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博物院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的美丽洲公园内，远远望去，像玉锥散落在湖中小岛上。博物院外观粗犷、大气，灰黄色墙面没有任何装饰，与周围绿草蓝天碧湖的景致相映成趣。博物院的主建筑是四个长方体，被形象地称为四个“收藏珍宝的盒子”。其中三座是展馆，还有一座是办公楼，院长马东峰的办公室就在办公楼的二楼。
没有西装衬衫，办公室里的马东峰穿着舒适的POLO衫和牛仔裤。43岁，头发些许斑白，语速很快，一言一笑都透出他谦逊沉稳的学者风度。
与良渚的邂逅
在马东峰口中，来到良渚博物院是机缘巧合的事。
2009年，杭州市组织领导干部公选，良渚遗址管理区管委会文物管理局有一个副局长岗位空缺，需要招聘有专业背景的干部任职。当时马东峰已经在杭州文物考古一线工作了12年。他报名参加了公选，并很幸运地被选中。“承蒙组织厚爱，但是压力还是很大的。”回忆起往事，马东峰感慨万千。
“在考古方面我是老手，但刚上任时我在博物馆方面却还是个新手。”马东峰如是说。
由于之前的考古和研究方向更多是在宋元时期，他自认为对良渚文明的研究并不深入，因此到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找来大量关于良渚遗址的资料，没日没夜地研读。
良渚文明，是一支分布在中国太湖流域的新石器文化类型，距今已有五千余年历史。1936年，良渚遗址第一次被正式发现，这在当时的学术界掀起了一阵惊涛骇浪。
自现代考古学建立以来，已发掘出的实物证据只能将中华文明史上溯到四千年前。随着良渚遗址发掘的不断突破，大量详实的证据确凿地向世人昭示：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具有扎实的理论依据和实物证明。
“良渚文明被遗失得太久，被认识得太晚了！以致它对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的重要性被忽视了太久。”马东峰略带沉重地说。
当被问及良渚博物院的命名问题，马东峰表示，良渚是实证中华五千年历史的圣地。它的出现证实了早在5300—4300年前，中国社会已经进入文明时期，出现了“国家”形态。中华文明的起源与世界文明起源有共通点，是属于全人类的宝贵遗产，具有突出的共同价值。“良渚文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独特的了解世界起源史的方式，因此命名为博物院名副其实。”
良渚博物院的前身是良渚文化博物馆。博物院在2003年正式破土动工，在2008年10月落成。马东峰认为“原来的展览场地、方式，已经不能满足新时代的传播需要了”，所以才有了建新馆的计划。“博物馆的职能不应只是文物保护，它还承担着社会教育、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责任。良渚博物院的诞生也基于此。”
“来到博物院后，对良渚文明的认知在一天天地深化，对其丰富而庞大的内涵也越来越着迷。”马东峰回忆自己来到良渚之后的日子，觉得乐在其中。
良渚博物院内穿插设计了三个天井式主题庭院，运用中国园林建筑的元素，点缀美人靠等建筑小品。摄影徐讯/人民画报闯入考古专业
青少年时期的马东峰，恐怕不会想到自己会与考古结缘。
马东峰出生于河南太康一户普通的农家，在年少时期并没有过多地想过“人生”“未来”一类词汇。他说自己进入考古领域全靠缘分。
1992年，高考结束，学校和专业的选择令他第一次站在了人生转折点。“当年考得还不错，但主要考虑的还是学校，对专业并没有想太多。”马东峰说。
“在高考志愿栏里我填上了北京大学。”马东峰说当时的中国恰逢发展关键点，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就一系列重大问题发表了讲话，“下海”一词在中国一时成为流行语，“于是没有想太多就跟风报了经济类专业。”
但他最终被调剂到了考古专业。“我们专业20多位同学，很多是被调剂到了这个有些‘冷门’的专业。”马东峰笑着说。
当时，考古是众人眼里“比较清贫”“纯学术”的学科。马东峰进入这个专业后，有过思考，甚至有过动摇。然而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踏踏实实了解了这门学科后，他选择留了下来。马东峰认为，一座城市、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最终是和文化底蕴分不开的。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自然而然地就会有人喜欢考古。”
马东峰的研究方向是宋元考古，因此1997年毕业后他没有留京，也没有回家乡，而是来到曾为南宋都城的杭州继续自己的研究。
马东峰进入杭州市文物考古所，潜心考古研究工作，杭州十年间接连几个重大考古新发现，例如南宋恭圣仁烈皇后宅遗址考古、南宋临安府治遗址考古、老虎洞官窑遗址考古等，都有他的参与。在他的办公室里，满满当当堆着各种遗址资料和报告，那都是他十几年间田野发掘成果的积累。
马东峰甚少提及多年田野考古工作中的艰辛。他的同事说：“考古人性格中的谦逊坚韧、吃苦耐劳、甘于寂寞，在老马的身上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马东峰经常会亲自上阵向各方来客介绍古老的良渚文明。在遗址保护与城市发展之间开一条路
