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之不易的“第一次”
90年代初，两岸关系刚出现破冰的趋势，很多配套政策包括思想还没跟上，所以当学者到对方所在地进行学术交流的时候，往往面临着一些具体的“考验”。
我是最早由官方正式批准去台湾进行学术交流的大陆学者，期间的经历颇为周折。1991年11月，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胡春惠教授来函，邀请我出席次年5月召开的“黄兴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当时台湾人可以到大陆来，但除了极个别直系亲属奔丧外，大陆人到台湾还是不被允许的。当时，中国社科院各研究所已经多次接待台湾学者，积极推动海峡两岸交流，都期盼能早日实现学术上的互访。如果能成行，这意味着两岸学者将第一次共同在台湾开会，尤其是意味着将突破两岸间的单向交流，实现双向交流，意义重大。因此，我立即决定接受邀请，并复函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鉴于大陆方面对台湾举办国际性会议，不会批准，建议对邀请函件用语稍作修改。对方回函同意删去“国际”字样。此后，在有关会议筹备的文件中未出现“国际”二字。我随即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港澳办提出申请，社科院台港澳办立即转报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很快得到批准。
最终得以出席会议的大陆学者有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尚明轩副研究员、湖南师范大学的韦杰廷教授及我共三人。原本台湾政治大学的邀请名单上有20多位大陆学者，两岸的相关单位都对此进行了严格的审查：台湾入出境管理局删去了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身份的学者；大陆方面，教育部不同意直属高校的学者出席。
接下来便是办手续。我院台港澳办收到台湾方面发来的入台证传真件，随即转报国台办并得到批准。那时候的程序是，国台办将批准文件分送中国社科院和公安部，由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向北京市公安局发出指令，办理往来台湾通行证。为了争取时间，我直接到国台办取走给我院的批文，到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找到负责的副局长，向他出示。他确认是正式文件，但说公安部还未收到，不能办理。我告诉他，等到了我的时间就不够了。经过一番周折，第二天我拿到了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给北京市公安局签证处发出的指令。拿着这个指令，我到前门公安局签证处顺利办理了证件手续。
第一次赴台之旅让我感受到，两岸办事机构在相关工作方面还有待完善。1992年5月7日，我们三人一行从深圳过罗湖桥到香港（当时唯一的通道），被英国管理下的香港警方扣留审查六小时。次日下午在启德机场登机时，我们走到舷梯上又被空姐拦了下来，原因是未带入台证。我们这才想到，台湾方面并未给我们寄来证件原件。陪同我们的胡春惠给台湾方面打电话，一番协调后才得以登机。下了飞机，一位工作人员拿着入台证分发给我们。这样，我们三人才成为合法入境者。1992年6月28日，张海鹏（右）在北京首都机场贵宾室接待台湾学术代表团团长欧阳勋（左）到了台湾，我立即发现，两岸虽然隔绝许多年，初次见面并不觉得隔膜，言谈礼节、行事作风，处处能感受到彼此同根同源。起初可能抱有的某种敌意，随即烟消云散了。分歧归分歧，朋友归朋友。两岸一家亲，我切身体会到了。
在台期间，接待方专门安排我们到海基会拜访了副秘书长陈荣杰。寒暄过后，陈先生忽然问我：“张先生，你是共产党员吗？”对这个问题，我正在考虑应该怎么回答，他接着说：“你不需要回答我。我知道，你们当中有许多人是共产党员。我是考虑到你们在台湾期间，可能有人会向你们提出这个问题。如果有人问你，我建议你不要正面回答，打个哈哈，王顾左右而言他，用别的话题带过去。如果你说自己是共产党员，按照我们这边的法律，我们可以抓你。但你是我们邀请的客人，抓你不妥。我们不抓你，民进党又可能前来提告，我们也很麻烦。如果你是共产党员又不承认的话，说明你不诚实，这对你也不好。”他是半开玩笑半严肃地讲的。他的这番话，驱散了我到台湾来的紧张感。我对他说：“陈先生，您讲的很好，我会参考您的说法。”事实上，在台湾没有人向我提过这个问题。然而，筹办学术会议的博士班学生仍私下跟我讲：“张教授，你在台湾的一言一行我们都是要记录的，每天往上报。”当时的氛围可见一斑。
对台湾学者来说，到大陆也需要一定的“勇气”。回京后，我邀请时任中国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秘书邵铭煌先生等三人来京交流。出于主人的礼节，我所在的研究所应负责安排他们的起居，但他们婉拒了，坚持自己联系住处。当我问起邵铭煌住在哪个饭店，他告诉我说：“我们三个人住了一间房间。”我很诧异：“为什么不是每人一个房间？”邵铭煌悄悄跟我说：“我们有点儿怕。”为了能够三个人住在一起，他们不得不叫饭店在房间里多加了一张行军床。
1992年6月，我们和台湾师范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在北京合办了一次孙中山研讨会。对方邀请了一位叫周阳山的学者，此人后来做过新党的新闻发言人及“立法委员”，他提交的论文第一句话就是：“大陆在中共领导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共穷兵黩武……”我找到周阳山，委婉但又坚决地对他说：“咱们都是中国人，要懂得为客之道。我邀请你到北京来，你就是我的客人，客人对主人总是要有一点尊重吧？你的论文一开篇就这么说，那不等于客人一进门便指着主人的鼻子骂一通嘛！再说，这并不是事实。”他说：“你改，你改，你拿笔涂。”我把毛笔放在他面前说，你自己把它涂掉，不涂就不能上会。他马上拿笔划掉了。
这一切，现在看来也许有些不可思议，但确是两岸交流之初的真实状况。随着后来交流的频繁，彼此的了解逐渐加深，这种现象也不复存在了。
