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勇口述潘飞采访整理
在我心里，耀邦同志永远是那个留着小平头，个子不高，精力充沛的青年人。他真实、透明、宽容、勤奋，这是我在他身边获得的一笔受用终身的巨大财富。
胡耀邦同志
茅草房不能万岁，顶多三岁我是1952年4月到团中央组织部工作的。1959年2月，组织部部长找我谈话，让我去给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当机要秘书。他说，耀邦同志那儿原来只有刘秘书一人，工作太多累病了，要增加一个机要秘书，我们选中你去，中央组织部已经审查过了，耀邦同志也同意了，现在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我说：“我怕做不了做不好，因为我跟耀邦同志没有单独接触过，不知他的脾气秉性。”他说：“我们认为你可以胜任的。”就这样定了，从1959年3月到1964年8月，我一直在耀邦同志那里工作，是他主政团中央期间担任秘书时间最长的一个。1959年3月1日，我到他家——富强胡同6号报到。他跟一些中央领导同志一样，习惯在家里办公。那是一个四合院，我们工作人员都在中院办公，他在北屋。刘崇文秘书领我进耀邦同志屋后，说：“耀邦同志，高勇来报到了，您看谈点什么？”耀邦同志开门见山地说：“好嘛！你们青年人要朝气蓬勃，敢想敢说，思想不要很拘谨，但又不要自以为是。你们俩商量一下工作怎么分工。这儿的工作基本上是两部分：一个是机要工作，一个是团的业务工作。过去刘秘书大约只有20%的精力用来做团的业务工作，机要工作大约占了80%的精力；现在你们两个人了，高勇把原来机要工作的精力扩大成100%，刘秘书把团的业务工作的精力也扩大成100%。两个100%，这样工作就做好了。”
1957年5月，毛泽东（前右）、刘少奇（前左）等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前排中为胡耀邦
耀邦同志赠与笔者的题词：孜孜不倦
20世纪50年代，团中央号召知识青年下乡开荒，江西省的共青城就是那个时候响应团中央和耀邦同志的号召创办起来的。当时，上海团市委动员青年去江西鄱阳湖畔开荒，报名的人很踊跃。团市委从中选出100名最积极的分子，据说到了火车站以后发现有两个人不是很坚决，怕对其他人产生影响，就动员他们俩留了下来。这样，1955年10月15日，由98名上海热血青年组成的志愿垦荒队来到江西鄱阳湖畔九仙岭下，开启了一段“98名上海知青垦荒”的新中国青年佳话。40天后，耀邦同志去看望98位青年们。他和他们一道住在草棚里，一起喝稀饭、吃煮黑豆。这些来自繁华大都市的青年向耀邦同志表决心，说：“我们要一辈子艰苦奋斗，一辈子住茅草房！”耀邦同志说，一辈子艰苦奋斗应该，但茅草房不能住一辈子，茅草房不能万岁，顶多只能三岁，三年以后你们的生活就应当改善了，不能住茅草房了，我们生活应该越来越好。青年们请耀邦同志为他们题名，当时却找不到笔，后用一支山竹筷子劈开，夹了一块医用棉球，耀邦同志为他们题写了“共青社”。实际上，耀邦同志一直有富民思想。他常说，我们搞革命、搞生产就是要让国家和人民富起来。对于几十年前很流行的“先治坡，后治窝”（也就是先生产、后生活）的口号，他认为有片面性，应该生产、生活同时抓，一起抓。他曾说，搞生产不能大家连房子都没的住，干打垒也得有个窝。他当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后，到处讲如何尽快富起来。他还发起过生产目的的讨论。关心青年的“特殊利益”耀邦同志长期做青年工作，因此，他十分热爱青年、关心青年，例如，他对青年的婚姻恋爱问题十分关注。早在延安时期他任中央军委总政组织部长期间，就有许多青年战士找他帮助解决婚姻问题。他说，那些二十几岁的大小伙子站在面前，怎么也劝不走，有的甚至呜呜大哭，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他也不过二十五六岁，很理解青年战士的苦闷。所以，调任团中央后，他经常强调团组织要帮助青年解决好恋爱、婚姻问题，维护好青年人的这些“特殊利益”。他说，青年人的这种事情处理不好很容易发生问题，作出不适当的行为；女孩子如果处理不好，精神受了刺激，损害了神经，更可能影响一辈子。为此，他不但经常向团组织提出要求，还亲自关心身边工作人员的婚恋大事。
1964年，毛泽东（右）、周恩来（左）、胡耀邦（中）等在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
一次，他发现我们富强胡同6号大院里一位书记的秘书在谈恋爱，就想帮助“促进”一下。他特意安排了一个星期天，邀请这对青年上颐和园玩了半天，边玩边谈，回来以后又留他们吃了一顿饭。这样一来，他俩的事等于公开了。接下来，两人的关系发展迅速，后来组成了美满的家庭，白头到老。还有一次，我们大院一个秘书在谈恋爱的过程中闹了点小矛盾，女方要和他“吹”。男方很着急，就找我商量，看有什么办法挽救，还把他准备写给女方的一封信给我看了。我说，你这个信写的有毛病，主要是口气太硬，还有教训人的味道，你们的矛盾本来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他要我帮他改一改。改了以后我还帮他作了些分析：一来，你俩相处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有感情基础，又没有什么大的分歧，还有希望；二来，你们都是同乡，生活习惯相同，现在她在北京上大学，礼拜天没地方去，你多约她来玩玩，聊聊天，逐步发展友谊，增加感情，不要逼着人家表态，不要太急。