routine，日常吗？你感觉你的生活是正常的。每天都有人在关注着你。”
就这些睡前故事的效果，他们专门做过调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对孩子心理健康影响越大的，就是这些故事播放的频率：如果每天听，效果就特别好；一周两三次，效果一般；如果一周一次都保证不了，就没效果，还可能倒退。
为什么会这样？我后来查资料才发现，原来家庭生活中一些简单的日常与仪式，比如家庭聚餐、睡前故事等，的确是培养孩子抗逆力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和谐、稳定与归属感，可以在逆境中为孩子提供平衡。李春宴，第一代留守儿童，研究生毕业后去云南一所农村初中学校支教，之后在公益组织歌路营工作，推广一款针对农村留守寄宿儿童开发的新“一千零一夜”睡前故事项目（王旭华摄）比如家庭聚餐，这项家庭日常行为中包含了餐桌秩序、礼仪、对话等多种因素。伊利诺伊州大学心理系芭芭拉·费瑟教授在一项针对近20万美国儿童和青少年、17项有关饮食结构和营养状况的研究中发现，每周有固定聚餐时间的家庭，不仅孩子更优秀，婚姻也更稳固。“也许家长做不到让全家每周七天都在一起吃饭，但是如果一周能安排三次家庭聚餐，就是对孩子健康极大的保护了。”
美国儿童抗逆力研究专家安·马思滕（AnnMasten）曾经写过一本书《平庸魔法：发展中的韧性》（OrdinaryMagic:ResilienceProcessesinDevelopment），意思是对孩子来说，抗逆力其实不是什么童话故事里的魔法或者秘方，而是来自于一些很平常、很日常性的保护性的力量，比如父母的照顾和关爱、与他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健康运作的大脑、动机等，都是影响儿童抗逆力最关键的因素。而其中认知、动机之类的因素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孩子与成年人之间的关系。因为只有通过与成年人的互动，孩子才能由简入难，学会各种应对与适应的技巧，如何停止哭泣、如何调整行为、如何延迟满足、如何解决问题等等。
儿童抗逆力的关键因素，良好的养育／其他亲密关系／智力／自控力／成功的动机／自信、自我效能／信念、希望、相信生命有意义／有效的学校／有效的社区／有效的文化实践
在过去的30年中，为了生存，2.8亿中国人离开了自己的村庄来到繁华的城市，形成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移民潮。为了更丰厚的收入与更长远的未来，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孩子留在了农村——有的交给母亲（或者父亲）一人，有人交给祖父母或亲戚，还有的孩子只能自力更生。
根据《中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超过6102万。后来《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对农村留守儿童的概念进行了新的界定，确定是指“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无法与父母正常共同生活的不满16周岁农村户籍未成年人”。按照这种新的界定，农村留守儿童只有902万人。但即便如此，其中至少有36万孩子属于彻底的独自留守，没有家人照料。
对于这些孩子来说，这些日常魔法恐怕与童话中的魔法一样遥不可及。
正如李春宴所说，这些孩子的童年以及他们对陪伴的渴求，未曾经历过的人，恐怕很难明白。
留守，艰难的成长之路
李春宴本人就曾经是一个留守儿童。事实上，她属于中国第一代长大了的留守儿童。正是这层经历令她的工作有了一种非同寻常的说服力。
她出生于江西的一个山村里。因为毗邻广东，去珠三角一带打工就成了当时那个小山村里家家户户的共同选择。从她刚上小学的时候开始，父亲就开始出去打工了，给人做装修，半年一年才回来一次。这件事情多少造成了她成年后与父亲之间相对的疏离，但在当时对她的打击并不算太大。因为毕竟还有母亲。