亲见戏剧化的一幕
第一次赴台交流，我还见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场景。一天上午，我们赴阳明山参观了国民党党史委员会，又在胡春惠教授的陪同下赶往台北故宫博物院。因为山路不好走，所以比约定的时间晚到了半个小时。当时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是秦孝仪先生，他是蒋介石最后一位贴身秘书，在国民党的地位很高。一走进接待大厅，我们就看到秦孝仪坐着，身后站着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等二三十人。见我们进门，秦孝仪起身迎接。胡春惠忙上前介绍，秦孝仪不高兴地问他：“怎么晚了30分钟？”胡春惠连声道歉，说明原因。1992年5月11日，张海鹏（右二）拜会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右四）
1995年8月18日，张海鹏（左二）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席对日作战胜利5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时与台湾学者吴相湘（右二）、李明合影，左一为杨天石宾主坐下后，秦孝仪致欢迎词，我致答词。主客寒暄了几分钟后，秦孝仪便指着胡春惠说：“你们召开的‘黄兴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会很好啊！黄兴是湖南人，我也是湖南人哪，我不仅可以去参加你们的会议，还可以去做你们会议的主席呀，为什么不邀请我？”胡春惠听后，神情颇为紧张。秦孝仪曾担任国民党党史委员会主任委员，胡春惠当时也在党史会，是秦孝仪的手下。突然，胡春惠像影视剧里国
民党军人对待蒋介石那样，双手迅速“啪”地紧贴大腿外侧，笔直地立正回答说：“筹备会议期间我一直在香港教书，不在台湾，会务都是博士班的学生在筹备。”接下来胡春惠有一句话没有说好，引发了秦孝仪更大的脾气：“有关会务的一些小事他们也没问我。”秦孝仪把桌子一拍：“请我去是小事吗？！”胡春惠一迭连声：“秦主任委员对不起，秦主任委员对不起，我说错了。”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在客人在场的情况下国民党高官对待属下的态度，太戏剧化了，这是在大陆从未有过的。为了缓和气氛，我向秦孝仪提了个问题，他回过头来和颜悦色地回答我，但等话一讲完，他又接着训斥胡春惠，所有人都不敢吭声。
下午参观过后，秦孝仪请我们在张大千书屋吃晚饭。在饭桌上，他讲：“今天下午我有点失态。”关于这件事，就说了这么一句。在我理解，这就是他在客人在场的情况下对胡春惠发脾气的一种“检讨”了。
晚餐时，秦孝仪问我：“张教授，你今天参观我们故宫博物院有什么感想吗？”我们参观了台北故宫博物院保存的一些晚清重要文献，还参观了地下的库房，里面有恒温恒湿设备，还有灭火设备，靠喷一种惰性气体来灭火，不会像常规灭火器那样可能损害文物。这些设备当时北京可能都没有。
我便跟他讲，台北故宫博物院建设得很现代化，北京故宫博物院恐怕还达不到这样的水平。秦孝仪说：“那我们可以帮助北京的故宫啊！”我说：“秦院长，我可不可以把你这句话带给北京的故宫？”他答应了。我回来以后，就把秦孝仪说的这几句话写了一封信，反映给了国家文物局。国家文物局把这封信登上了内刊。
台湾学者对孙中山的特殊情结
在与台湾学者交流中我感到，尽管孙中山是两岸学者共同的研究对象，然而不同于大陆学者，有的台湾学者对于孙中山有着特殊的感情，在他们心中，孙中山是神圣不容侵犯的。
我首次赴台参加的讨论会上，黄兴的女婿、著名美籍华人历史学家薛君度提交了一篇论文，其中有一句话讲，孙中山、黄兴是“双元领袖”。当时大陆学者一般认为，孙中山侧重理论，黄兴侧重执行。虽然黄兴很少发表理论性的文章，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做了很多事。如果没有他，那么辛亥革命取得胜利、成立中华民国是很难的。所以，说孙、黄是双元领袖，大陆学者觉得可以接受，没有感到什么特别不妥。但对于一些台湾学者来说则不然。在他们看来，孙中山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谁也不能与之比肩。以至于薛君度致闭幕词时，因为又提到“双元领袖”，主持会议的胡春惠竟直接上主席台把他推了下来，说：“算了，你别讲了，闭幕式上我来讲。”这是大陆学术讨论会上从来没有过的。
政治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有位学者叫马起华，曾多次到大陆来参加学术会议。大陆学者称孙中山是“中国近代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他听了特别恼火，在文章里批评说，称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是极大地贬低了孙中山的地位。他认为，按照大陆学者的历史观，资产阶级是要被消灭的，是要走出历史舞台的。说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那是不是意味着他要被消灭了？针对这点，我专门写了文章讲，大陆学者认为，人类历史是发展的，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发展历史上的一个很高的阶段，大陆学者说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非但没有贬低，相反，是承认他在历史上有非常崇高的地位。1997年6月17日，张海鹏（右）与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中流文教基金会董事长胡佛（中）在圆山饭店合影，左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谷源洋
2009年10月30日，张海鹏（左）在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与马英九先生（右）见面“三大政策”的争论
