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世界
2004年底我来到北京，一待就是十几年，去年8月，因为孩子上学，我们移居上海郊区。联系上我的师弟刘梁剑之后得知，他的小区跟我的小区就隔一条马路。老刘请我吃了顿饭，饭后我们在泰晤士小镇里溜达，他问我：“住处附近有一条路叫思涌路你知道吗？写不出来的时候，可以去那儿散散步。”没想到老刘这人挺文艺，我学别人喊他老刘，其实他比我还低一届，如今已经是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的教授，而且负责系里的一些行政工作，心境却依然平和。
老刘还邀请我在9月开学的时候去系里跟新生聊一聊。我想这是许多人盼望已久的事情——去母校衣锦还乡一把。搁以前，我都不敢去见以前的老师如郁振华等人，因为觉得自己毕业以后毫无建树——师弟都是教授了，我不过还是一个普通的媒体工作者。但近年来专栏写了一堆，还翻译了几本哲学普及读物，觉得跟老师们可以有一些交代了。我去系里不是去做学术报告，我那一场活动是新生入学教育的一部分，我给自己定的任务主要是，告诉师弟师妹：你们来对了，这是一个非常温暖又非常严格的系，你们一定能学有所成。以我为例，毕业后就职于一家非常牛的《周刊》，平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在稿子里介绍过实验哲学、采访过齐泽克，在著名学术出版机构三联书店出版了一本《假装读过》，翻译了一本《生活哲学》，还有澳大利亚一位诠释学家写的《真理》……后来发现师弟师妹更愿意跟我讨论学术问题、学哲学的意义问题，我只好建议他们以后好好向老刘请教。
我向老刘打听系里的招生情况，他说还不错，系里现在有一个留学生项目，有一些全英文的课程。我一听那确实是很厉害了，真的国际化了。这让我想起2017年1月我跟同事做的纪念三联书店学术文库的报道，这个专题刊登于第920期，“封面故事”是《我们为什么爱宋朝》。当时我去采访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吴增定老师，同事采访了李猛老师。李猛说：“中国人在思考西学的时候并不满足于一个地方性的角色。”吴增定老师对我说：“就《存在与时间》在中国的接受来说，一开始大多数读者把它当成存在主义思潮的一部分，现在看来，当时中国人对《存在与时间》的接受是有一点错位的。因为在《存在与时间》里，海德格尔恰恰批评了所谓的主体性、个人自由、人性解放这些现代性的价值。随着海德格尔其他著作的不断翻译和引进，再加上国内研究的不断深入，海德格尔的整体思想形象就变得越来越完整和丰富了。我觉得中国的‘海学’应该是已经形成了，至少自觉意识非常强。事实上，这种自觉意识在80年代就非常强，“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这套书就是一个典型。也就是说，中国学者一方面立足于西学内部的专业学术研究，理解它的基本问题和脉络，另一方面也尽可能地把西学研究变成中国自身的思想资源。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中国的海德格尔研究做得非常好。”这个“依然要思考80年代”的专题在杂志社季度好稿评选时得到领导的认可和好评。
2015年5月，我采访了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一书作者陈来，访谈刊登在我刊总第840期上。他说，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是：“责任先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利，社群高于个人，和谐高于冲突。”他说，这都是跟西方近代价值观比较的结果。关于第二条，“西方权利中心的思维的泛化是有局限的”；再比如第四条，“西方文化里有一种内在的冲突意识，中国倾向于和平解决，和谐发展”。
时代之思