她的母亲虽是农村妇女，没有读过几年书，但有着一个劳动者天然的勤俭、乐观与尊严。
“父亲出去打工以后，她是撑起一个家的人。她是一个很能折腾的人，永远闲不下来。她给人煮过饭、卖过水果、捡过废纸，凡是能赚点买菜钱的工作，她都做得开开心心、坦坦荡荡。在她看来，用劳动换取金钱，是一件很有尊严的事情。”
所以，就像大部分农村孩子一样，姐妹俩从小就跟着母亲一起干农活。父亲不在家，孩子也是重要的劳动力。洗衣做饭、种地插秧收稻子，什么都要做。作为妹妹，她可以优先选择，但不能不做，也不能等着大人干完活来帮她。她必须独立完成这些。
“不客气地说，当时我们干活都是一把好手。记得有一年，我大概七八岁吧，夏天插秧到一半，我妈扭了腰，躺在床上起不来，亲戚们也要等到插完自己家的才能过来帮我们。于是，我和我姐就叫了一帮自己的同学，呼啦啦地就把自己家剩下的秧给插完了。”
“也许是通过这样的方式，父母让我从小就知道我必须为我自己做的每一个决定负责任，并且知道，我自己的事情必须由我自己来做，不可以等着别人来帮我。”
不过，到了初中，母亲也开始随父亲一起外出打工。姐姐在县城读书，隔半年才会回来一次。只有母亲每隔一两个月会回来一次。
那段时间里，她跟所有家人基本上就处于一种失联的状态。公用电话当然有，但很贵，不是一个山村小女孩的零用钱可以负担得起的。所以，每到周末回家，从学校走路回家要一个小时，那一个小时里，就始终处在一种忐忑之中。
“妈妈回来了吗？”
“妈妈回来了吗？”
那种七上八下的不安与急切，如今回想起来，仿佛就在昨日。
当然，更多的时候，她看到的不是母亲的身影，而是紧闭的门锁。受母亲的托付，隔壁大娘总会过来安慰她说：“你妈这周没回来，你就跟着我家一起吃饭、睡觉……”
“毫无例外，每一次，我都知道婶娘会说什么。每一次，她那句话还没说完，我的眼泪肯定已经下来了。”
“一次例外都没有。”她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那种心情我很难形容。我也很倔。我绝对不跟婶娘他们一起吃饭。我一定是自己做饭，自己吃饭，自己洗衣服，自己收拾房间，自己睡觉。我想，我大概是想让父母知道，我能应付这一切。但同时也有一点想让他们知道，我很可怜。我想让他们感到内疚。”
尽管充满了分离、孤独和失落，但回望童年，李春宴仍然觉得，自己度过了一个幸福的童年。除了睡前故事项目，歌路营还做了班级阅读角的项目，他们去到班里跟孩子互动，问孩子，“谁这个学期读过图书角里至少10本书”，大家纷纷开心地举手湖南省隆回县三阁司镇中学是一所从五年级至九年级的乡村寄宿制学校，2016年下学期共1632名学生，近70%是留守儿童。体育运动也是调节孩子心理状况的有效干预手段（曾勇摄/视觉中国供图）
“虽然父母不在身边，但安全感是足够的。我相信他们虽然暂时不在身边，但过段时间就会回来啊。而且，这种信任也是相互的。我的父母也非常相信我有足够的能力处理独自一人的生活。”
回想起来，小时候大部分愉快的回忆都与家乡的山野自然有关。在山里面砍柴火，顺便采野果；在河里洗衣服，顺便玩水；在田里采野菜，顺便挖个红薯吃……自然确实给了她许多美好的回忆，好像那时候吃的苦一点也不苦，反倒充满乐趣。
更难得的，是父母对两个女儿的教育上的开明和支持。“他们在我学习上给我的态度就是：你想读到哪我们都支持，只要靠你自己的本事考上了就可以去读。”
所以，她心无旁骛地读书、考试，考上了大学本科，又如愿考上南方一所重点大学的研究生。
“高考考得不好，报专业的时候也没有人可以指导，心里有些慌。不过，后来又考了研究生，因为想学点自己真正想学的东西。”对于求学中的挫折与艰难，她轻描淡写几句话就寥寥带过了。但过去几天的采访，已经让我意识到，一个农村留守儿童读到重点大学的研究生，而且，在毕业之后，不是以生存为第一，而是遵从自己的内心做自己觉得真正有意义的工作。这条逆境中的成长之路，走得绝不容易。
支教：很多孩子还没尝试就放弃了
其实，如果不是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李春宴大概会像她的同学一样，毕业后去广州或者深圳找一份体面的白领工作，或者去当老师。
