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延安与当地老乡聊天1939年春末的一个星期天，延安鲁迅小学的吴燕生老师带着孩子们到郊外去游玩。这些孩子有的是烈士遗孤，有的是正在前方浴血抗战的将士之后。
项苏云（项英之女）：我们去山上玩，花都开了，真好看。大家摘了好多野花，特别高兴，争先恐后地对老师说：“献给您，老师。”老师说：“同学们，我有个建议，咱们把花献给毛主席好不好？”大家异口同声地喊道：“好啊，献给毛主席！”
毛主席在杨家岭的窑洞里接见了这些孩子们。
项苏云：我们一见到就喊：“毛主席好！”主席开心地回答：“小朋友们好！”同学们高兴把鲜花献给毛主席。毛主席请我们坐下后，问：“你们都是哪个小学的？”接着挨个问我们的名字、年级和学习情况，就这样和大家一起聊，很和蔼。当时老师坐我旁边，捅我一下，说：“苏云，毛主席在，你提个问题好不好？”我就像上课回答问题一样举手站起来，问：“毛主席，我们能不能到苏联去学习？听说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特别好。”主席说：“到苏联去学习确实好，它现在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那里没有剥削压迫，人人自由平等。但是你们想过没有，如果世界上所有人都到他们那儿去，能装得下吗？怎么办？大家要努力学习，等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后，把我们的国家也建成社会主义，这样好不好？”大家听了齐声喊道：“好！”
在延安的孩子们经常参加群众大会等各种社会活动，所以能见到毛主席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可是能跟毛主席握上手的就不多了。
党庚俊(党奎之子)：1946年元旦，我们学校师生到王家坪去给毛主席拜年，去了一百来个学生。我们演完童话剧《蜜蜂与鳖虫》后，毛主席来和大家握手。同学们一拥而上，围着毛主席抢着和他握手。有的同学握了一次还不够，又从人缝底下钻上去握第二次。回来以后，没去的同学都羡慕地问：“你们和毛主席握手了？”我说：“是！毛主席的手又软又暖和。”
金德崇9岁时与父亲金茂岳一起到延安，在延安度过了青少年时代。如今已年过八旬的他，依然保存着一个当年在延安的日记本，那可是他最宝贵的东西。
金德崇（金茂岳之子）：1941年元旦，我父亲和延安中央医院的同事们去给毛主席拜年。我也闹着非要去，就这么跟去了。给毛主席拜过年出门后，我在院子里碰见一个阿姨，她送我一个笔记本，红色的封面上有几个烫金字——“救国日记”。我喜欢得不得了，就问父亲：“能不能请首长在上面题个字？”我父亲说，那你自己去找吧。这么着我就回去找毛主席了。只见他靠在躺椅上，手里一本杂志、一支铅笔。我就问：“毛主席伯伯，你能不能给我题个字啊？”毛主席用湖南话说：“哦，想题个么字哟？”我一下愣了，因为自己也不知道想要写什么。毛主席又问：“你欢喜啥子嘛？”我脱口而出：“喜欢玩。”毛主席点点头，微笑着说：“还喜欢啥子？”很有意思，这时候他就不说“欢喜”了。我就说：“还喜欢念书。”他说：“好，那咱们就写一个‘又学习，又玩耍’。”写好后，又题上“毛泽东”。
方志敏之子方英5岁时和母亲缪敏一起坐了国民党的监狱，1937年被营救出狱。1938年他们回到延安的第二天，就见到了毛泽东。