历史遗产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然而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历史遗址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这一直是马东峰的一块心病。
大遗址保护是个世界性难题。每一处大遗址都具有特殊性，几乎没有范例可供复制。这一点在良渚遗址的保护工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良渚遗址所处的区域特殊，余杭区是杭州乃至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最具活力地区，也是杭州城市化推进的最前沿。而且，良渚遗址区所在地距离杭州中心城区仅15公里。如何在保护遗址与城市发展之间找到平衡点？这是马东峰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遗址区内的居民为遗址保护做出了很大牺牲。遗址保护虽然不容易，遗址区内居民的生活改善也不能不考虑。”马东峰说。
早在2005年，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就开始实施《良渚遗址保护区文物保护补偿办法》，每年安排专项资金，开展村一级文物保护目标考核，根据考核结果下拨文物保护补偿经费，对村集体经济进行补偿。
“老马上任后，常常带着人马往周边村落社区里跑，考察村民的生活状况，回来就着手修订文物保护补偿机制的具体条款。”回忆起马东峰上任之初的情景，他的搭档周黎明副院长说，“他想让钱用在刀刃上，真正对遗址区内百姓的生活有所帮助。他是个很有人文情怀的人。”
文物保护补偿经费不仅弥补了遗址区内村落在文物保护中的损失，还提高了基层百姓在保护文物工作中的主动性。这项制度也是全国首创，为全国大遗址保护提供了一种使文物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思路，弥补了全国在文物保护政策中文物保护补偿领域的空白。
补偿机制运作的11年间，补偿范围不断扩大，由最初的11个行政村增加到24个行政村社区，实现了遗址区全面覆盖。补偿经费也大幅度提升，由最初的每年40万元上升为590多万元，杭州市和余杭区两级财政11年来已经累计发放3000多万元。考核细则的不断完善，基层村组织对文物保护工作的积极性不断提高，这中间凝聚了马东峰无数心血。
马东峰认为，遗址保护是双向的，只要处理得当，遗址保护与城市发展不会产生必然矛盾，良渚博物院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2003年博物院未动工之前，这里是良渚镇的一个化工区。遗址区边缘的山区地带，还经营着30多家采石矿。在良渚博物院计划动工，遗址区保护进一步推进后，采石矿逐步关停，重污染化工企业被迁走。“在遗址保护的过程中，百姓最大的感受就是周边生态环境的改善，也更愿意参与到文物保护工作中了。”马东峰欣慰地说。
良渚博物院第三展厅《良渚文明》，通过展出琮、璧、钺等大量良渚时期的精品玉器，充分彰显以用玉、崇玉为特征的良渚文明在中国和世界同期或同类文明中的重要地位与影响。“想走出去，就得先改变自己”
从文物保管与陈列、学术研究、对外交流、展览活动到服务参观者，马东峰都有着清晰的规划。
“良渚博物院为研究、保护、传播与传承良渚文明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马东峰说，“博物馆的职责所在不应只是单纯的文物保护，更重要的是传承和弘扬，让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到我们的血脉中去。”
良渚博物院犹如一座解读不完的文化宝库。最让马东峰遗憾的，是很多参观者一进博物院就脚步飞快，一圈下来仿佛什么都看过了，又仿佛什么都没看到。要改变这一尴尬的状况，就只有“先改变自己”。
他上任院长以来的一条条计划正在为此铺路搭桥。
首先是提升博物院的展览体验。作为一个专题性博物院，展品数量肯定不如综合性博物馆那么丰富，如何处理好展品与展馆的逻辑，恰如其分地引导公众了解完整的良渚文明，这是马东峰一直在考虑的问题。为了让观众在获取大量历史文化信息的同时，还不至于感到枯燥乏味，良渚博物院可谓费尽心机。
马东峰的梦想是把良渚博物院变成一座“无墙的博物馆”，让它的影响力形成一股流动的力量。为此，良渚博物院举办了多项公益性活动，其中面向青少年的活动格外引人注意。
马东峰特别介绍了良渚博物院这些年持续开展的一项社会教育活动——“北京大学全国中学生考古夏令营”。这是他的母校北京大学与良渚博物院合作举办的项目，每年的参加对象都会涵盖全国20多个省市的200多位优秀高中生。活动旨在让他们近距离体验考古工作，了解良渚文明。“不管他们考不考北大，学不学考古，良渚文明在他们心里留下的印象将会持续发酵。”马东峰说，“教育传承的重点还要放在下一代身上。”
除此之外，在马东峰的推动下，良渚博物院新浪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多媒体平台也在稳步发展。
“到良渚博物院以来，越来越觉得责任重大。”马东峰感慨，“还需要不断学习新的传播方式，才不会被时代落下。”
（本报道未署名图片由良渚博物院提供）
2015年7月19日，第八届全国中学生考古夏令营开营仪式在良渚博物院举行。夏令营活动中，学生们实地接触“真正的田野考古”，和考古学家一起踏查古代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