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夏日的清晨，我站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领主广场（PiazzadellaSignoria），等待游客到来。周围一片宁静，一名驾驶着赞博尼磨冰机的清洁工开车绕着圈，石头铺成的道路上留下一圈又一圈水迹，一个小贩正从白色货车后厢里打开裹着纪念品的油布。来自日本、中国、德国、西班牙的旅行团很快占领了广场，人头攒动。人们在雕塑前自拍，几辆电动平衡车从面前经过，有人放声高唱着歌剧。
我注意到来自美国亚利桑那州的一个旅行团（他们的衣领上别着徽章）靠近了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耸立在基座上的雕塑正对着的就是市政厅。一名游客指着它，用充满玩笑的语气喊道：“这就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雕塑，他们竟然把它摆在这里。这也没什么大不了—就是淋淋鸟屎的枪林弹雨嘛。”
他的意思很明白：意大利是个不断衰落的国家，没有保护本国文化遗产的能力。说句实话，这个游客不是第一个这么说的。路吉·巴兹尼（LuigiBarzini）曾在《意大利人》中写道，意大利为游客提供的最基本享乐之一，就是“比本地人高出许多的道德优越感”。我有时也会生出类似的感觉。意大利官僚的惰性，无论是他们想卖给你一张邮票，还是修整街道，都让你很难对它视而不见。事实上，那个男人指着的雕像的确在户外饱经日晒风吹，大理石上落满了灰尘。
不过至少有相当关键的一点，这名游客弄错了。
他指着的，并非大卫像的真迹，而是同比例的大理石复制品。真正出自米开朗基罗之手的那一尊，的确在此竖立过，但出于保护，在143年前就被移走了。真迹目前正保存在城市另一端的博物馆里，万无一失。
或者说，至少我们是如此以为的。我们总是想当然地以为艺术品能够免遭俗世污垢的沾染。我们绝不是随手把《蒙娜丽莎》这么一挂，而是将它放置在一座守卫森严的堡垒中：高墙、安检站、激光、警卫、防弹玻璃。学者、教科书、海报构建了一种共同的迷思，它是永垂不朽的。然而，万无一失不过是一种假象，一种永恒的虚构：我们经历王朝的倾覆，火药落下城池，走向极端的教徒毁灭古老的寺院。毁坏无处不在，原因各有不同，总会有那么一天，即使是无限的敬畏也无法阻止这种毁坏。
（一）
关于这一点，佛罗伦萨人比世界上大部分人都要明白得多。他们与衰败之间，伴生着一种割舍不断的亲密。这座城市是欧洲文艺复兴的中心—文艺巨匠如乔托（Giotto）、菲利波·布鲁内列斯基（Brunelleschi）、多纳泰罗（Donatello）、贝纽维多·切利尼（Cellini）和达芬奇（LeonardodaVinci）的故乡—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或多或少都经历过灾祸。1497年，狂热的教徒吉洛拉谟·萨伏那罗拉（GirolamoSavonarole）下令挨家挨户收集城里一切与宗教无关的艺术品、书籍、乐器、衣物，在市中心的广场堆了50英尺高，然后付之一炬。这把“虚荣之火”在当时收效甚佳，以致第二年旧事重演。1895年，佛罗伦萨遭遇强烈地震，由于后怕，人们彻夜露宿在大街上。20世纪迎来了纳粹和黑手党的汽车炸弹。2016年11月，意大利将迎来1966年史上最大洪水的50周年纪念，这场大水几乎吞没了整个市中心，数十人丧生，诸多大师杰作毁于一旦。
直到今天，毁坏丝毫没有消退的迹象。它最新瞄准的，是整个文艺复兴的象征、人类躯体的完美呈现，这个城市或者放到任何城市都是最辉煌夺目的艺术品—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