关于孙中山研究，大陆学者和台湾学者在观点上曾经有一个非常大的分歧，主要是围绕“三大政策”。大陆学者的说法是：国民党一大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台湾学者认为，这既不是孙中山本人的概括，也不是国民党一大提出来的。蒋永敬曾对我说：“你在国民党一大的决议上找找看，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这样的字眼吗？”他讲，国民党一大的确列举了很多政策，但并没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这是中共自己总结出来的。
说“三大政策”是事后概括出来的，这个不假。《孙中山全集》第九卷里就有国民党一大的宣言，确实没有这样的提法。孙中山的其他文章、讲演当中，虽有反映“联俄”“扶助农工”意思的语句，但的确没有“联共”。后来，包括日本、中国等地的许多学者查对历史文献，发现“联共”一说最早是1925年黄埔军校的一本学生刊物《黄埔潮》中提出的。国民党一大以后，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帮忙其改组，而这本刊物的主编、副主编及主要的作者都是中共党员，代表黄埔军校宣传国民党一大及军校的主张。他们在刊物上提出，坚决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926、1927年，黄埔军校墙上写的标语、蒋介石的演讲里也经常沿用这样的说法——有时候提“三大政策”，有时候提“两大政策”，没有“联共”。无论如何，对于国民党来说，这三个词并不新鲜。2009年10月12日，张海鹏（右一）在台湾桃园县中坜市中央大学与汪荣祖（左一）、赖泽涵教授叙旧两岸学者在进行观点上的接触和碰撞之后，彼此都变得更为客观。大陆学者认为，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固然没有明确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字眼，但这的确是最主要最突出的政策。“三大政策”既反映了孙中山本人及国民党一大的原则立场，同时也符合大革命时期的历史事实。关于这一点，台湾学者也难以否认。
相应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对编写的新版中共党史作了一点改动，将国民党一大“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改成“事实上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且在注释中指出，国民党始终称“联共”为“容共”，即“容纳”共产党之意，“三大政策”是共产党人后来概括的。这个说法更客观、更符合实际了。
在“黄兴与近代中国”讨论会上，关于“革命”，引发了一点小的讨论高潮。蒋永敬在评价胡汉民笔下的黄兴时，引申出“革命”不好的论调，说“大陆革命越革越糟”。我站起来说：“不要一般地说革命不好，应当说该革命的就革，
不该革命的不革。否则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怎么说？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中华民国，台湾现在不是还自称‘中华民国’吗？如果否定了辛亥革命，怎么解释这个‘中华民国’呢？”我这一说，引起哄堂大笑，这个话题就过去了。
还有台湾学者讲，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完全可以取代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有了民生主义，就不再需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了。这是早期一些三民主义学者的反共观点。对此我曾在文章中回应说，从信仰上来讲，孙中山并没有否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甚至也没有否定马克思主义。1924年孙中山在《民生主义》的演讲中尊称马克思是“社会主义中的圣人”，盛赞马克思的学说“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的大成”。孙中山曾谈到，日本人把“Socialism”翻译成了“社会主义”，而他则把“Socialism”翻译成“民生主义”，认为这四个字要比“社会主义”更好，因此孙中山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主张民生主义的人应该要细心去研究的”。尽管在我们看来，孙中山关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解释并不是那么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说法，但是他没有反对、更没有敌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去一些反共的台湾学者显然是歪曲了孙中山的思想。
由此可见，在学术研究上，两岸学者虽有些争论、有些分歧，但大家坐下来，看文献、讨论分析，是可以取得共识的。
回首往事，包括孙中山研究在内的两岸学术交流，那一代中国近现代史学者之间推心置腹交流学问的好风气给我留下了难忘而深刻的记忆。最初那一次次的开门见山、激烈争鸣，奠定了两岸学术交流的基础，开启了两岸交流的大门。而我和我的台湾朋友们的诚挚情谊，也成为了两岸交流历史中的珍贵缩影。
口述者张海鹏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台湾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孙中山研究会原会长，中国史学会原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原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