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有一部没有写完的小说叫《行走在阳光下的人》，其中关于小时候在昆明长大的几段故事，我写了又删，删了又写，总觉得具备某种自我欺骗的嫌疑，并不真实。文林街的咖啡馆、云南大学的苏联建筑、师大附中门口的录像碟店、海埂大坝上的红嘴鸥……在印象中，作为一个云南人，在离开她15年之后，我竟然只能用“某个地方”的概念来丈量这座城市。
小时候就听父母聊起云南人的秉性：家乡宝——一种无论离家多远多久，最终都会再回来的性格。其实云南人也是有出走的天性，边陲即通路，北上南下，天涯不远。
18岁那年，我坐上了北上的绿皮火车上大学，一天两夜。火车从昆明开出，穿过贵州的山足足花了一天。当火车跨过长江流域，眼前豁然开朗，是我未见过的开阔平原，火车加快了速度。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云南之外，还有如此广阔的世界，这里有严酷的春夏秋冬（18岁前我只见过一场雪）、有天南海北的口音、有许多不一样的少小离家的故事，更有一个庞大的城市，让人感觉慌张和孤独。
几个学期下来，我发现一个严重的事情，我吃不惯北方的饮食；第一次在雾霾里感觉呼吸困难；第一次在宿舍里怀念起那座365天都能看到蓝天白云的城市。从一个遥远的边疆之地进入一个真实的世界，再忆起昆明的市井生活，也觉得镀上了一层金光，透着一种世俗的美好。其间放假回家，吃饱喝足，走时恋恋不舍——似乎所有云南的孩子在离家之后的头两年都是这样度过的。
大学毕业之后我去了德国，一个更遥远的地方游学。当我离云南越远，时间越久，我越能看到曾经忽略的美好。云南在我内心里播撒的东西，因为遇到了更大的世界，那些质朴的、“憨”的东西便越发让人感受到珍贵。因有了这种内心里的韧劲儿，我爱上了走到更远的地方。德国、西班牙、法国、英国、美国、尼泊尔、斯里兰卡、越南，我越是远走，那个根植在我内心里的东西，越发扎实，让我越觉得有根。
这些话没办法和母亲说清楚，她在电话那头儿告诉我：“你就不像一个云南人，人家都知道要回家，你是越走越远，简直是不着边际。”我从未与她聊到这个问题，重要的不在于每天在这里，心怀云南，才是一种更有意义的生活。
小院
30岁的时候，我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辞职。
当时，我在一本时尚杂志从专题编辑做到主编已经六个年头。那天下午，我向恩师提出辞职的时候，她似乎觉得我在开玩笑。我们坐在北京一家日料餐厅里谈到我的理想——年岁渐长，我发现我已经回不去云南，北京已经成为我的家，我希望在胡同里开一家云南私房菜馆，不仅是口味，更承载云南的生活方式。对此，她觉得惋惜，因我决绝的态度她也只能作罢。
北京四合院与云南生活方式的结合——小院（卡生供图）
（卡生供图）在开设“小院”之前，我曾有过短暂的迷失，像所有时尚剧里的生活一样，我过上了参加品牌秀场、每天穿着不同设计师服装的生活。我从一个胖子饿成了一个瘦子，至少看起来和时尚圈有了更近的关系。我开始在谈论包和鞋的时候有了某种特殊的优越感，这种迷失我将它称之为一个时尚小白的蜕变历史。
当我意识到欲望的膨胀，似乎我内心的树根正在枯萎，连接家乡和过去的东西变少后，我就成了一株漂浮在滇池里的浮萍，任由飘荡，却再无根可言。我想我应该换一种方式生活。云南人那股子“憨”劲儿又回来了，小院就这样在2014年，在很多人的反对声中开始了运营。云南人大概都是这么任性。
北京四合院的生活和云南的生活方式有许多的共通之处。生活在市井之中，灵魂又可游荡在其外。这是根植于一种市井文化发展而出的“乌托邦”。小院里的云南菜是我记忆中的味道，没有添油加醋让它成为创意菜的原因是因为我武断地认为，云南菜是全世界我吃过的最好吃的菜——酸辣的配比、食材的多样、制作的家常无疑是我通向回家的一条路。
我要做这个院子，是要去还原我和云南的关系。质朴无华、返璞归真不是偷懒，只是我想坐在院子里吃着家乡的菜时，我能找到这样的共情感。尽管这在庞大的北京似乎是一个飞地。学校门口的臭豆腐、小锅米线、狼牙棒土豆、凉拌豌豆粉，这些儿时的路边摊，配合着小院里树涛的声响，时光静止，成为了乡愁的一部分。到今天，家里的厨师已换了三轮，现在的是个佤族少年，来自云南的边陲小镇临沧，所有菜的故事和来源我都与他分享，希望他能做出我少年时吃到的菜的味道。