事后，我向耀邦同志汇报这事，刚说到“他给女方写的信口气不好”时，耀邦同志就着急地说：“那你帮他改一下嘛！”听我说已经改了，他这才放心地笑了。后来，这一对青年也平稳“过关”。女方大学毕业后他们就结了婚，美满至今。我们大院里还有一个年轻的公务员，也是恋爱期间和女方发生矛盾，女方不想谈了。耀邦同志观察很细，发现这个男孩面色异样，情绪不好。他很替人家着急，就要我去了解一下发生了什么事。于是，我就在一个星期天专门抽了半天时间请女方到中山公园谈了一次，苦口婆心想给她做做工作，帮着弥补一下。谈了半天，说得我口干舌燥，那女孩一直强调二人性格不合，始终不肯改口。我感到强扭的瓜不甜，不能再勉强下去，只好作罢，回来向耀邦同志作了汇报。1978年5月6日，耀邦同志在共青团省、自治区、直辖市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青少年犯罪问题时说：所谓青少年犯罪问题，我看有些不是犯罪，而是不实之词，可现在我们还有不少地方乱用“青少年犯罪”这个词。大家做青年团工作，假使把注意力放在抓青年中的坏分子上，而不是首先维护青年人的积极性，团结大多数，保护大多数，教育极少数，我们就可能犯方向路线错误。所谓青少年犯罪问题，要有政策界限，要拿出调查报告，反映给党委，由党委批。他接着又说，我们有些事对青少年控制得太死，束缚太死。有些问题采取了压制的方法，这也是“四人帮”的流毒。我想向同志们讲这么一点，究竟我们怎么对待青年人的婚姻恋爱问题，有些问题是从这里产生的。我们党提倡晚婚，但是现在许多地方变成强制晚婚。调子越来越高，30岁才能结婚，差两岁都不行，管得死死的。我们《婚姻法》规定男20岁、女18岁结婚，你不能采取强迫的办法，无限制地提高，应当说服教育嘛！你把人搞成30岁才让结婚，你违反了自然规律，人家就不遵守你这一条，你又讲人家是流氓行为，这个太没有道理了。我们一是提倡晚婚，进行说服教育；二是不要卡得过死，干涉过多。“面子”和“里子”耀邦同志对物质生活，也就是生活的“面子”并不大在意，有时候还挺粗心和“小气”。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粮食定量少，不够吃，耀邦同志几次要求我们自己想办法找吃的。可是哪里找得着，像北京这种大城市里连棵野菜都没有。后来耀邦同志的警卫秘书李汉平发现我们院里两棵海棠树，结的果子很多，于是采了一些煮了煮，可是发现煮熟了以后仍然又酸又涩，根本没法吃。他往里边搁了两勺白糖，还是酸涩难咽。当时，一户一个月也就供应半斤白糖。李汉平说，海棠没吃上，倒赔了两勺白糖，只好作罢了。耀邦同志对穿着不大讲究，给什么穿什么。一次给他做了一件绸衬衫，长了一点儿，他就这么穿着。有一回，耀邦同志会见外宾前，李彦秘书看到他的绸衬衫里面的背心上有三个大窟窿，透过衬衫看得一清二楚，就说，这不行，得换一件。耀邦同志说，这还不行？李彦说不行，我一看，也觉得不好，他这才换了一件。1962年9月，中央派他率团去阿尔巴尼亚访问。秋冬时分，该带上大衣了。那时候，国家规定的出国置装费是人民币150元。在当时，150元听上去不少，顶我两个月工资还多些，可是用到出国置装上就不够了。这些钱能干什么呢？可以做套西服，再买点儿零星东西，比如皮鞋、牙具这些，基本上就花完了。这次，耀邦同志原本该做件新大衣。他原先那件咖啡色的大衣太旧了，领子都磨白了，怎么也熨不平。可是，做件新大衣得200多元，自己也贴补不起。打算到团中央联络部借一件，又都太大，没有适合的。我知道后对他说，我刚做了一件，天津烤花呢大衣，咱俩个头差不多，要不你穿我的试试？他一试，除了稍显肥一些，其他都还凑合。就这么着，他穿上我那件大衣出国访问去了。耀邦同志对“面子”不大讲究，对“里子”，也就是人的思想和学习可重视得很。记得我第一天去向他报到时，他给我们谈完工作后说：“过去刘秘书一个人，工作忙不过来，现在你们俩人做原来一个人的工作，工作不会很多，还有时间干什么呢？要多读书，多思考问题。”他喜欢刻苦、爱读书、有知识的人。他对干部和青年经常的要求就是刻苦读书，勤于思考。他经常要带人下去调查。去之前一般他都先向我们打听一下，某某同志能不能熬夜，能不能吃苦，能不能整理材料。如果做不到，那就不带了。他说，不然不但自己不能工作，还影响别人的情绪。耀邦同志主政共青团中央时培养了一大批青年先进典型，像李瑞环、张百发、邢燕子等，都是那个时候涌现出来的。对这些青年，耀邦同志发自内心地喜欢，他会分别请他们到家里来谈谈话，了解青年们的思想、视野和知识掌握情况，帮助他们成长。他对青年这么希望，对自己也这么要求。耀邦同志爱读书、爱思考是出了名的。有时你看他坐在那里不出声，这通常不是在休息，而是在思考问题。勤学、勤思使耀邦同志能按照青年特点开展青年工作，总结出许多工作经验。例如，他根据毛泽东同志指示，总结出青年团要围绕党的中心工作，照顾青年特点，开展独立活动，在开展独立活动中发挥作用，受到教育。简单说就是“起作用、受教育”。耀邦同志就“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开展青年团的独立活动”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方：这就像地球既公转又自转一样，“公转”就是围着“党的中心工作”转，“自转”就是根据青年特点开展独立活动。这些经验，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1984年春节，胡耀邦在广西边防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