方华清（方英之子）：我奶奶牵着我父亲的手来到了毛主席的窑洞，毛主席站在窑洞门口迎接他们。他勉励我奶奶要继承方志敏的遗志，养育好烈士后代。接着他摸摸我父亲的头，问：“你知道你爸爸是谁吗？”我父亲也很调皮，仰起头反问：“我父亲叫方志敏，你还不知道吗？”主席被他的样子逗乐了，说：“知道知道，我们全党同志都知道。”接着又说：“他是个英雄，我们都很怀念他。”回来的路上，我奶奶突然觉得头冷，这才想起帽子落在主席窑洞里了。她往回去取的时候，远远看见毛主席拿着一顶帽子，大冬天里正站在坡上等着她呢，招手说：“缪敏同志，我知道你会回来取帽子的。”
令任远志永远忘不了的，是从延安撤退时的那一幕一幕……
1939年春，毛泽东在延安与小战士交谈
1939年，邓颖超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怀抱工作人员的孩子
1944年，朱德在延安王家坪和孩子们在一起任远志（任弼时之女）：胡宗南进攻延安的时候，学校从延安撤退。我父亲要求我跟着学校走，因为跟着他就得另外派人来照顾我。我有夜盲症，到晚上一点儿都看不见，所以过小河沟的时候把腿给摔坏了，整条腿都肿了起来。我就弄了一个树枝当拐棍，一瘸一拐地走。
为了不影响学校转移，任弼时只得让人把孩子接到身边。这样，任远志和妹妹任远征才得以和毛泽东、周恩来、陆定一等一起住在安塞县王家湾。
任远志：房子里有很多蚊子、臭虫。一到傍晚我们就帮大人们打蚊子、抓臭虫。周恩来伯伯见了和我开玩笑，说蚊子是飞机，臭虫是坦克。所以每到傍晚的时候，周伯伯就说：“大女儿，你该上有飞机、坦克的战场上去作战了吧。”一次行军路上在老乡家过夜，好多虱子都跑到我被子里来了，我就去洗被子。河沟里的水特别凉，洗完后我就发高烧了。我爸爸用毛巾浸了凉水给我敷头，周伯伯也帮忙给我敷。毛主席知道后赶过来，说：“大女儿，你好些没？还发不发烧了？”还宽慰我说：“现在莫讲卫生啊，等我们全国解放了以后再去讲卫生喽。”
朱德和康克清是多少延安娃“不是亲生，胜似亲生”的“爸爸、妈妈”中的杰出代表。延安娃们用零星的记忆片段重温了和“朱爹爹”“康妈妈”在一起的那些日子。
任远志：我被送到延安的时候15岁，可对父亲没有任何印象，也从没叫过他。我们湖南人管爸爸叫爹爹。那天他去接我的时候，正好朱总司令也在。上车后我就叫“爹爹”，结果我爸爸没听见，朱总司令倒答应了。当时我可不高兴了，说：“你又不是我爸爸，怎么就答应了呢？”我母亲就说：“这是我们的总司令，延安的小朋友都管他叫爹爹，所以他以为你刚才就是叫他呢。”我这才弄明白。
罗箭（罗瑞卿之子）：一到休息日，康妈妈就把我们这些在保育院、抗小、保小的孩子都接到枣园。有一年中秋，我们在学校里左等右等没人来接，几个孩子就说：“走吧，我们带路。”过延河时开始涨水了，我们在河中间很害怕。这时几个战士骑马飞奔过来，高喊道：“别动！”然后牵着马把我们接过河去。到了枣园，朱爹爹和康妈妈正等着我们赏月，桌上搁着一盘月饼和一些梨。那天晚上天很好，月亮很大。我们都坐在桌旁看爹爹打扬琴，但是心思都在那盘月饼上。康妈妈把月饼掰开，每个孩子吃一点，就那么着过了一个中秋节。
抗战胜利后，李钊被从四川农村接出来送到延安，终于回到长期做地下工作的母亲身边。
李钊（周惠年之子）：当时我十来岁，住在枣园，觉得身边一切都是新的，过去从没见过这样的社会：人和人之间亲切、平等，“大官”穿的衣服也和大家差不多；见了女同志我就叫阿姨，管男同志叫叔叔，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朱爹爹和康妈妈散步到我家门前时，总会把我弟弟抱一抱，和我们说说话。有一次毛主席来，还和我握了握手，非常亲切的感觉。
