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SuzyHansenjuly编译萧东兮
法蒂赫区位于伊斯坦布尔老城，得名于早年的穆斯林征服者。Karagumruk社区建在古老的拜占庭式围墙里，开在那里的“金剪刀”理发店店面狭窄，浅绿色的工作台面泛着亮光。6月末，我在斋月期间的夜晚到了那里，所有的椅子都被占满了。
今年的斋月，穆斯林整整17个小时不能吃东西，不能喝水，不能抽烟。于是，到了当日斋戒快结束时，太阳落山，周遭涌起一阵疯狂。街上，女人们提着鼓鼓囊囊的购物袋；细胳膊细腿的男孩身上散发着过剩的荷尔蒙，不停地往墙上扔球，有时也直接扔向人们的脑袋。“金剪刀”里，40多岁的穆拉特（Murat）在给男人们理发或是修剪胡子。穆拉特神采奕奕，留着笔直的长胡须，穿深色裤子，戴着土耳其毡帽。他谈论着昨晚发生的事，在伊斯坦布尔机场的那场爆炸。
“我们很难过。”穆拉特说，“除此以外就没什么了。恐怖分子袭击的是国际航站楼，不是针对我们。”
（一）
理发店的一扇窗户上装饰着《古兰经》开篇的英译文字—“以真主之名，至仁至慈的主”（“InthenameofGod,themostMerciful,themostCompassionate”）—窗外是社区主干道，ProfessorNaciSensoy街。它与Karagumruk社区的其他街道一样狭窄拥挤，苍白黯淡的公寓楼、摇摇晃晃的房子和临街屋相互紧挨着。街道两边挤满卖蔬菜和水果的小摊贩，草莓、黄瓜和香蕉堆得老高。男人们聚在一起，坐在凳子上。每个人似乎都要经过这条主干道，汇聚起的眼神里透着一股怪异的防备。不过，Karagumruk社区也因它的民族主义、黑帮、吸毒者和零星爆发的夜间枪战而出名。
Karagumruk社区所在的法蒂赫是伊斯坦布尔最大的行政区，也是“正义与发展党”（AKparty,AdaletveKalkinmaPartisi）的要塞。这里的人们忠于他们的领袖、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刚发生不久的军事政变中，宗教事务部给各个阿訇传达了文件，特地要他们召集祈祷者，几乎所有的法蒂赫住户都涌上距离Karagumruk社区仅几个街区远的瓦当大道。穆拉特放下刚出生的儿子加入人群，各个年龄的男人都在那里，包括小男孩。
当一架直升机靠近“正义与发展党”总部大楼时—距Karagumruk社区约有10分钟路程的地方，示威者从各个方向涌来，阻止它降落。直升机驶离时，朝人群开了枪，造成至少一人死亡，数人受伤。
在“正义与发展党”主政的市政局，法蒂赫的居民遵循着埃尔多安倡导的伊斯兰式生活方式。法蒂赫清真寺经常举行伊斯兰主义的游行抗议。这里的土耳其人几乎无条件地站到埃尔多安身边，尽管他正陷于内忧外患之中—不仅是军事政变，还有他与俄罗斯之间的分歧，与美国的焦灼关系，与库尔德人的残酷冲突，对取道土耳其投身叙利亚内战的圣战分子的宽容，以及在叙利亚难民问题上与欧盟的讨价还价。土耳其在中东扮演的这个新角色，令它疏远了政府中的反对派，也包括一部分土耳其军队。
过去5年，埃尔多安默许了超过100万叙利亚人进入土耳其，其中多数是阿拉伯人。新移民对土耳其人而言是陌生的，但两者还是能在历史中寻找到一丝共同记忆：100年前，土耳其人在奥斯曼帝国统领着阿拉伯人，当帝国分崩离析，土耳其国父阿塔图克（Ataturk）试图将新国家引向阿拉伯国家的反面—西化。阿塔图克以阿拉伯人低土耳其人一等的言论著称；而阿拉伯人或许对土耳其长久以来的专横还存有一丝留恋。如今，他们已经几乎无法交流：土耳其人不说阿拉伯语，叙利亚人不说土耳其语。他们住在一起，却无法彼此融入。2012年以来，ProfessorNaciSensoy街上一间接一间地开起了叙利亚商店，几乎占到总数的三分之一。在理发店，我问他们发生在机场的爆炸有没有像在西方国家一样，激起当地人对难民的愤怒。一位正在给客人剪头发的叙利亚理发师对这个话题格外谨慎，整间理发店都陷入沉默。于是，穆拉特提高声音说：“叙利亚人跟你没有关系，是吧！他们被迫离开自己的国家—怎么可能是恐怖分子呢？一个人两个人犯的事，不是整个国家的问题，是吧。这种无知的说法必须住嘴。”