我们杂志第800期的时候出过一次纪念刊，那是2014年8月25日，那一期里，我的“书话”栏目写的是《条理分明的头脑》，文中介绍的书今年4月刚出中文版，题为《有序：关于心智效率的认知科学》，作者丹尼尔·列维汀，这本书教读者“如何在信息失控的时代，在工作和生活中重获一种掌控感”。之后第803期的“思想”栏目，写的是《马尔萨斯的遗产》，是回顾经典。最近类似的文章是第996期封面做“抗逆力”时，我写了一篇《哪种哲学最能抚慰人心？》，主要介绍西方古代斯多葛派哲学近期的复兴。薛巍（蔡小川摄）我上一次写总结文章是阎琦老师编《三联生活周刊二十年》那本书的时候，那是2015年底。我的专业是外国哲学，有几次专业知识得到充分发挥：2014年10月，我们杂志第807期的封面是《法范儿》；2015年5月出版的第837期，封面是《意范儿》。《法范儿》中的哲学家词条有笛卡儿、蒙田、加缪、萨特、波伏娃、罗兰·巴特、福柯、德里达；《意范儿》中的哲学家词条包括阿奎那、维柯、葛兰西、艾柯。在写艾柯的词条时，我着重介绍了他的一本小书《如何写一篇论文》，因为我觉得写这种词条以及其他文章也都像是在写论文。写蒙田、萨特、罗兰·巴特等人的书出版后我都有兴趣看看。
这种人物的词条应该怎么写？这几天看到《纽约书评》上有篇文章，评论的是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名哲言行录》的新译本，拉尔修的这本书就是哲学家小传。书评作者说他不懂哲学推理，但他认为哲学不仅是一套命题，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哲学家假装他们的生活方式比其他存在方式更高级。理性的生活虽然总体上很高贵，但被虚伪和荒诞抵消了。他说柏拉图身体强壮，但讲话细声细气。而亚里士多德，“小腿很细，眼睛小，衣着、耳环和发式使他比较显眼”。还罗列了亚里士多德一些极为有趣的格言：有一次有人谴责他救济坏人，他回答：“我可怜的是他的人，而不是他的品性。”他老是强调说，雅典人是小麦和法律的发明者，然而尽管他们用上了小麦，却没有使用法律。他常说，人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那些节俭得好像他们会永远活着的人，另一类是奢侈得好像他们第二天就会死去的人。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总共44.527万行。
法国哲学家贾斯汀·史密斯认为，哲学家有六张面孔：求知者、圣人、牛虻（在一切可能的范围内，纠正他们自己社会成员的见识短浅和误解）、禁欲者、士大夫、朝臣。他比较欣赏作为求知者、牛虻的哲学家，认为一些职业哲学家教授商业伦理课，是帮资本家欺骗穷人、掠夺环境。
美国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2016年3月13日去世，我写了一篇《心灵、意义和现实》。我读研究生时，有一学期就是读普特南的书《理性、真理和历史》，中文版译者之一是授课老师童世骏。普特南也能帮助我们在人工智能面前保持尊严，他认为，你可以彻底地解读一个人的大脑，但仍无法理解它们的意思。无论怎么分解，意义都不在我们的头脑里。努斯鲍姆在纪念普特南的文章中写道：“他跟亚里士多德一样有着一种深入的关切：不可以把人类生活在混乱中的问题加以扭曲，以符合一个过于简单的理论的要求。”
哲学不只有死去的经典，也有对现实的关切。李世石大战“AlphaGo”的时候，李主编（李鸿谷）果断决定做一个封面报道，同事们兵分几路，有的去现场，有的去采访机器学习的研究者和开发者，我领到的作业是从哲学角度写一篇小文。最后做出的封面《人机大战》，登于2016年3月21日出版的第878期。小文也不好写，心灵哲学是哲学难度较大的一个分支，也是比较热门的一个分支。我写邮件询问美国哲学家约翰·塞尔的看法，他的回复只有一句话：“没有意识，机器人就无法真正地下棋。所以（机器人下棋）只是一个比喻。比喻是无害的，除非你把它当真。”这么一个简短的回复也让我写稿时有了点底气。
有段时间，几乎所有人都在谈“大数据”。大数据也被用到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比如分析作家文本中一些词出现的频率。效果如何呢？我在第884期“思想”栏目写过一篇《大数据时代的知识论》。《连线》杂志编辑克里斯·安德森认为，在大数据时代，理论将终结，“有了足够多的数据，数字自己会说话。知道相关性就够了”。美国哲学家迈克尔·帕特里克·林奇在《失控的真相》一书中说，数据分析不能代替经验和理论，信息技术永远不能替代人的思维。