但那天，她无意间在学校的校园网站上看到“美丽中国”的宣讲会。那是一家组织年轻人送去中国边远地区支教的公益组织。宣讲会现场很冷落，稀稀拉拉地坐了20个人，不久就剩了十来个人。但她听完后，就跟宣讲的人说想加入。
“其实我看到宣讲会的消息时，就已经决定要去了。参加宣讲会只是一个形式和报名，所以好像反倒没有很注意他们讲什么，反正讲什么我都去。”她说，“我想要看看十几年过去后，跟我有着同样标签的孩子们，他们的生活和学习是什么样。”
“这几年有很多关于留守儿童的负面报道吧，毕节垃圾箱闷死留守儿童、儿童服毒自杀、百色助学网事件，不知道是我因为不断地看到这些报道进入了这个行业，还是因为我进入了这个行业而格外关注这些新闻。”
总之，毕业后，她如愿去了云南的一所农村初中学校支教。那所学校就建在一座海拔2000多米的大山的山脚下。整个学校几乎没有平地，从宿舍楼走到教学楼，要爬过一层又一层的山路阶梯。一路风景极美，校舍与教室却很简陋。让她震惊的是，十几年过去了，虽然物质条件多少有了改善，比如孩子们终于可以吃上统一的营养餐了，但根本情况并没有太大改善。她读书的时候，班上考上大学的不到10个人。如今她支教的学校里，考上重点高中和大学的依然是这么几个人。很多孩子从一开始就已经放弃了读大学的念头，甚至连高中都不想读。
她用了一组数字来描述这些孩子的现实：50、25、5。
50是她教书时初一的学生人数，25是他们留下来准备高考的人数，5个是考上大学本科的人数。
这些数字让她感到不安，不是因为这么多学生不愿意考大学，而是他们甚至还没有尝试，就如此轻易地放弃了。毕竟，对他们来说，除了上大学，并没有其他更好的改变命运的出路。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刘云杉统计1978～2005年近30年间北大学生的家庭出身发现，1978～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占三成，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滑，2000年至今，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科2010级王斯敏等几位本科生在清华2010级学生中做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村生源占总人数的17%。那年的高考考场里，全国农村考生的比例是62%。
不仅仅是北大清华。教育学者杨东平主持的“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调研得出，中国国家重点大学里的农村学生比例自90年代开始都在不断滑落。
“我读书的时候，虽然也寄宿，我甚至还睡了一年地板，但总体气氛是开心的，跟老师同学们关系都非常好，心理状况很健康、积极、向上，大家一起努力读书，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但她的学生们中间，似乎弥漫着一种她的童年时代不曾有过的迷茫，很多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心理上的问题。一个学生曾经跟她说，他的爸爸妈妈在他一两岁的时候就离婚了，妈妈不知道哪儿去了。后来他说，脑子里一直有两个声音，觉得自己的脑子是分裂的，一个声音跟他说不要去找妈妈，另外一个声音说要去找妈妈，两个声音不断地打架。
还有一个女孩，会因为一点小事，比如和父母吵架，或者和男朋友怄气（早恋现象很普遍），就拿小刀划自己的身体。
大量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研究证实，抑郁、孤独、焦虑、人际交往、自我第等问题非常突出，具体表现为：①寄宿留守儿童“经常”或“有时”出现沉闷的情绪，其比例高达59.8%（廉恒鼎，2012）；②51.3%的留守儿童认为自己是一个失败者。40.2%的认为自己一无是处，寄宿留守儿童存在较低的自我认识和自尊（向燕妮，2016）；③在人际交往中，对他人的信任感较低，容易感到孤独。根据张茜（2013）的调研发现，26.7%的留守儿童存在超重孤独倾向。
