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飞整理
父亲对我们子女的教育有两个原则：一是读好书；二是做好人。我从小在父亲身边长大，因此有机会耳濡目染地从他那里获得不少言传身教。
学习、读书是父亲一生的重要习惯
在我的记忆中，学习、读书是父亲这一生的重要习惯，他的求知欲永远旺盛。父亲一生的读书经历大概可以分为两段：一段在延安，一段在江西。在延安的读书经历，是他在经历了长征之后面对一个新的重大课题下开始的，这就是：在困难环境下要用什么样的理论才能指导革命走向胜利。虽然他在莫斯科期间也听过一些课，但讲的都是外国的事，并没有回答中国革命该怎么办的问题。
回到延安后，父亲读了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感觉里面的思想非常深刻，就去向毛泽东请教。毛泽东对他说：“你恐怕还是要考虑思想方法和哲学问题，要学一点哲学。”我父亲听后有豁然开朗的感觉。从那以后，他就对哲学入了迷，认真学习了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还读了不少哲学方面的书。渐渐地，“哲学”这个词成了开会时领导人之间的一个口头禅，要是有谁对问题认识不太清楚，概括不出材料中的要点，别人就会开玩笑地说：“哲学没学好。”父亲还在中组部里组织了学习小组，有很多不是部里的人也慕名而来，大家在一起学习讨论、互相启发。当时延安的学习风气极其浓厚，这么多知识分子会聚延安，要让他们理解革命的理论、现状和形势，就要通过学习来了解革命的历史，因为理论都是从经验当中总结出来的。父亲曾对我们说，延安时期是他在思想上感到成就最大、心情也最舒畅的一段历史时期。通过学习，他认识到只有毛泽东实事求是地回答了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怎么认识这些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等一系列思想理论问题；也逐渐领悟到凡事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也成为他在今后从事各项具体工作的一个指导思想。
第二段是父亲“文革”期间在江西的学习。虽然当时他已经“靠边站”，但头脑里仍然装满了各种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到底该怎么发展、怎么建设，党又该怎么发展……所以他到江西后又仔细重温了马恩列斯等的著作，从1969年10月开始，一直到1972年4月回到北京，整日里基本上就是读书和思考。其中，《列宁全集》他读了两遍，一直读到1976年12月才结束。在这期间，他对列宁有关新经济政策和党内民主集中制的论述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和共鸣。结合中国的国情，他认为，我们在国家经济政策上应该搞活；在党的建设上则应该坚持民主集中制，不搞“一言堂”，“文革”的一大教训，就是破坏了党内民主集中制。
读《参考消息》——父与子的默契
父亲除了在哲学思想和革命理论上终身学习外，还始终对国际形势保持敏锐的观察。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解体，动摇了美元的金本位制度，引起国际上很多讨论。父亲一直关注这一动向，还专门留给我一份《参考消息》报，上面有当时美联储主席谈美元金本位的问题。父亲对我说：“我看，美联储主席就是美国的经济总统。”
读《参考消息》是我和父亲之间的一个默契。那时，家里沙发的小圆茶几上总是放着当天的《参考消息》，我上五、六年级时开始悄悄地翻看，就是好奇地想知道世界上都有些什么事情。对此父亲什么话都没说，只是给了我一个鼓励的眼神。慢慢看下去，读《参考消息》就变成了我的一个习惯。当时国内外发生的大事，像大跃进、金门炮战、对印自卫反击、中苏对立等，我都是从这上面了解到的。
后来，父亲在给我妹妹伟华的信中说：“你哥哥看《参考消息》有十年了。”这是父亲第一次主动说起我看《参考消息》这件事。应当说，这些年读报下来，我觉得自己的眼界逐渐开阔了一些，考虑问题也有了新的视角，父亲的好学和对我的鼓励，对我的学习和成长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父亲不仅鼓励我读书，对我的意见也很尊重。他下放到江西前准备要带的书时，我问：“是不是可以带一些斯大林的文选，虽然斯大林不一定都正确，但也代表了一个阶段的实践。”父亲说：“有道理，带上。”
所以，父亲的学习就是一个活到老、学到老的过程。他的头脑里好像总有许多问号等着要去回答，只要能回答出其中的一两个，他就感觉很有成就感，可以说思想上的收获是最让他感到高兴的一件事，这让他对事物始终保持着敏锐的觉察，也成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