我花了更多时间游荡在Karagumruk社区，想了解普通的土耳其人怎么看待难民危机—这里的难民数量远甚于欧洲。叙利亚人想在这儿住下去吗？看起来土耳其人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军事政变爆发前不久，埃尔多安表示正在考虑为一些难民提供土耳其身份。某种程度上，叙利亚人符合埃尔多安对土耳其远景的构想，而他的人民对此又不怎么排斥。我感受到，不断涌入的难民正令Karagumruk社区的土耳其人重新思考该如何看待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历史，甚至他们自己。
6月，叙利亚居民在ProfessorNaciSensoy街上艾尔诺糖果店门前分享晚餐
穆拉特（中）和他的雇员塞尔哈特在位于ProfessorNaciSensoy街上的“金剪子”理发店（二）
我第一次来Karagumruk社区是2015年10月，目的地是一间比儿童游戏房大不了多少的白色小屋，它坐落在一排栅栏后，拥有一片少见的绿色草地。这是Karagumruk社区负责人的办公室。负责人的工作类似村官，政治中立，公务繁忙：签发出生证，解决邻里间的各种纠纷，出身可疑的男孩要娶女孩时，女孩的母亲也会来问他的意见。
我拜访的是伊斯玛伊·阿尔提图帕克，他长着一张宽大的肉脸，有着拳击运动员一般的身材。夏天时，阿尔提图帕克养了4只母鸡和1只公鸡，它们趾高气昂地在院子里踱着步，咯咯地叫，有时还走进办公室来。阿尔提图帕克今年68岁，担任负责人一职已经30年。用他的话说，他的家族自1700年以来就定居在伊斯坦布尔。对君士坦丁堡，他总是很容易陷入冗长的回忆，以及有些沉重的怀旧情绪之中。
对这位负责人而言，旧式的Karagumruk社区是个充满田园风情的地方：奥斯曼的木头房子，碧绿草坪的院子和养着金鱼的池塘，每次祷告时清真寺里传出的召唤声如此美妙（而不是像如今这样播着嘶哑的录音），土耳其人与邻里和睦相处，尤其是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负责人自称是鞑靼人的后裔，是穆斯林。不过他认为，基督徒和穆斯林曾有过一段十分甜蜜的时光，因为他们都是真正的城里人，真正的伊斯坦布尔人。
“这是个希腊社区。”阿尔提图帕克说，“人们说基督徒是穆斯林的敌人？你开什么玩笑？总是有好人也有坏人。我可是从奥斯曼时代来的。在那时候，希腊人给街区里的土耳其人取外号，叫阿列科（Aleko）—希腊名字，没有人会介意。现在呢，如果你说，‘嗨，佩特罗（Petro）！’没准儿有人会射死你。”
上世纪50年代，暴乱、袭击与偏见几乎吓跑了所有留在这里的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同时，数以百万计的土耳其人从东部地区涌入伊斯坦布尔。也有外来的移民：保加利亚人、波斯尼亚人、马其顿人。照那时“想象的共同体”的看法，所有的初来乍到者都可以被看作“土耳其人”。不过，对新来的阿拉伯人就不是这么回事了—原先的奥斯曼臣民，如今又回到古老的帝国寻求新的庇护。
住在Karagumruk社区的叙利亚人告诉我，这里令他们想起大马士革。他们大都住在法蒂赫的苏鲁库勒地区，那里曾是世界上最早的罗马人定居点之一。2000年前后，由于冲突，苏鲁库勒进行改建，建起了政府资助的住宅。这些看起来非常洋气的房子并没有吸引土耳其人租住。
房子有不少问题：窗户打不开，管道总是阻塞，阳台建得怪异而且不怎么安全。叙利亚人来的时候，房东不怀好意地提高了租金，但一些人还是在单人间里塞进尽可能多的床铺，把苏鲁库勒当成落脚地。