为什么会这样，她并不明白。但她发现，很多时候，一个好的老师能改变很多。比如她第一年支教的那个班级，班主任是一个很开明的人，真心关心他的学生，从学业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有一个小小的记账本帮孩子们管理零用钱。那个班级的孩子的精神面貌就很好，很团结，很向上，同学之间也很友爱。
但另外一个班的状态就很差。班主任抱怨很多，脾气暴躁，动不动就要求家长领孩子回去。一开始，她指导那个班上的孩子们编排历史剧，还为他们表现出的惊人的创造力深深折服，但不到一年时间，已经好几个孩子辍学，很多孩子已经不想读书了。
除此之外，她隐隐觉得，也许阅读能改变点什么。
其实，对她自己而言，主动阅读是从高中时代才开始的。在此之前，和绝大部分农村学生一样，她的生活中只有课本和考试。没有图书馆，没有书店，也没有任何与考试无关的书。唯一的例外是初一那年，班里来了一位年轻的代课老师，请当时是语文课代表的她代为保管一批私人藏书（其实就是几本《读者》《青年文摘》，也许还有几本小说），也可以供同学借阅。但这批书后来很快被人偷走了。为此，她愧疚了很长时间。
虽然只是薄薄的那么几本书，虽然只在她的生命中停留了那么短的一段时光，但那几本“课外书”却让她第一次意识到了在她之外，在她的村庄、学校以及贫乏的生活之外，还有一个更广阔的天地。原来，生活还可以是另外一种样子。
她之所以是今天的她，与她作为留守儿童的童年有关，也与她读过的书有关，与初一那一次转瞬即逝的微光有关。所以，她想，也许她也能为这些孩子创造一点这样的微光。
她先是通过网络向朋友圈求助，很快就征集到了两三百本书，排满了两个书架。一开始只是给她自己班上50多个学生看。但她发现，其他班的孩子都眼巴巴地看着，很羡慕的样子。于是，她又通过朋友联系上一个公益组织，对方一下子捐助了几千本书。
为了安置她征集来的这些书，校长让出了他自己的办公室，桌子、茶几、文件柜统统搬走，又从学校各种角落搜罗来了几排书架，终于建成了这个山村学校有史以来第一座图书馆。
说是图书馆，其实只是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小图书室，里面只装得下十来个孩子，外面永远有几十个孩子在排队。尽管规定了不能在图书馆里看书，但总是有孩子一进来就不愿意出去。就挤在里面，直到关门。
“在农村，很多学校的图书馆是不开的，或者一两个月开一次门，因为怕孩子会破坏书。但至少在我们那个学校，孩子们对书是很珍惜的。在图书馆建成的一年半时间里，他们基本上没丢过书，连损坏都极少。”
她自己也常常泡在图书馆里。这些给孩子的书，是她自己童年时代从来没有机会读过的。她贪婪地读《窗边的小豆豆》，读李欧·李奥尼的绘本，想象着如果小时候读过这些书，今天的人生是否会有所不同——也许会对世界有更多一点的好奇？也许会有更自由奔放的想象力？
农村的童年，精神上的匮乏程度是城市的孩子无法想象的。很多城里孩子视之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在农村的孩子看来，都是遥不可及的资源，比如书、故事以及阅读的能力。
工作以后，她曾去过很多农村学校的图书馆。那些图书馆里的书，要么很老，都是几十年前的书，或者根本不适合孩子看，要么印刷质量很差，很可能是盗版的。她去过一个县城乡镇小学，1000多个学生，算是规模比较大的学校了。学校图书馆号称有两万册书，但她仔细挑选了一下，发现勉强能给孩子阅读的书不到1000册。后来，她当时所在的公益组织为这所学校捐助了几千册图书。但是，这也不过是杯水车薪而已。
即使有了图书馆，有了适合孩子的书，阅读能力也是一个巨大的障碍。作为一种高级的脑力劳动，阅读是需要培养的，要有好书，要够得着，要有开放的环境，还要有人带领，而这些在农村都是很难的。有调查数据表明，在中国，农村孩子的阅读能力落后城市儿童平均一到两个年级。
这就是为什么当她第一次听到“一千零一夜”睡前故事的项目时，感到那么巨大的惊喜——就算读起来不容易，至少谁都会听故事吧。
一千零一夜：一种疗愈的手段
6年前的一个冬天，杜爽正在甘肃调研，晚上熄灯后，宿舍的孩子吵吵闹闹很久都难以入睡，在吵闹声中隐约还传来的孩子的哭声。老师很淡定地说：“孩子刚开始住校，还不适应，哭一段时间就好了。”