2016年6月第891期上，“思想”栏目写的是《难以捉摸的品位》，介绍了美国记者汤姆·范德比尔特的新书《你也可能喜欢》。他讨论的问题也跟大数据有关。当你几乎能找到世界上所有的歌曲时，你如何决定播放哪些？喜好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量化？
除了科技，对生活影响大的就是政治了。2016年9月，我介绍了玛莎·努斯鲍姆的新书《愤怒和宽恕》。69岁的玛莎·努斯鲍姆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律和哲学教授，同时在古典学、政治学、南亚研究和神学等院系兼职。她已经出版了24本书，发表了509篇文章，获得了57个荣誉学位。她刚刚又出了一本新书《恐惧的专制》。2017年，又介绍了学者潘卡吉·米什拉所著《愤怒年代》及其遭到的批评。
新任主编李大人上任之后，提出内容上的一个原则：“轻者愈轻，重者愈重。”“重”指的是深度报道，我的“思想”专栏只是一个两页的栏目，总体上属于轻的部分，但也可轻可重。前副主编舒可文老师曾经说，如果轻的内容多了，思想就不该也做轻的东西。知识付费热潮中，我看到一本书，中信出版社2017年出版的法国哲学家吉勒·利波维茨基的著作《轻文明》。他说，在超现代时代，“人们想要在很短的时间里了解几乎一切的一切，不费力气地进入复杂深奥的领域，以及更多的乐趣。在轻文明里，对知识的好奇仍然存在，前提是，它可以迅速被满足，而且不叫人头疼。我们与高级文化的关系也被改造成了轻的模式……轻的过度膨胀会扼杀生活中其他重要的维度：思考、创造、伦理责任或政治责任”。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不是在沉湎于轻佻的快感时，而是在对抗现代世界的躁动与狂热中，我们才能变得轻。轻依赖于自由的精神。”2016年12月12日出版的第916期上，“思想”栏目写的是《现代性及其病理》，第917期写的是《民粹主义辨析》，第930期上写的是《全球化伦理的可能性》。“思想”在我们杂志上算轻的，后来更轻的话题我就放在了我们杂志微信公众号的读书专栏里。
7月29日，英国《卫报》网站上刊出一篇文章《聪明的书如何成为一种出版现象》，作者亚历克斯·普雷斯顿说，以色列学者尤瓦尔·赫拉利所著《人类简史》2014年9月在英国出版，这是一部高深的进化史，通过对人类合作能力的学术考察，描述了人类的发展。该书出版后非常畅销，2015年夏天出了平装本后尤其畅销。惊人的是，至今它仍然销量很大。出版两年半以来，在英国卖了20多万册。《人类简史》成了一种出版现象，它的成功表现了人们买书习惯上的一个趋势：聪明的、有挑战性的非虚构著作突然流行起来。同时明星传记类图书的销量下降。人们从耀眼但读完就扔的名人故事转向了更加严肃的、认真思考的、安静的、帮助我们理解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的书。过去5年间，政治、经济、历史、医学类书籍销量大增。严肃类图书畅销大概是因为，“这是一个狂热的、不可预料的时代，社会每天都面临新的挑战和困境，从民粹主义政治到难民危机和气候变化”。前几天，某出版社编辑说，我给他们翻译的《生活的哲学》卖了6万册了，也算是非虚构书籍好卖的一例吧。
精英人士一直都很注重阅读严肃的著作。扎克伯格在2015年每两周读一本书，除了一些热门的书，他读的第七本书比较特别，是美国加州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崔时英所著《理性的仪式》，扎克伯格说这本书：“讲述的是共同认知这一概念，以及人们处理世界时不仅依赖自己的所知，而且依赖于我们知道其他人知道的东西和我们的共同知识。这个观念对设计社交媒体来说很重要，因为我们总是要权衡为每个人创建个人化的经验和为所有人创建普遍的经历。”这本书其实侧重的是多人协调行动需要什么样的信息传播方式：每个人都得到了同样的信息还不够，还要知道对方知道了这一信息。
总之，这些年来我写“思想”算是尽心尽力，介绍了不少学说和思潮，试图帮自己也帮读者理解和面对世界，愿《周刊》1000期之后继续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