2012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一年后，一个年轻的叙利亚人在ProfessorNaciSensoy街开了一间咖啡店。他在一只盒子里卖叙利亚人喜欢的泛着光泽的黑色咖啡豆，在另一只盒子里卖土耳其人喜欢的棕色干咖啡豆。每个月，他都会给小混混付一小笔钱，好继续待下去。接着，街上陆续开起了赞恩理发店，叙利亚人开的艾尔诺糖果店，土耳其人开的埃尔津詹肉店。老家很重要—土耳其人总是先问“你从哪儿来的”—不过很少会听到土耳其以外的地方。短短3年，ProfessorNaciSenoy长长的街道上，几乎每间商店都挂起阿拉伯名字的招牌。有一间咖啡店取名Al-Helebi，来自叙利亚城市阿勒颇（Aleppo）。
“很多人都做起了生意。”一天，负责人在他的办公室里告诉我。土耳其人既对叙利亚人展现出来的自信感到叹服—他们从不抱怨自己的国家，又对他们感到愤怒。“他们从不互相帮忙！相反，他们总是找土耳其人帮忙……去外面看看，至少有5个孩子在讨钱。”
阿尔提图帕克的这番话似乎提醒了一个正在等他办事的女人。“他们很脏。”女人说，“祈祷前，他们还在厨房里洗洗涮涮。我住在一家叙利亚人旁边，他们在同一个地方做饭和吃饭，他们甚至在祈祷文旁边洗脚。”
土耳其人很看重清洁。厨余不可以放进洗碗机；女人们冒着生命危险探出身体，擦着5层楼公寓的窗户。土耳其人很容易用脏不脏来评价人。土耳其人认为，当他们随着阿塔图克一起逐步西化，已经把中东国家的其他人远远抛在身后。
那个女人还在谈着洗脚的事，一个穿戴整洁、土耳其语说得十分流利的男孩走了进来。他最近才有了跟人高声讲话的勇气。
“Salaam-alaikum（“你好”的意思，是阿拉伯人最常用的问候语—译者注），别那么紧张。”男孩说，“哥们儿，你知道……我读不懂这个……”他递上了一张纸。
负责人抓住他：“你是叙利亚人吗？”
“伊拉克人。”
负责人打量他一番，才接过纸，在上面涂涂画画，给出详细又耐心的指示。
“谢谢了，哥们儿，我会这么做的。”男孩说。他的土耳其语说得十分地道，我花了好几年时间才掌握到那种程度。
负责人望着男孩离开的背影，就好像那个彬彬有礼，讲着土耳其语，也讲着salaam-alaikum的阿拉伯男孩从不曾存在过。
“他们甚至从不说‘salaam-alaikum’！”阿尔提图帕克说，“如果你找我帮忙，为什么不说声‘你好’呢？”
这种抱怨如果继续—比如叙利亚人导致房租上涨，叙利亚人导致工资减少，叙利亚人不缴税，叙利亚人抢走了我们的工作—好像根本看不到什么融合的空间。不过至少在伊斯坦布尔的这个小地方，叙利亚人不可避免地“参与”了当地人的“闲话”—谁都逃不过被说闲话，不过常常是新来的人被八卦得最多。
沿着阿尔提图帕克办公室所在的街往下走，一位店家开玩笑：“如果叙利亚人不停地涌到这里，很快我们就要搬到他们那儿去住了。”接着，他正了正神色：“我之前雇过几个叙利亚人，他们太懒了。他们为什么不好好工作呢？你到一个新国家，要养家糊口，要有点斗志才行。不过，他们不是。他们总是不停看表，问什么时候可以下班。”
一位不太能讲出身份的顾客询问是否能加入谈话。“也不是所有人都这样，”他说，“他们在打一场硬仗。穆斯林为什么要为难穆斯林？他们总是受骗。他们想在这工作，但从来拿不到公平的薪水。”
那位店家琢磨起来。“为什么他们不把家人送来这里，自己留在叙利亚打仗？”他问。
一种在Karagumruk社区很平常的说法是，很多土耳其人相信，正是因为他们投入了战斗，在一战后才能从西方人手里解放了自己的国家。所以叙利亚人也应该留在那里，为自己的国家而战。
“虽然你这么说，但我们国家的仗打了快30年。”那位顾客说，“你们跟库尔德人打过仗吗？”
一片沉默。顾客离开后，店家和他的伙计嘀嘀咕咕。有人说，“我猜他可能是叙利亚人？”
“肯定是。”另外一个人说。
（三）