问题出在大卫的脚踝上，那里出现了裂缝。意大利人早在19世纪就发现了这个弱点，现代科学家采用各种方法描绘了裂缝的存在，但至今都没有人真正知道那只脚踝究竟有多脆弱。
转机出现在2014年。几位意大利地质学家共同发表了名为《通过小规模离心实验对米开朗基罗大卫像倒塌机制的模拟》的论文。论文记录了一项旨在用全新方式测试大卫像脚踝耐受度的实验：他们复制了几座缩小比例的大卫像，将它们置于离心机上，以不同角度旋转，模拟来自真实世界的各个方向上不同程度的压力。研究人员得出的结果相当残酷：只要大卫像稍稍倾斜15度，他的脚踝即会折断。
核心问题是雕像设计时一个微小的瑕疵，基座上的核心承重点与整个雕像的核心承重点没有对齐。换句话说，即使基座处于水平，大卫的身体还是存在细微的失衡。论文使用的字眼是“重力负荷的偏心距”，这给大卫像最细弱的部分造成了额外的压力。只要雕塑保持完全竖立，这种重力负荷的偏心距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但能够容忍错误的空间极其有限。只要基座倾斜一点点，脚踝所承受的压力就会直线增加。
这种局面已经保持很久了，在它被移动到这个戒备森严的博物馆之前，大卫就一直保持着极其细微的倾斜。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他就这么站立着，度过了300多年，就在那个亚利桑那州游客对着脏兮兮的复制品发出一阵嘲笑的位置。流行的说法是，倾斜始于1511年的一场雷暴，佛罗伦萨人将之视为一场血腥政变的前兆。然而，更可能的原因是地面下沉，就是很平常的、导致著名的比萨斜塔倾斜，或是令威尼斯不断没入海平面之下的日积月累的土地沉降。
几百年来，大卫像都保持着微小倾斜的姿势。这听起来没什么，但如果算上过去每个世纪、每一年、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这尊重达6吨的躯体都承重着细微的角度偏差，就不是无足轻重的事了。石头内部，细小的裂缝缓慢地发生着改变，右脚的状况比左脚糟糕得多。雕像哪怕再多倾斜一点，压力就会不断朝右脚聚拢，直到那一刻到来—右腿膝盖以下完全折断。
什么情况会让大卫发生倾斜呢？最大的担心是震颤，各式各样的震颤：交通的隆隆声，附近轨道上驶过的高速列车，不断传来的游客的脚步声—最糟糕的是地震。佛罗伦萨位于数条活跃的地质断层上，城市中不时会传来震感。2014年12月，约250次小地震袭击了佛罗伦萨的郊区，绝大多数都是十分轻微的，然而佛罗伦萨还是受到波及。
佛罗伦萨的学院美术馆里，参观者对着大卫像拍照
我完全无法摆脱这样的想象。一场地震袭击了佛罗伦萨市中心，地表之下，暗流涌动：教堂的钟声突兀地响起，瓦片从屋顶滑落；乌菲齐美术馆的墙上，价值连城的画作摇摇欲坠。此时，学院美术馆（AccademiaGallery）里，大卫像的基座倾斜了。刚开始，只是不易察觉的弧度，令大卫的目光偏移了几分，可足够让它移开他永恒注视着的对手—歌利亚（Goliath），转而滑向他已经站立134年的大地。
地面持续震动，大卫的倾斜越发明显。5度、6度、7度……重力不再单单作用在大卫的头部，而是移向背部，使他的身体渐渐前倾，10度、11度、12度……
终于，他的脚踝达到所能承受的极限。细小的裂缝开始苏醒—眼前的地震引发了另一场内部震颤—大卫的腿和脚踝因为身体的重量而折断。他真正地倒下了。
最先撞向地面的，是他曲起的左肘，那只举着投石带的胳膊，它触发了“旧伤”，那是在16世纪的一次暴徒事故中留下的。接着，整具大理石摔向地面。至此，所有物理现象的发生都清晰而迅捷：作用力、阻力，方解石晶分崩离析。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支离破碎。
