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时期，周恩来和叶挺的女儿叶扬眉在红岩叶挺与周恩来早在北伐战争之前就已共事，他们志同道合，风雨同舟，相知相交数十年。叶挺的子女一生都把周恩来当做父亲一样依赖。
叶正大（叶挺之子）：1946年4月，我在广州读完高中后想去解放区，就通过方方同志和周伯伯取得联系，我说：“广州有好多特务老跟着我们，很讨厌，要想抓我们也很容易。”周伯伯同意后我先到的北平，然后他就让我到张家口去。
张家口于1945年解放，当时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就设在这里。
叶正大：到张家口后，我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那里住。没过几个月，傅作义进攻这里，聂老总就指示我撤回延安；到了延安就去朱德朱老总那里，没多久胡宗南打延安，朱老总让我跟毛主席撤到子长县；住了个把月后，周伯伯对我说，这里打仗，你去东北吧。于是后来我就和到伍修权一起撤退到东北的佳木斯。可以说，从广州到东北，周伯伯管了我一路。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作为开国总理，有太多关乎国家稳定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大事需要操劳，然而他还念念不忘亲自过问和关心下一代人的成长。
萧苏华（萧茂荣之子）：三年困难时期，周总理非常关心我们这些小舞蹈演员。当时，他专门指示国家体委派了一个科研组来监测芭蕾舞演员的运动消耗，结果显示我们的运动量和篮球运动员一样，于是配给我们相应的营养待遇。那时最高的粮食定量是每个月30斤，我们则不受限制，高的可以到40多斤，我是35斤；当时副食定量是每人每月二两油、半斤肉，我因为是独舞演员，所以给我定的是每月一斤油、三斤肉、两斤白糖，还有些黄豆，待遇很高了。
1938年，周恩来把爱国将领刘杰三请到延安出任陕甘宁边区参议员。10岁的刘燕平也随父亲来到这里，陕北的黄土地把她培养成为一名人民的歌唱家。新中国成立初期，她的一首民歌《兰花花》震动了中国乃至世界歌坛，也让周恩来记住了她。尽管唱民歌出了名，但刘燕平还是一直想有机会接受系统的专业训练，1956年她报考上海音乐学院被录取了。
刘燕平：开学前，北京正在搞全国音乐周，我也去观摩。有一天，文化部艺术局局长周巍峙同志把我叫去，说：“你看看这个，周总理让给你的。”就拿出一个便签，上面写着：听说刘燕平报考音乐学院，还是要走自己的路，艺术各条道路上都得有人往前走，民歌民间唱法这条道路上也得有人扛扛旗。我愣住了，周总理怎么会知道我这个小丫头考音乐学院呢？于是我就对自己说，必须要在民歌这条路上走下去了。
周恩来与少先队员们亲切交谈
1940年8月，邓颖超与红岩村办事处同事的孩子们肖远立的妈妈张园从1953年起担任邓颖超的秘书，远立姐妹三人就和妈妈一起住进中南海西花厅，这样她们就有了近距离接触周伯伯和邓妈妈的机会。周伯伯管肖远立的姐姐叫“大米”，管她叫“二米”。
肖远立：周伯伯的工作太忙了，说“日理万机”也一点都不过分。因此邓妈妈和他身边工作人员总是见缝插针安排一点活动让他放松，这里头最经常就是散步，还有打乒乓球、踢藤球等。因为我的体育不行，常常能躲就躲。有一天晚上值班的卫士叔叔来电话，说：“二米呀，你快过来吧，陪伯伯打打乒乓球。”我只得硬着头皮去。刚上场还很紧张，有时发球也过不了网。这时候伯伯就安慰我，说：“二米你跟我打紧张什么呀？”我要是打出的球伯伯接不着，他就会大声地为我加油，说：“好球！好球!”