土耳其人对阿拉伯人的偏见深植于历史，尤其是一战的痛苦经历。正是土耳其人，当时的奥斯曼人统治了阿拉伯人数百年。接着打起了仗，帝国分崩离析，相继成立了独立国家—土耳其在1951年签署联合国《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时，坚持必须有“地域限制”，土耳其只会对从欧洲来的难民提供庇护—这点实在很奇怪。不过，对那些有土耳其血统和文化传承但不算土耳其人的，也有过例外。这种难民政策符合土耳其20世纪的大外交策略：以防御为主，将自己剔除出中东国家，并且不欢迎移民。土耳其在保存自己领土的“纯洁性”上，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埃尔多安改变了一切。他对老派的世俗化民族主义抱持批判态度，更愿意以地区龙头老大的姿态向伊斯兰身份和中东融合靠拢。出于民族主义情绪，土耳其一直拒绝与库尔德人和平共处；不愿开启对亚美尼亚大屠杀的反思；一旦涉及奥斯曼时期的事，比如阿拉伯人，就不断巩固大土耳其主义（HighTurkish）。整个20世纪，土耳其从来不是东方与西方之间的“桥梁”，反而是阻挡双方的一堵墙。然而，2009年前后，取消签证限制与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了大量阿拉伯商人和游客。进入21世纪，土耳其前所未有地敞开了限制。2011年，埃尔多安宣布，土耳其将对叙利亚难民—“我们的兄弟”，开放边境。
2011年年底，约有2.4万名叙利亚难民住在土耳其。仅仅5年后，这个数字蹿升至300万人，其中也包括非叙利亚难民。270万名叙利亚人在土耳其无处不在。仅有30万生活在难民营，其他人在全国各地安家，找工作，结婚生子。在土耳其的小型边境城市基利斯，叙利亚人的数量已经超过土耳其人；在大一些的边境城市，如加济安泰普和乌尔法，叙利亚人的数量与土耳其人相当。在那些地方，叙利亚人既有存在感，又不堪一击：IS可以在叙利亚记者的家里袭击对方。叙利亚人甚至住到安纳托利亚的小镇，那里长期处于民族冲突之中。
埃尔多安被看作崇尚放任的人道主义者。难民营几乎得不到援助，叙利亚人的身份是“临时庇护”。很多叙利亚人，尤其是孩子，最后只能落脚在伊斯坦布尔数以千计的地下纺织作坊里，缝纽扣，糊鞋子，一天工作12小时，有时还领不到薪水。理论上他们跟土耳其人一样，可以免费上学，免费看病，但实际上却很难。学校和医院的负责人根本不懂阿拉伯语，而且已经不堪重负，对难民他们总是抱有歧视。大量叙利亚人选择了欧洲。土耳其成了资本主义的前线。只有两种人留在土耳其，要么实在太穷没钱离开，要么足够富裕易于落脚。
伊斯坦布尔的群众注视着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7月1日，在阿塔蒂尔克国际机场发生自杀式炸弹袭击后，埃尔多安发表公开演讲在伊斯坦布尔，叙利亚人想了各种方法，开设了约50间叙利亚学校。它们有的开在租来的办公楼里，有的开在公立学校—土耳其孩子放学后，那里就成了叙利亚孩子的课堂。走在法蒂赫的街区，我经过一间临街房，一位叙利亚妇女正教三个孩子念书。她把这个闲置的地方变成学校，就好像突然冒出来的艺术画廊。我听过很多土耳其人的捐助故事：面包、旧衣服、钱，它们都来自非营利机构，多少改善了难民的生活。
人们能做的恐怕也只有这些了。每个礼拜，报纸上都充斥着耸动的标题：“博斯普鲁斯海峡寻获4岁叙利亚男孩尸体”“13个叙利亚人在埃斯基谢希尔省死于一氧化碳中毒”“叙利亚牧民被击中大腿”“叙利亚妇女死于贝特曼”。
还有关于嫖娼，土耳其男人娶叙利亚女人当第二个老婆，孩子被冻死的报道。今年，难民营的一名清洁工被指强奸了30个孩子。2014年夏天，加济安泰普发生的两件事震惊了当地。一件是，一位叙利亚司机—他的车子挂着印有“S”的牌照—在路上袭击了一家土耳其人；另一件是，一个愤怒的叙利亚人一刀捅死了要把他赶走的房东。愤怒的土耳其年轻人发起暴动，攻击带有“S”字样的汽车，朝叙利亚商店的窗户猛投石子。
7月初，在伊斯坦布尔机场的一次自杀式袭击事件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前往清真寺发表讲话（四）