城市儿童的睡前仪式是母亲讲故事，而这些孩子的睡前仪式却是集体哭泣。“就像传染病一样，一个孩子哭了，整个宿舍的孩子就开始哭，然后旁边的宿舍也跟着哭。”
这件事情深深刺激了杜爽。她是公益基金会歌路营的创始人之一，记者出身，又是一个资深的心理咨询师，有过多年青少年心理咨询与辅导的经历。老师眼中的“适应”问题，在她看来却显然是一个“心理创伤”，对孩子未来的成长恐怕有很强的负面影响。
更重要的是，这些孩子都太小了。才一二年级，不过六七岁的样子。那么小的孩子，天冷了不知道添衣服，鼻子流血了也不知道怎么办，怕黑不敢告诉别人，被同学欺负了也不敢说出来，怕尿床，怕从床上掉下来……“独立面对许多问题，他们会感到茫然而产生焦虑情绪，老师的照顾不到或者态度粗暴更会加重他们的心理压力。”
她曾经无数次在农村寄宿学校看到这些令人心酸的场景。比如有一次，大晚上了，她听到一个小姑娘的哭声。下去一看，只见是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小小的个子，对着一地的玻璃碴子在哭。原来是她独自扶着墙洗脚时不小心摔坏了一个热水壶。老师迅速过来清理了现场，但并没有余力抚慰小女孩的惊恐。那么漆黑幽长的楼道，小女孩的哭声久久不能平息。
杜爽说，近几年最令她感到不安的是，留守儿童分布越来越呈现低龄化趋势。学前留守儿童数大量增加，其中两岁以前是父母离开孩子的高发期。两岁的孩子，正是建立依恋关系的关键时期。对于这些孩子而言，从小与父母依恋关系的断裂与丧失，意味着什么呢？
在一篇题为《留守：哀伤抑郁的童年》的文章中，她这样写道：“一个儿童在早期与母亲等重要抚养人的互动，主要的不单单是满足身体的喂养，更重要的是在于母亲的互动中便会感到被爱、安全和信任的关系。即形成了儿童个体‘内部工作模型’，其实质是儿童对自我、他人以及人际关系的一种稳定性认知。如果建立的是安全型工作模型，儿童就会去探索周围环境、他人玩耍以及其他交际行为。但是，如果儿童觉察到自己与母亲分离，不被关注或接受，就会产生焦虑情绪，初期会反抗，表现为号啕大哭、又踢又闹；但当长时期分离时，他们会幵始绝望，并处在无法言语的痛苦之中，心理学上将这种状态称之为哀伤。这个阶段虽然外表看起不再哭闹，但是内心会长期处于这种无助、失望、哀伤、抑郁，并常常会产生许多行为问题和心理障碍。”
“安全依恋关系处理不好，孩子就会有两个倾向，第一是情感向内封闭，我们常常听到这些说法，农村孩子自卑、过于内向、不爱说话，甚至有老师说，他带的孩子有三四年没说过话的。第二个倾向是向外攻击，暴力、欺负人，长大以后可能留守犯罪率，都是大的社会问题。”她说。
但是，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到底有多严重呢？
从甘肃回来以后，她和歌路营的同事用了数个月的时间，走访了河北、四川、湖南、湖北、云南等近百所学校，查阅了大量文献后，提交了一份《中国农村住校生调查报告》。这份报告从心理适应、宿舍环境、营养卫生、住校老师、睡眠状况等多个方面展示了农村住校生的生存状况和生活图景，其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就是学生的心理状况。
2015年10月份，他们又和北京大学教育财政研究所一起又做了一个大规模RCT评估。在这次评估中，他们更清晰地看到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的心理健康（尤其是抑郁风险）、校园霸凌现象和学业成绩（阅读能力和留级）堪忧。父母外出打工与留守儿童学生的心理健康、校园霸凌、学业成绩显著负相关。
在这份报告中，最令人震惊是两个数据。第一是这些学生的抑郁风险达到65%以上，是城市平均水平的2倍。这份报告的主要负责人，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的宋映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用的量表是美国流行病调查中心用于青少年抑郁的医学诊断工具。“同样的量表，做了3次，都是同样的结果。”