（二）
我第一次亲眼看到大卫像时，脑海中唯一出现的词是“完美”。为什么从没有人告诉我它如此完美？那时我20岁，第一次远行，对世事愚钝无知。我现在明白，作为对这尊雕像的最初反应，“完美”这个词算不上拙劣，也毫不精确，但是那一刻，它充满我的脑际。就好像一场革命，迅疾、根深蒂固、充满活力、无比真实。
站在大卫像前，我前所未有地感受到艺术迸发的能量。雕像无比巨大：高17英尺，是常人的3倍，接近一头成年的长颈鹿。这是又一个从未有人向我提起的事实，在我的想象中，大卫就是普通人的身材。我脑中一些存在已久的东西开始崩塌，包括相对价值和这个世界所有物体比例的突然调适，也包括我自己。
在我面前，他保持着具有象征意义的姿势：后脚平坦地踩在地面，前脚略微伸出，肩膀耸起，左臂提起，握着投石带，右臂垂在身体一侧，头颅雄心勃勃地朝向熠熠闪光的未来。他是一座巨型大理石的神，尽管他并不是神；他是个男人，但显然他又不单单是个男人。他是白色的巨石—然而石头却带着一丝柔软，好像肉体一般。这具栩栩如生的躯体上，每一处肌肉、血管都天衣无缝地接合在一起。我的目光不断上下扫视，寻找哪怕一丝瑕疵，然而没有。我的脑子飞速运转，唯一出现的词语、一再浮现的词语只有那两个字—“完美”。
那时我只有20岁，和女友正展开长达6周、但预算捉襟见肘的欧洲之旅。我们睡在路边随处可见的便宜旅馆，在公园里用手抓着吃肉。然而为了这一刻，所有的一切都值了。在这一刻，我相信了完美的真实存在，就好像几小时车程外的火车站，等一会儿我就会确定无疑地向那儿赶去一样。
大卫的周围迅速挤满了人，有人出神地望着，有人低声交谈，可我完全沉浸在面前的雕像世界中。我和女友在博物馆逗留了很久，直到人群散去，我们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动身前往下一个博物馆，下一座城市，回到家乡。
（三）
一天下午，我来到了学院美术馆的“禁区”。穿过迷宫般的楼梯和通道，在建筑物最深处的一间面积不大的办公室前，我停住脚步。这里是博物馆馆长安吉洛·塔尔杜费里（AngeloTartuferi）的办公室—大卫的官方守护者。塔尔杜费里穿一间茵宝Polo衫，看起来很放松，谈话风趣且率直。
我们谈到大卫脚踝上的裂缝。这无疑是塔尔杜费里相当熟悉的话题。
我提起那篇地质学家发表的论文。他翻了翻眼睛，“那不过是一种卖点”。他指出，早在100年前，我们就知道裂缝的存在，而状况并没有持续恶化。大卫现在正完美地站立着，它是这个世界上受到最严密监控的艺术品之一。我们不仅握有裂缝的详细绘图，还知道大理石表面的每一处污迹的位置，甚至知道灰尘降落的轨迹。学院美术馆的每位访客都会注意到大卫身后那块明显的、粗糙的玻璃监控屏，上面囊括了一切关键讯息：温度、倾斜的角度，可能的运动轨迹。在它的标签上写着：“智能屏幕。全新、迅捷、简易、智能。”
塔尔杜费里承认，他还是担心地震，甚至有时会做噩梦。所有的高科技监控只可以发出警示，对于保护却无能为力。尽管裂缝没有恶化的迹象，却也没有好转。只要它们存在，大卫就是脆弱的。
事实上，一个相对简便的、能够解决脚踝问题的方式早已存在。尽管我们无法修复裂缝，却可以缓和它的压力。有一种特殊的抗地震基座，能够令大理石雕像对结构性干扰作出相应的调整。这与旧金山大楼采用的技术类似。诸多处于地震带上、不那么著名的雕塑正在接受这种基座的保护。它并不十分复杂；考虑到大卫可能面临的毁灭，它也不算昂贵：需花费约250万欧元。据塔尔杜费里透露，这只占大卫每年给博物馆带来的巨额盈利的一小部分。
2014年，佛罗伦萨郊区发生地震后，全世界媒体的目光都投向岌岌可危的大卫像。意大利文化部长声称，大卫像会在一年之内安装抗震基座。然而一年过去了，什么也没有。当我2015年9月拜访博物馆时—部长发布声明的6个月后—多少期待着会在这里看到围着大卫基座作业的工人。然而，充斥着的只有游客。大卫正保持着一直以来的危险姿势，在每一次震颤前防不胜防。