埃尔多安与其他正为难民危机焦头烂额的领导人不同，他总是有办法让人民听他的话。只要埃尔多安出现在电视上或者电台里，再三重申某件事，检察官就会采取行动，拍政府的马屁。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个国家于一个世纪中第5次政变的晚上，土耳其人采取了史无前例的行动：只要埃尔多安发出指示，他们就涌上街头，抵抗坦克和士兵。当埃尔多安谈论叙利亚人，反问“难道我们要在炮火中抛弃这些人吗”时，他的人民毫不迟疑地回答：“不，当然不。”
也有宗教认同的因素。与埃尔多安的人民相同，大部分叙利亚人是逊尼派穆斯林。叙利亚人在土耳其是“外人”，但对很多欧洲人或是美国人来说，所有的穆斯林全是“外人”。与西方领袖不同，埃尔多安可以把叙利亚难民危机当成人道主义问题而不是安全问题来处理。
更值得引起关注的是，直到去年，埃尔多安都不愿称这是安全问题：难民从南方涌来；决心与叙利亚政府抗争的圣战分子总是取道伊斯坦布尔的主要机场；边境全线开放。过去数年间，我不断询问埃尔多安的拥趸，他们是否会担心圣战分子途经土耳其进入叙利亚。他们害怕IS吗？他们总是耸耸肩说，埃尔多安知道该怎么办。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埃尔多安更有手腕。他们这样说，也愿意相信这点。
去年11月的选举，埃尔多安所在的政党轻易取得了第4次连任。政变发生后，有人暗示他的权力或被削弱，然而那晚被愤怒点燃的街道却讲述了一个截然相反的故事。人民对他的拥护来自他的人格魅力，不过最开始，他也是通过竞争才得以巩固自身地位的。近来，我与一名40多岁的男性交谈，他本人不是埃尔多安的支持者，但他跟我回忆起上世纪80年代的伊斯坦布尔，那时每周人们只能用上几次自来水。“你知道是谁改变了这一切吗？”他边说边叹了一口气，“正是埃尔多安在1994年当上市长之后。”
对埃尔多安的支持者而言，他是权势的象征，并且在大型工程、伊斯兰身份认同、国家的繁荣与荣誉中树立着自己的威严。解决了土耳其最大城市用水问题的市长，无疑也会对整个国家的桥梁、机场建设产生兴趣。埃尔多安是个扩张主义者，他的种种施政措施不免令人想起野心勃勃的帝国势力，总是渴望更广阔的土地、更丰沛的资源，以及对自身成就更直接的证明：最后往往走向战争。
“我们是个穆斯林国家。”Karagumruk社区的一名屠夫告诉我，“我们追求精神上的不断进取。政府和饱受不公平攻击的穆斯林站在一起，它捍卫了我们的信仰。它和全体穆斯林，和土耳其人站在一起。”
整整一个世纪，土耳其人都在争论身为土耳其人意味着什么。热烈的讨论分化出世俗派与宗教派，导致土耳其人与库尔德人之间的冲突。新的阿拉伯-土耳其公民会维持阿拉伯人身份，还是会成为土耳其人？阿拉伯人是否是埃尔多安“想象的共同体”图景中的一员？
库尔德人和其他西方人会一直观望，任凭埃尔多安将300万名脆弱的难民作为道德“要挟”，使自己的政策合理化—包括压迫库尔德人，囚禁异见分子，用总统个人取代议会体系吗？至少从一战以来，和平总是伴随暴力，对一个民族的拯救总是意味着对另一个民族的迫害。中东国家的人民依旧是西方人眼中的“交易品”：成为追求帝国繁荣与秩序幻想的筹码，尽管“帝国”的说法早就过时了。
然而，这种幻想依旧有美好的一面。在Karagumruk社区每个礼拜的赶集日，小贩们支起木头桌子，上面堆着诱人的橘子，翻开鲜红鱼鳃的海鲈，来自不同城市的泛着光泽的橄榄。跟着母亲一起来购物的叙利亚女孩裹着白色的头巾；卖草莓的小伙子是库尔德人，卖辣椒的是土耳其人，卖白干酪的是从土耳其很东边的地方来的。人群熙熙攘攘，伊斯坦布尔的日光柔和地抚摸着他们的面庞。附近，在那间狭窄的白色屋子里，负责人一边对人们作出指示，一边怀想着他的君士坦丁堡。
土耳其安全卫队在自杀式袭击发生后保卫机场（本文翻译自《纽约时报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