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说法是，在张方诚完成服装设计图纸后，孙中山因发动革命的需要离开日本回国。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了清王朝，男人们很快剪掉了头上的辫子，一个时代终结了。但当时人们的穿着变化还不大，不足以显示辛亥革命的成果。1916年，孙中山拿着张方诚画的图样，找到浙江奉化籍的“奉帮裁缝”（亦称“红帮裁缝”，专门裁剪缝制各种西式服装）王才运在上海创设的“荣昌祥呢绒西服号”，制作成了中山装。
还有一种说法是，1919年，孙中山把一套他穿过的英国陆军制服交上海亨利西服店，要求改制成具有汉族特点的简便服装。改制成的服装，背面有中缝，后背中腰有带，门襟钉九个钮扣，上下口袋都有“胖裥”。既不像当时流行的“唐装”，也不是一般的“西装”，仍有点像英国陆军制服。店员们七嘴八舌，就叫了它“中山装”。
1923年孙中山与宋庆龄在广州。孙中山的上装为立翻领，七粒扣，四贴袋设计
这张合照中的孙中山，所着中山装为立领，六粒扣，挖袋设计第四种说法是，大约在1923年，孙中山在广东任大元帅时，以当时南洋华侨中流行的“企领文装”上衣为基样，委托越南河内洋服店的华侨老板黄隆生，本着“适于卫生、便于动作、易于经济、壮于观瞻”的原则，设计新的服装款式。黄对这项任务十分重视，参考了多种服装样品，最后以英国学生制服为蓝本改进设计，并亲自缝制好样品，送到孙中山手中，受到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的欢迎，称赞这种服装“好看，实用，方便，省钱”。
以上各说，表明中山装确实与孙中山有着密切关联。至于哪种说法比较可靠，有人作过考证，但由于确切的文字记载不多，难以定论。笔者认为，几种说法述及的人员，都有名有姓，都有一定的根据，不能说哪种说法纯属讹传。
从孙中山穿中山装的照片中看，中山装式样并不相同。由此可以说明，孙中山关注中山装的设计和制作，有一个过程。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曾颁布一系列涉及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的法令，其中有关“剪辫”“易服”等内容，便是旨在“涤旧染之污，做新国之民”，希望逐渐树立起中国人的新形象。“易服”的原则是，“礼服在所必更，常服听民自便”。可见“易服”主要是指礼服而言。
孙中山认为，穿衣是随文明进化而发展的，故文明越进步，穿衣问题也就越复杂；服饰应该既护体，又美观，还必须方便，不碍于劳作。早期的中山装以单立领，领子有风纪扣，对襟，装袖，上下各两个兜（暗兜或明兜），后背破缝，前襟直线排列七、六或五扣（早期还曾有用九扣的），左右袖口各钉三个装饰扣（也可不钉）等为特点。后来不断改进简化，如立领改为翻折式立领，后背破缝、袖口订装饰扣等被去除，缝制工艺也较西服简易。中山装在制作工艺上可分精做和简做两种，前者使用毛料等高级衣料作面料，内衬夹里和衬垫，用作礼服，和裤子配套穿用；后者一般采用布料做面料，不加夹里和衬垫，只作便服穿用，被认为具有实用、方便和经济等优点。重要的是，中山装被赋予了革命意识的象征属性。有说孙中山晚年只穿中山装的。1929年，民国政府重新颁布了《民国制服条例》，将中山装规定为党政官员的礼服。当时的宪法也有规定：官员宣誓就职时，一律穿中山装。
新中国成立后，中山装的遗产被完整地继承了下来。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都常在礼仪场合穿着中山装，西方人因此称呼中山装为“毛装”，日本人称呼中山装为“人民服”。这种服装及其衍生的变化服装，成为1980年代以前中国民众的主要服装样式。不仅党和国家领导人穿，全国广大的干部、工人、农民、学生和知识分子也都穿，更是出国人员的标准制服。在这期间，可能受“列宁装”的影响，中山装的款式有些变化，如翻折领变尖、上下贴兜的形式有所简化等。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西装和夹克衫等逐渐开始流行，但国家领导人在出席国内重大活动时，依旧习惯穿着中山装。
毛泽东身着中山装在开国大典上2012年11月16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前后两届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和习近平，都是穿的中山装。
不久前，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荷兰进行国事访问。在出席威廉·亚历山大国王举行的盛大国宴时，习近平主席穿的是在传统中山装基础上改进的中式礼服，领子是立领，与传统的中山装不同之处是把惯常的明门襟改为暗门襟，只有三个口袋，上面一只口袋的扣子是暗扣。值得一提的，口袋上端绣有简洁的图案，衬托了穿着者大方、沉稳的气质，受到了中外媒体的特别关注，不仅展现了一位大国领导人的民族自尊、自信和对国际文化的了解与尊重，更是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也使中山装这一经典服饰在外交场合表现了与时俱进的魅力。国内一些知名的服装设计师及礼仪专家们已经在预测：这一演绎很可能会引领中国时尚的风潮。
作者系《中国纺织报》原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