在小院里，我还给自己准备了一间书房。我想起在昆明读书的时候，我有一家喜欢的书店——麦田（如今还在），老店位于钱局街上，旁边是火锅店和一个自行车店，它夹在中间。门面不大，书却是很全很偏门，门口坐着一些奇奇怪怪的长发青年、文身青年，喝着酒听着爵士乐。每每放学，我都会去逛逛，第一本在他家买的书是伍尔夫的《一个人的房间》，那时候的密集阅读虽然如今看来是在一个过早的时间，阅读了过早的先锋文学，正确与错误很难分辨，但由此播下的阅读种子却是让我受益匪浅的。所以在开设小院时，我希望在一个纸质书籍被人忽略的时代，依旧有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
如今，小院已经陪伴我三年多，之前只知道拥有一个自己的院落是一种风花雪月的生活，但账单、餐品的稳定、服务、运营、胡同里的邻里关系……即使是一个小小院落，也是一个微型的小企业，需要你去精心管理。这些年，我有诸多变化，最重要的是磨出了一副好性子，我哪曾想过我能做得一手好菜，我哪能想到我有成为手艺人的潜力，更不知是什么时候开始在院子里信手涂几张小画。是这个院落，让我逐渐打开了对自我的认知，以及对这个世界的理解。这很像是一个迷信硬派武功的人，突然慢下来打太极，才知过去的时间里，只有一味的勇猛，却少了一份缓慢与耐心。
方言
于坚是我最爱的云南诗人，他的书籍我几乎全部都阅读过。当我阅读他所写的每字每句，我都会自动切换为方言去阅读。用方言去阅读他，我发现那是一种全新的角度，日常性、市井化的同时不乏国际的视野，这是一种更高级的世界性。云南的于坚就是里斯本的费尔南多·佩索阿，他们站在原地阅读世界。而如我这样的云南人，只有在远离她之后，才明了这最好的风景。
方言像一个洞穴里的小火光，微小但能让你找到一条回家的路。可惜的是，我不是一个能说得好方言的本地人。对于阅读他，我充满了矛盾感。
由于我的家庭频繁迁徙，三岁从县城丘北到州府文山，又在建立方言系统最重要的五年级去了省城昆明。一路迁徙，当一个孩子想要最快地与周遭环境融为一体，且不被小朋友们嘲笑（现在想来根本没有嘲笑的意味）的时候，我不想再去学习一门新的方言，而直接开始说普通话——因为它足够通用，也足够和周遭的环境保持礼貌的距离感。因为来自小地方怕被欺负，也因为害怕方言学得不地道而成为笑柄，莫不如说普通话，这便省去了诸多的麻烦。但实际上，在边疆说普通话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很多私下密切的关系都是由方言系统构建的，这也让我从小与周遭环境树立了一种微妙的关系，成为了一个和谐、对立的异类。
“方言”似乎暗示了我所有未来的际遇。我羡慕像于坚这样用方言思维思考和写作的人，他的故乡不在别的任何地方，就在自己每一个文字中存活。
乡愁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回到昆明后，我开始用导航找路，原本熟悉的街景已经不复存在，慢慢随着城市的扩大变得面目全非，而生活在这里的人又似乎被时光所冻结。这种变和不变，是这个地方特有的属性。
一方面，云南的城市建设是迅速的；另一方面，人的状态是停滞的。这是一个好的结果吗？当你爱上一个城市的时候，应该说你爱上的是这个城市的古老和人的多元，而这一切恰恰相反。生活在这里的朋友，积累的抱怨主题从这个城市的迅速扩建，到人的随遇而安似乎从来就存在，这也让如我这样的“乡愁分子”怀疑自己愁的那部分变成了更大的担心。
当然，这种对于“乡愁”的探讨是一个世界性的命题，并不一定是云南独有的特征，但无疑，云南人对这个问题的看重是因为每一个人的教育中都与“家乡宝”有关。
于坚提到乡愁时说：“我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目睹自己的故乡世界，像一艘报废的破船那样被拆除、消失。但昔日造就了我的生命的那一切依然在我的舌头后面活着，我像一个说谎者那样说出了他们。”
面对尴尬的乡愁，人总会有不灭的希望。从我在北京建立了一个假想之中的云南小院，就一直在努力建立一个王国，与云南息息相关，其间我也担心，我所描述的云南，真的是那个云南吗？
一天，我坐在院子里，写下一段话：“看一棵树的生长，吃一顿不是所谓创意菜的云南菜，好好写一本小时候的故事，这便是生活的希望所在。”这个小院是我历经多年后对云南的理解，寄托着我回不去云南的遗憾，更是我提前20年的落叶归根。正如于坚所说，我们没有故乡，我们只有未来。
我从未拒绝远行，云南人也有出走的天性。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乡愁不只是牵连，更会给我力量，让我保持对生命本质的追求。
（张雷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