我问塔尔杜费里，抗震基座到底怎么了。根据他的说法，拖拉是政府的官僚作风。很久以前，他就跟有关公司讨论过加固工程。塔尔杜费里告诉意大利媒体，工程正在进行。基座极有可能在任何时候到位。
都怪意大利政府，塔尔杜费里说，他们拒绝了此项工程。意大利正着眼于重新打造国内的博物馆系统，并计划任命新的负责人（“超级经理”）入驻佛罗伦萨最知名（也就是最赚钱）的博物馆。所以，塔尔杜费里说了根本就不算。意大利政府不会允许他—这个即将被剔除出博物馆的老头，来执行如此重大的拯救大卫的工程。
问题是没有人知道权力交替何时才会发生。即使后来完成了交接，也不知大卫何时才能装上基座。塔尔杜费里离职时告诉我，他准备把防震基座工程交给他的继任者。他说，这是下一位负责人的当务之急。
塔尔杜费里告诉我，大卫身后的那块高科技监控屏已经关掉了。如果只是监控的话，已经没有太多意义了。他说，每个人都知道真正该做什么，只不过需要执行下去而已。
佛罗伦萨街头售卖的彩色大卫雕塑复制品塔尔杜费里不是第一个跟我说起类似故事的人。我结识了佛罗伦萨艺术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西蒙内塔·布兰多利尼·达达伯爵。早在18年前，伯爵就成立了“佛罗伦萨之友”非营利组织，资助以及监督了多项濒危艺术品的修复—从中央广场上的塑像，到乌菲齐美术馆里波提且利（Botticelli）的油画，再到15世纪地方教堂里的风格主义（Mannerist）壁画。这个组织填补了意大利的一项关键空白，在整个国家的文化遗产堕入无法逆转的恶化时，补救了意大利政府的无能。2014年，“佛罗伦萨之友”筹集了50万欧元，以资助和修复大卫像，他们还持续为大卫的日常维护出资。我听说，在大卫头发的缝隙间发现了“蜘蛛的一家”。每隔几个月，他们就会给雕像罩上防尘网，进行真空吸尘作业。
“佛罗伦萨之友”相当乐意为大卫像的防震基座筹款。然而意大利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坚持，国家会对它负责。就好像他们相信，只有他们才是拯救大卫的正规军。布兰多利尼是个务实的女人，每当提到这件事，她都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一副挫败的样子。对于意大利官方这种压倒一切的民族骄傲，她无能为力。
（四）
损害的发生可以有各种形式，不单单是突如其来的毁灭性的倒塌，也可能来自雨水、风或是冰雪的腐蚀。毁灭也可能来自不作为，来自忽视。同时，也存在一种毁灭，来自纪念品商店里漫不经心的羞辱。大卫像的盛名将我推入另一种“重力负荷的偏心距”：切实存在的、举世无双的雕像和它无处不在的形象间的张力。大卫以各种形式被大量复制。我们实在太了解它了，我们对于我们了解它这件事又太确信无疑了，这令我们几乎无法看到大卫的全部。佛罗伦萨的商店里贩卖大卫像复制品和其他纪念品我的身体里有一部分—那个部分，我从未在博物馆负责人、伯爵或是佛罗伦萨的任何人面前表现出来—渴望着大卫被毁灭的可能性。那是一种持久的、青春期式的、偶像破灭般的怪物，或多或少地存在于我的意识之中。
存在于我内心的怪物不是大卫像，而是大卫像脚踝上的裂缝。它们，如同致命的缺陷，散发出一种迷人的气息。我的怪物说，大卫的命运不是屹立，恰恰是倒塌。
