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和记得我们说起了无政府主义，但巴金先生显然不愿意就这个话题深入谈下去，他有点激愤地挥着手，说：“这别去管它，他们要批判一个对象总是要把无政府主义拖去‘陪绑’的，这个问题以后再说，现在说不清楚。”
沉默对待无政府主义：“现在说不清楚”
我不是一个爱做笔记的人。有许多事情发生，当年仗着年轻记性好，好像什么都可以清清楚楚地保存在脑子里。但最近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比如，我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谒见巴金先生的？我一直以为在1980年的秋天，因为那一年我与李辉的第一篇研究巴金的文章刊发于《文学评论》的第三期（大约是5月份），还得到过巴金先生的首肯，于是我记忆中就好像在那一年的深秋，我与李辉上门拜访的。那时候也没有拍照留念，记得巴金先生穿的是蓝布中山装，似乎是天气转凉的时候。我一直这么记忆，还写进了一些文章里。但是最近问及李辉，他查了当年日记，竟是1982年1月7日，那时候我们已经毕业，马上要各奔东西了，李辉被分在北京工作，才想在临行前见一次巴金先生。由李小棠兄的安排（我们都是同班同学），我俩才第一次走进武康路113号巴金先生的府邸。
我们与巴金先生说了些什么？我没有记录，李辉是有的，他如果回忆起这难忘的一幕，一定会有重要的细节披露。但我却没有太具体的印象，留下的第一个印象是，巴金先生那天身体不好，似乎是感冒了，还有些发烧。我们谈话中，有人进来为巴金先生注射针药，巴金先生起身到客厅外面的过道里去了一会儿，又进来与我们继续说话。那时候巴金先生已经是78岁的老人了。我们的看望当然是早几天就约好的，并不知道那天他会感冒发烧。但巴金先生没有因此拒绝两个陌生的年轻人的上门打扰，小棠兄也没有告诉我们。所以当他走出客厅打针的时候，我俩惶恐的心理可想而知。
记得我们说起了无政府主义，那时候离“文革”结束还不远，巴金在“文革”中被批斗的主要罪名，就是无政府主义。“文革”有一段时期为了制止群众武斗、派仗和打砸抢等失控局面，《人民日报》还专门发表社论要批判无政府主义，那时人们认为无政府主义就是打砸抢和武斗。后来林彪倒台了，“四人帮”倒台了，批判他们极“左”路线时也总要联系他们“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的罪行。所以，直到结束“文革”“抓纲治国”的年代，无政府主义仍然是作为敌对的反动思潮看待的。有的学者写文章为巴金辩护，认为巴金一生追求反帝反封建，与无政府主义无关，“无政府主义者”是“四人帮”对巴金的陷害。我们那时正在研读巴金的著作，在贾植芳教授的指导下，不仅读到了巴金早期许多与无政府主义相关的文献，而且还直接阅读了克鲁泡特金等人的无政府主义著作，才弄明白了无政府主义是一种社会主义思潮，它以激进的姿态反对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在理论上反对一切国家形式的强权和专制，认为国家只能是统治阶级压迫人民群众的工具（阶级斗争的工具），它的基本立场是站在被压迫者的一边。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无政府主义作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一翼，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过重要的进步影响。这样理解无政府主义，比较贴近当时的真实情况，也可以与巴金一生追求进步的写作活动联系起来了。我们坚持这样的观点，巴金先生也是认可的。那天我们也谈到了这些想法。但巴金先生显然不愿意就这个话题深入谈下去，他有点激愤地挥着手，说：“这别去管它，他们要批判一个对象总是要把无政府主义拖去‘陪绑’的，这个问题以后再说，现在说不清楚。”
巴金先生对无政府主义的这个态度，似乎一直没有变，他始终以沉默对待自己曾经的信仰。有一年，我参与了巴金先生的全集的编辑工作。我向他建议，把他早年编译的一本理论著作《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也收入全集，他犹豫了一下就同意了。但是送到出版社后，还是被责任编辑撤了下来。记得巴金先生特意告诉我这件事，眼睛里含着揶揄的微笑，轻轻地说：“还是他（指责任编辑）比我们有经验，我们太书生气了。”那时候我的感觉是，巴金先生写《随想录》也好，编全集也好，他对于自己的责任的理解，能够做什么和不能够做什么，真是清清楚楚，洞若观火。他对现实一点侥幸心理都没有，不会因为一些表面的荣誉和声望就忘乎身处的环境。他全力以赴地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并且力图做得更好，但是不抱一点不切合实际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