其次是校园霸凌问题。31.7%的学生表示自己每月至少有2～3次被人欺负，而16.5%的学生甚至表示自己是每周至少1次被人欺负。可这一比例，到了旁观者身上则又增加了不少。看到同学被别人每月至少欺负2～3次的人多达48.2%，而看到被严重欺负的则有27.5%。同样，研究者将这一情况与WHO公布的40国青少年的校园霸凌发展率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样本中的农村寄宿制小学生校园霸凌现象远高于国际青少年的比例。
几千万寄宿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到底应该怎么解决？这件事情刻不容缓，因为孩子天天在成长。
一对一的个体咨询或者群体咨询显然不可能解决问题。就算北京最好的大学，几万名学生，也就十几个咨询老师，加上一些辅导员。这种模式显然不可能应用到农村的寄宿留守儿童身上。至于所谓送专家下乡讲座、留守儿童之家、亲情电话之类的官方方法，更是形同虚设。
新“一千零一夜”的灵感来自团队内部读书会上分享的一本书《朗读手册》。书中记录了一个真实的故事，美国一位志愿者妈妈坚持给监狱里的少年犯们讲了一个月睡前故事，这些有着严重心理问题的孩子心理状况明显改善，攻击行为大幅降低。
也许睡前故事同样能够改善寄宿生们的心理健康？于是，从2013年起，歌路营启动了新“一千零一夜”睡前故事项目，通过校园广播系统和安装在宿舍的小喇叭，为住校生提供每晚15分钟左右的睡前故事。
这些故事有一些是歌路营的工作人员自己写的，有一些是改编的，但都融入了他们对这些孩子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中面临的成长问题的思考。他们曾经通过对学校老师、住校社工、学生的访问整理出了将近200个问题库，并从中筛选出孩子们普遍存在的11个成长议题，比如孩子自制力差、内向不与人交流、同学间常发生冲突等等。这些议题都被巧妙地编入故事。
比如第一个故事《树精灵》，小小的菜青虫在昆虫学校念书，个子很小，唱歌不好，体育不好，到处受人欺负。老师让他回答问题，他明明会，却偏偏回答不出来。大家都笑话他。沮丧的小虫子走到了森林里，遇到树精灵。树精灵跟它说：“你每天晚上来这里，我每天给你讲一个故事。”就这样，树精灵就陪了他一千零一天，每天都在讲他遇到的困难应该怎么去面对。
这就是“一千零一夜”开篇的故事，充满了寓意，其中有人际支持、自我效能感、归属感、乐观，这些都是目前国际上儿童抗逆力干预的基本纬度。
“故事虽然是讲给所有人听的，但它在内心激发的想象和情感，却是个人式的，是自己与自己的对话。”杜爽说，“我们都有过着这样的经历。小时候听过的故事里，刚好隐喻了或者印证了我们内心的一段经历的时候，这个故事就会成为我们往前走的一个动力。”
如此看来，睡前故事广播实在是一个很天才的想法。一来可以帮助孩子睡觉；二来，故事里可以加入大量的心理疗愈的元素；第三，故事还可以引发孩子之间的讨论，改变的不仅仅是个体，还有同学之间的关系。
更重要的是，整个项目非常廉价，可以很容易复制和推广。按每所学校200名寄宿生计算，包括喇叭、故事提供、教师培训、督导服务和税费等全部费用在内的项目成本，是一所学校6779元；平均每个孩子34元，就可以听6年的故事。
杜爽并不愿意夸大15分钟睡前故事对这些孩子的心理健康的影响。为了测验这些故事的有效性，他们曾邀请北京大学教育财政研究所，按照世界标准严格的随机控制实验的研究方法，在全国两省五县的132所学校开展了为期两年的科学评估。结果表明，“如果我们干预，每天做干预，有时候能提高孩子一定的抗逆力，改善一下霸凌的情况（听故事的寄宿留守儿童被霸凌的比例下降了10.37%，高出没有听故事的学生2%～5%），但对抑郁只能起到缓解的作用（整体上，所有学生的抑郁风险都有所提高，但是故事组的提高率是最低的）。但如果不干预，这些孩子的抑郁状况、抗逆力，都是急剧下降，阅读能力（代表学习表现）也在急剧下降”。
对于这么大的问题，故事显然是不够的。所以，他们后来又增加了新的干预方式。早起放音乐，晚上听故事，白天开了130多节的故事心理课，一些学科的视频补充课，还有游戏课、电影中的成长课等等。“但最有效的办法，仍然是让父母回到他们的身边。”杜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