我的脑海中，再一次浮现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影—那个在佛罗伦萨被遗弃的脾气暴躁的灵魂。我的怪物很轻易就能化身成他笔下的角色。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力量，恰恰来自无论他笔下的角色如何不幸，作者本人看到的，绝不仅仅是不幸本身，而是救赎的、欢欣鼓舞的、全心全意的。人类总是如此令人着迷，常常陷于疯狂，但又如此无私，充满智慧与理想。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我受到的根本性冲击来自一种全新的、用比完美更完美的视角看待它的方式：一种能够承托起整个宇宙的理解力。
渐渐地，我换了一种眼光来看待大卫，他不再是一个传统的英雄，而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角色。就像《白痴》（Idiot），他是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寻找到真实位置的理想化男性—总是充满误解，承受着庸众的攻击，被拖入各式的捉弄。天知道，那种疯狂就如同我们正面临的棘手状况：无处不在的强迫症式的自拍，意大利官僚的惰性以及对大卫的狂热。不过，就如同《白痴》里讲的：“想要达成完美，先决条件是对很多事保持无知。”
我在佛罗伦萨散步，身边充斥着数以千万计的大卫像复制品。某程度上，我竟喜欢起它们来。它们如此拙劣，却透着一丝和谐—那种和谐，是完美性在米开朗基罗乖戾个性上的投射，是扭曲的历史在无瑕雕像上的投射。大卫的不完美突然有血有肉起来，从它布满细小裂缝的脚踝中生出，动摇了整个世界。佛罗伦萨领主广场，游客围着复制的大卫像在家里，我也保存着一些类似的小玩意儿：有绿色的摇头玩偶、白色的小精灵……其中的一只，是一串钥匙链，它不久前被摔坏了，脑袋掉了下来。我拾起掉下的碎片，把它和其他玩偶收到一起。
（五）
一个月后，我又见到了安吉洛·塔尔杜费里，他已经不再是学院美术馆的负责人了。抗震基座的计划依旧没有实施。接替他的，是佛罗伦萨新近招募的“超级经理”之一、来自德国的中世纪研究学者塞西莉·霍伯格（CecilieHollberg）。6月，我在一间俯瞰阿尔诺河的豪华酒店拜访了她。
我以为我会见到一个严厉又呆板的女人，实际上，霍伯格相处起来很随意，透着一股谦虚，谈话间有些俏皮的幽默。她似乎很乐意离开长久生活的德国小镇，来到这里照看全世界最著名的雕像。谈到大卫时，她开玩笑说，那就像她的丈夫。我们喝着香槟酒，度过了相当愉快的时光。
我问霍伯格，你丈夫的脚踝怎么样了。在你的照看下，有没有什么新进展？那座抗震基座呢？那时距霍伯格就任已经6个月，距意大利文化部长最初承诺更换大卫像基座过去了一年半。
没有任何进展。霍伯格看起来相当的平静。总之，比起存在于假想中的地震，她要处理的前任遗留下来的烂摊子太多了。博物馆的屋顶破了洞，雨水不断滴落下来；非法摊贩总是不断烦扰排队的游客；她还需要在捉襟见肘的佛罗伦萨市中心寻找空间扩建博物馆。
霍伯格说，就职后，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告诉她该怎么拯救大卫像。每个人都说自己是专家，每个人好像都身怀绝技。但霍伯格说，她需要时间来考虑各个选项。她想要的是最佳解决方案，而不是最快的，或是最简单的。她说，将来的某个时候，她或许会启程去洛杉矶，见见盖地艺术中心的专家，听听他们保护雕像的方式。
与此同时，霍伯格说，如果一场大地震直接袭击了佛罗伦萨，那里的每一间博物馆都会遭到不同程度的毁坏，不仅仅是学院美术馆。这一点又加重了我的忧心。不过现在，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我们只能坚信大卫能够凭借一己之力，保持站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