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杜祎洁编辑卜昌炯
羽毛球女子双打组的顾俊（左）和葛菲（右）包揽了1996至2000年间几乎所有世界级比赛的冠军，她们的陪练杨康功不可没陪练制度始于乒乓球
素有“国球”美誉的乒乓球是中国众多体育运动中第一个拿到世界冠军的项目，也是中国体育界最早实行陪练制度的队伍。
薛伟初或许是最早的一位陪练。1959年，北京成功申办了1961年第26届世乒赛，这是中国第一次主办国际性体育大赛，为此国家体委从1960年开始就从全国各地抽调了“108将”在北京集训，来自上海的薛伟初就是其中一员。
1959年在多特蒙德，日本队捧回了第25届世乒赛上的6项冠军，唯独男单输给了中国的容国团—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随后两年时间里，他们闭门潜心研究新技术“弧圈形上旋球”，这种球落台后又飘又转，弹跳很高，不易借力。
1960年秋来华访问的欧洲强队匈牙利队带来了这一风声。匈牙利和南斯拉夫联合访日时被日本队打得一败涂地，每次接球不是高球送死便是飞出界外，有时球一碰拍就飞出挡板，不知去向。立志夺取第26届世乒赛男团冠军的中国队听罢十分不安。将近年底，中国队教练才从一本外国杂志上大致猜测出弧圈球的打法。
全队运筹帷幄之际，薛伟初连夜给组织写了一份申请，“就让我来模仿日本人吧”。他属于少数的几个用反胶的队员，哥哥薛绪初那时是香港乒协秘书长，日本队经常去香港热身比赛，对这个“神秘魔法球”有一定了解。于是，30岁的他与老国手胡炳权成了中国乒乓球队第一代陪练，每天依葫芦画瓢学起了拉弧圈。几个月后，不畏惧弧圈球的中国队第一次举起了男团斯韦思林杯（乒乓球世锦赛冠军奖杯）。
第26届世乒赛，中国队打了日本队一个措手不及，拿下了男团、男单和女单3项冠军，国球地位就此奠定，中国体育独特的“陪练”制度亦应运而生。
尽管力克劲敌，中国队里应对弧圈球的命中率依旧不到一半。彼时日本的3位主将木村、荻村和三木引领着世界乒坛。为了更有针对性地陪练，余长春、刁文元、廖文挺等人决心彻底放弃自己的打法，争相模仿日本队3员主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陪练。他们不仅弧圈球质量和球技与日本人相差无几，连走路及举止都学得惟妙惟肖。
多年以后，木村对中国教练讲：“第一次看到余长春打球跟我那么像，感到不可思议。这等于是中国队员每天可以同我们练球，而我们却做不到。你们不仅占了球艺的便宜，还占了心理优势。”他坦言这种陪练做法，日本人学不了。
如今乒乓球陪练绝大多数都是国家队非主力成员，男队除了张继科、马龙、许昕、樊振东4大核心，女队刨去丁宁和李晓霞，其他所有队员都可被视为陪练。对于编外球员来说，特殊打法的队员如长胶进攻型选手，凭成绩或许没办法进入国家队，但为了模仿某些对手或者刻意培养，也会被拉来做陪练，以锻炼主力队员对各种打法的适应能力。
女主力背后的男陪练
男队员为女主力做陪练并不新鲜，这是中国特色陪练制度下的另一个产物。
男乒世界冠军和奥运冠军陈玘就在女队当过陪练。与乒乓球等技术性较强的项目相比，柔道、跆拳道、摔跤等重竞技对抗类项目的男性陪练更不可或缺，一名主力身边通常有4到5名包括男陪练在内的“人肉沙袋”。
为冲击2012年伦敦奥运金牌，北京奥运会柔道冠军杨秀丽身边曾围绕着6男7女共计13名陪练，体重、身高、技术各异，几乎模仿遍了当时女子柔道78公斤级的全部对手。而冼东妹的老公刘波，亦是中国首批柔道陪练之一。
史上最长久的柔道男陪练刘磊磊已进入国家队十余年，日常角色在人肉沙包、保姆、司机、裁缝、按摩师中周转。他陪过袁华，陪过孙福明，有时一口气陪3个女将，平均每天被摔300到500次，常常爬起来还得喊上一句：摔得好！
新老陪练之间的更迭犹如昨日重现。过了很久刘磊磊才知道，他的伯乐徐立功也曾是国家女柔队大公斤级别选手的陪练，一次在陪悉尼奥运会78公斤级女柔冠军袁华训练中，被一个背负投抛出榻榻米界外，当场摔成脑震荡。
和刘磊磊一样，年仅十四五岁，徐立功就进入国家队，接受组织安排给女子柔道运动员当陪练。而在他20岁技术如日中天时，恰逢悉尼奥运会前夕，他受命同时给袁华、唐琳、李淑芳3位女柔运动员当陪练。2004年雅典奥运会，领导又安排他给青岛姑娘刘霞当陪练。