人民的冷暖牵动着总理的心，这是肖远立真真切切的体会。一天晚上，在陪周恩来去看话剧的路上，他看到一辆环卫车开过，一位环卫工人在车身后部特制的木板上站着，一手拿着铁锹，一手扶着后车帮。
肖远立：伯伯就对司机老杨说：“这么站着多危险啊。”老杨说：“没关系，这车开得很慢。”过了一会儿我就听见伯伯很轻地说了一声：“这样的天，站在车上太冷了。”1976年“四五事件”那会儿，天安门广场群众自发大规模纪念周总理，人们写了无数令人感动的诗歌，其中有一首：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的总理爱人民。总理和人民同甘苦，人民和总理心连心。我觉得这首诗非常贴切地说出了伯伯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
“不能把自己的子女培养成八旗子弟”，这句话周恩来在很多正式场合都说过。他不但这样要求，还亲自铲除培养“八旗子弟”的土壤。
肖远立：我们高三毕业要考大学的时候，有一些同学因为是高干出身，就不参加复习，想“走后门”上大学。我就对伯伯说：“为什么有的同学可以不考试呢？这样不对。”他听了很重视，让秘书把这件事记下来。后来有一次在校门口遇到校长，她问我：“你是不是向周伯伯告状了？”我一听就明白，伯伯一定是过问这件事了。
邓颖超没有当过母亲，但是她的人格魅力折服了许多母亲和孩子。有成百上千的人亲切地称她为“大姐”，有成千上万的孩子叫她“妈妈”。
肖远立：我上初二时，一次体检的时候被发现血压偏高。大夫让我去北京医院详细查也没查出个所以然来，我也就不太在乎。那会儿邓妈妈的血压也高，每天喝玉米须子熬的水和豆汁儿，中医加民间偏方。她知道后，就对司机老纪说：“以后每天再多弄一份，给二米也喝。”
我高考前，有一次散步的时候邓妈妈问我：“二米，要是考不上大学，你怎么打算？”我说：“考不上我就下农村去，种地。”这是我心里话。邓妈妈说：“要考不上你就去北大荒吧。”我说，好。当时对北大荒有宣传，我挺向往那个地方。又过了一两个星期，散步的时候我看见邓妈妈穿了一双翻毛的长筒靴，很漂亮。邓妈妈说：“你去北大荒的事，变没变？”我说，没变啊。她1957年4月，周恩来来到杭州梅家坞小学
周恩来、邓颖超与孩子们在一起
总理推童车让伍绍祖难忘的，不仅是小时候邓妈妈抱过自己，还有成年后亲耳聆听她的教诲。
伍绍祖（伍云甫之子）：邓妈妈是1992年去世的，去世前我去看过她两次。当时她对我和我爱人说：“你们的父母都是党的优秀同志，他们长期在机关工作，默默无闻，无私奉献，是无名英雄，这种精神是很值得宣扬的。”这个话对我教育很深。革命事业是一个系统工程，有领袖也有群众，有军事干部也有政治干部、后勤干部，有出谋划策的，有冲锋陷阵的，有出头露面的，也有默默无闻的，每个人都很重要，每个人都缺不了。邓妈妈还说：“人就是块木头，把你做成佛像，就得让人拜；把你做成踏板，就得让人踩，个人名利地位不要挂在心上。”
除了邓妈妈的教诲，伍绍祖还很庆幸自己的人生路上的三位老师。
伍绍祖：第一位是我的“思想老师”胡耀邦，第二位是我的“政治老师”王震，第三位是我的“工作老师”张爱萍。耀邦同志曾讲过我的三个问题：第一，思想不刻苦；第二，不会抓主要矛盾；第三，抓不住恰当的机会表述正确的思想。我去给王震当秘书的时候，很多人劝我不要去，不好当。但是耀邦同志说：“你得去，他这个人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从来不搞阴谋诡计，你要去和他交朋友。”确实，王震一心想的就是人民群众，所以在他那儿工作的三年半使我受到很多锻炼，前后跑了上百个县。到了县里，不要县委书记汇报，就请具体工作人员来谈；不许念稿子，放开讲。张爱萍非常善于把坚定的立场和实际工作结合起来。毛主席曾说：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哪些地方有困难有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是为解决问题去工作去斗争的。张爱萍就是这样做的，也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待续）
大型文献电视片“延安儿女的故事”完成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