丑松亮出生的时候，她的妈妈丑子冈担任延安洛杉矶托儿所所长。托儿所接收了烈士遗孤、前方将士的子女近百人。可小松亮因为在妈妈身边，所以没有资格入托。
丑松亮：我快1岁的时候还不会动不会哭。为什么？瘦得一把骨头，阿姨都不敢给我洗澡。后来请了一个奶妈带她的孩子和我，结果她的儿子长得特别胖，我还是那么瘦。阿姨们看着心疼，就把我给抱回来了，拿小米糊糊喂我。有一次康妈妈来托儿所，看到这种情况以后就把我妈妈批评了一顿，说：“你把那么多孩子都带得那么好，可你的女儿现在成啥了？”当时中央领导每人每天有半磅羊奶，康妈妈就把她自己的那份给我喝。
1940年，周恩来派人把钱壮飞烈士之子钱江找到并送往延安。在那里，钱江与史平相爱了。
钱泓（钱江、史平之子）：我母亲当时在保育院当保教科科长。那天，他们俩正在延河边上散步，李克农正好骑马经过。一见我们，他马上就把我爸叫到周恩来爷爷那儿，问：“准备结婚了，是不是？”邓颖超奶奶对我母亲开玩笑说：“河南妹子厉害，钱江特别老实，你可不许欺负他。”我父亲在鲁艺学美术的时候，周爷爷每次从重庆回到延安，总会带些颜料、画笔给他。我出生的时候，周爷爷和邓奶奶送来了小花布，当时包我的小花包和花棉袄都是用它做的。
钱泓1岁时跟父母一起去了重庆，那时他的奶奶张振华还在重庆盼望丈夫钱壮飞前去团圆，已经等了八年了。
钱泓：1946年年初，周恩来爷爷请我们吃饭。他和我奶奶很熟，当年都在做地下工作。见面后周爷爷告诉她：“钱壮飞同志在长征中牺牲了。”自从1931年我爷爷暴露身份回到江西苏区后，我奶奶就再也不知道爷爷的任何消息，一直盼着他能回来，所以猛一听到这个噩耗，当场就哭了。周爷爷对她说：“我没有保护好钱壮飞。现在，我们要把这些烈士后代教育好，接革命的班。”“文革”中，北影的造反派要抄我们家，周爷爷接见他们时说：“钱江、史平的问题是他们的事。但是家里有老太太（指我奶奶）在，你们要抄家，先从我这儿过去。”
周恩来长期在重庆工作，不是所有延安娃都认识他，可是一旦认识就再也忘记不了。1940年，乌可力跟父亲乌兰夫到延安后去保小上学，他的父母在陕甘宁边区蒙古文化促进会工作。
乌可力：1944年，我父亲在中央党校学习。七、八月份的一天，我们从蒙古文化促进会去党校，总共大概也就三四里路，但是途中必须过延河。那天下着小雨，过河的时候，开始水不深，可是越走越深，情况危险了。这时有几个骑马的过来了，我谁也不认识。一个20来岁的小伙子跳下马想把我抱上去。我说：“别抱别抱，我抓着马尾巴就可以过去了。”“嗨，这小孩挺懂事呢。”还是让我上马，我想情况这么紧急就不要客气了，于是跳上马去。
乌可力那时可不知道，自己跳上的是周恩来的马。
乌可力：过河后，一个留胡子的叔叔问我：“你到哪儿去？”我说：“到党校。”“找谁？”“去找乌兰夫，他是我父亲。”“这样啊，我也去，你跟我一块儿走。”我说：“叔叔你先走吧，我慢慢走着去。”于是他们就走了。下午我父亲去听报告，快吃晚饭的时候我去叫他，往台上一看，就对我父亲说：“今天送我过河的那匹马就是这个叔叔的。”父亲说：“哦，他是周副主席。”我这才知道。
（待续）
大型文献电视片《延安儿女的故事》完成台本
开心成长的“延安娃”（徐肖冰摄于194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