即使当了陪练后，徐立功也未完全放弃个人理想，曾接二连三获得全国少年锦标赛男子柔道冠军、全国青年锦标赛男子柔道冠军、全国城市运动会男子柔道比赛第四名、山东省运动会男子柔道冠军、1999年全国男子柔道比赛第五名等成绩。
中国女排前主帅、一代功勋教头陈忠和曾经一陪练就是二十多年。
1979年，22岁的陈忠和从福建男排退役，寻思着进军裁判界。时任国家女排主教练袁伟民找到他，借调他赴京任女排陪练。为人低调的陈忠和一直被基地的工作人员叫“陪练同志”，一副好脾气的他也任由女排姑娘“欺负”。
2000年年底，中国女排主帅竞选时，郎平把票投给了昔日陪练陈忠和。早在1995年郎平回国挂帅女排时，就邀请陈忠和进入教练团队。2001年，与中国女排共度22年的陈忠和走到了镁光灯下，正式成为主教练。随后他率队夺回了遗失17年的世界杯冠军，摘取了雅典奥运会金牌、北京奥运会铜牌。
这段漫长的陪练生涯被陈忠和本人视为日后命运翻篇的伏笔：“当年我都感觉自己成了妇女之友，跟着国家队分析了20多年的国际女排局势，让我这个陪练成了女排通。”中国女排前主帅陈忠和（左二），曾做过20多年的女排陪练一个陪练的自我修养
在中国体育这个运转周密的庞大机器里，陪练就像是一颗颗兢兢业业的螺丝钉，确保每一个狭小的环节咬合得严丝合缝。
现行体育体制下，如果运动员没有出现在主力队员的名单上，就得充当其他选手的陪练，这种丢卒保车式的策略最大化地成全了集体利益。一波又一波精兵强将从各个地市、省队脱颖而出，源源不断地被征调到国家队，在众星拱月的车轮战中变成一颗颗坚实的螺丝钉。
入行10年后，1997年杨康带着一身伤病从湖南省队退役，来到羽毛球国家队成为专职陪练。在教练讲重点时，他要去库房把当天训练用的球领出来，之后给运动员枯燥地喂球、吊球、传球。那时候女双有10个队员，4人一个场，他就陪落单的两人练。有人受伤了他要顶上。一天训练结束后，他还得把球清理好，场地打扫干净。
在女排国家队，白天训练防反时队员每人每组接5次扣球，陪练需要站在网前的椅子上持续喂球，一天扣球达到上千次，到后面胳膊仿佛不是自己的了，晚上回去完全没有知觉。训练时再累，陪练也不能表现在脸上，以免影响队员的情绪，还得一边扣球一边喊着给队员们鼓劲。
陪练不但要同步完成全部训练内容，还要机动地做其他体力活。训练时球拍的杆和弦特别容易断，几个球扣下去，杆就断了，或者弦松了，杨康和女单陪练谭冠群两人最多一天上了56把球拍。
除了抛开“我是一名运动员”的想法，陪练需要从技术上给自己清零，放弃自己已经成形的风格和打法。从事陪练之后，左撇子杨康抹掉了个人的技术特点和“杀手锏”，训练之余看录像学习模拟国外主要对手的打法来练球，帮助主力顾俊有针对性地进行训练。
陪运动员加时训练也是陪练们的家常便饭，在主力队员情绪出现波动时更要协助调节。心情不好时，运动员们会故意打一些刁球，调得杨康满场子捡球，但他也只能毫无怨言。女子双打组的顾俊和搭档葛菲包揽了1996~2000年间几乎所有世界级比赛的冠军，每天都要比别人多练一个小时球，都是杨康陪着。两人的训练越来越默契后，杨康索性成了顾俊的专职陪练。
对于柔道等对抗性项目的陪练而言，最大的挑战是既要给主力队员增加训练难度、保证训练效果，还要把握好动作分寸，避免给主力队员造成身体伤害。
雅典奥运会前夕的一次实战训练中，正在拼命减体重的女柔78公斤级选手刘霞试图背摔陪练刘磊磊，忽然身体一软。140公斤的刘磊磊硬是用一只胳膊支撑全身重量，造成自己肩部严重受伤。他靠连打3次封闭针挺了下来，一直陪刘霞练到奥运会，最终取得银牌。多年的陪练经历使得刘磊磊伤病缠身，却一次也没让主力受过伤。
对于杨康来说，一个平衡的心态也是他得以撑过4年陪练生涯的根本。作为女队陪练，打球、训练都不是为了自己，注定出不了成绩，是一个充满悲情色彩的牺牲角色。但在全世界最高水平的训练馆内，战略战术、训练方案、运动保护都是世界顶尖的，哪怕不会打球、天天坐着看，也能学到很多东西：球技、视野、能量和意志。杨康相信，即使自己以后再不碰球拍，人生也已经全然不同。
(本文根据媒体公开报道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