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河南省兰考县黄河滩区扶贫搬迁的兰考县谷营镇姚寨新村社区。2017年2月27日，经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评估并经河南省政府批准，兰考县退出贫困县序列，成为河南贫困退出机制建立后首个脱贫摘帽的贫困县。摄影李博/新华社
四川省广元市昭化区广吉村溜索改桥建成的广吉大桥新华社供图
河北省衡水市冀州区冀州镇，三万农村妇女家门口就业。摄影李晓果/新华社
河北省巨鹿县官寨乡南哈口村农民在大棚内培育秧苗。摄影牟宇/新华社
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李家堡镇黄金村，农民在农牧农民合作社鸡舍内忙碌。摄影刘金海/新华社
三年前，河南兰考县委、县政府向兰考80多万人民承诺，三年脱贫……2017年2月27日，经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评估并经河南省政府批准，兰考县退出贫困县序列，成为河南贫困退出机制建立后首个脱贫摘帽的贫困县。兰考脱贫，是拿出了当年老书记焦裕禄“除三害”的劲头，从此“兰考”不再是贫困的代名词。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脱贫攻坚做出新部署。从2013年至2016年的四年间，每年农村贫困人口减少都超过千万，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201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立下了脱贫攻坚的“军令状”——将继续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000万以上，完成易地扶贫搬迁340万人，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将增长30%以上。
扶贫在路上，需要步伐再快些。
“扶真贫、真扶贫”
全国政协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不都满金是哈萨克族。2016年11月的一天，他专程来到阿图什市的松他克乡园艺场村，与村民王庚长一家结对认亲，他说：“从今天起，我们两家是亲戚了，要常来常往，欢迎你们常来我家做客……”
2016年10月16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部署推进“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自治区一百多万干部职工与各族群众结对认亲。像努尔兰·阿不都满金这样的“干部亲戚”是为了让贫困地区“亲戚们”收成更好、日子更好。这样的方式十分有效，既加强了干部与群众的沟通、交流，又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融。特别是解决困难群众的燃眉之急，“认亲”的方式直接快捷，做到了“勤走动、真帮扶”。
“苦疾甲于天下”曾是甘肃定西市的真实写照。甘肃定西、河西与宁夏西海固同处六盘山，合称“三西”，这里曾是中国最穷的地方之一，也是全国扶贫开发任务最重、难度最大的地区之一。自1982年国家启动三西扶贫开发计划，以此为起点，经过35年的努力，定西市改写了“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历史。
据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定西市委书记张令平介绍，定西加强了集中连片特困地区、革命老区开发，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推动特色产业发展、劳务输出、教育和健康扶贫。在资金整合和监管上将推进贫困县涉农资金整合，强化资金和项目监管。在创新扶贫协作机制上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扶贫。还将实施最严格的评估考核，严肃查处假脱贫、“被脱贫”、数字脱贫。在定西的扶贫工作中，坚决防止脱贫成效失真，切实担当起“识真贫、扶真贫、真扶贫”的重大责任。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普格县民族中学彝族老师沙诺（左）和妹妹。1992年，沙诺幸运地就读于由政府补贴开办的普格县东山乡中心学校女子班，从此改变了命运。而现在，东山乡中心学校49%的学生都是女孩，普格县民族中学女生比例也达到了47%。摄影陈燮/新华社
在“慢火车”5633次列车上，彝族群众在整理准备销售的土豆。“慢火车”指在出行不便的老少边穷地区开行的票价低、站站停、速度慢的列车，目前全国铁路共开行这样的慢火车81对，助力精准扶贫。摄影江宏景/新华社
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县班彦村村民吕丹巴四郎的儿子吕增庆在新居内抱着新买的衣服和鞋子。新家是在当地的扶贫搬迁规划中，由海拔2800米的山上搬到山下平川地带的。摄影吴刚/新华社
工人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融安县西山林场育苗场拔苗，准备送往贫困户手中。融安县的杉木速丰林人工造林精准扶贫实施方案，对种植香杉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按规定给予奖补。摄影黄孝邦/新华社
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自治县发展乡村旅游脱贫致富，这是程阳风景区内的风雨桥和民居建筑。摄影黄孝邦/新华社地处四川盆地北部的广元市是一座具有深厚革命传统的城市，然而，由于受历史、自然、地理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这个革命老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依然面临许多困难和瓶颈。2016年6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正式审定通过了《川陕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规划》，规划涉及广元市22个重大项目。
“对广元来讲，机遇可遇而不可求，机遇稍纵即逝，只要我们抓住了这个机遇，就会迎来黄金般的发展时期，根本上改善老区发展面貌。”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广元市委书记王菲对记者说。
2016年底，广元主办了首届川陕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论坛，川陕渝9市1县签订了《川陕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推动区域合作，联合承接《规划》落地。
据王菲介绍，为了推动振兴发展规划的落实，广元市将建立健全广元市川陕革命老区振兴发展领导小组，推动《规划》实施；加强与国家有关部委的有效对接，争取重大项目在审批、核准、资金上优先予以安排和实施。同时，进一步对接国家政策，积极开展项目论证谋划，争取更多项目尽早入库、落地；开展红军精神时代价值和促进川陕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课题研究，夯实老区振兴发展的理论基础；根据《规划》提出的“在原川陕苏区核心区域设立川陕革命老区综合改革试验区”，广元市已初步编制了《广元市川陕革命老区综合改革试验方案》；加强《规划》范围内区域合作。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平邑县九间棚党支部书记刘嘉坤则谈到了发挥平邑县的资源优势。九间棚村地处沂蒙革命老区腹地，隶属于山东省平邑县地方镇，这里曾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作为“中国金银花之乡”，近年来九间棚把金银花作为重点产业。“我们一直以优质农产品的标准种植金银花，用杀虫灯，不用农药，现在金银花已经成为九间棚、平邑县甚至是山东有代表性的特产。”金银花变成了“扶贫花”。
刘嘉坤介绍说：“1985年我们开始修路、治水、整山、栽果树，开展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让处在荒山陡坡的九间棚率先通路，改善了交通条件，改变了恶劣的生产生活条件。1991年我们下山到县城办企业，后来企业赚了钱，个人也得到了分红。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村民的生活越来越好。”
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副省长夏红民对“十三五”期间甘肃旅游扶贫做了详解。甘肃省每年将集中扶持100个旅游扶贫试点村，对全省有条件发展乡村旅游的1196个贫困村建档立卡，到2020年，全省力争建成专业旅游村600个，旅游示范村100个，标准化农家乐两万户，乡村旅游收入达到100亿元以上。夏红敏认为：“乡村旅游和美丽乡村建设、精准扶贫是紧密相连的，甘肃旅游的发展，得益于中央五大发展理念，乡村旅游则是将政府的号召变成全民行动，乡村旅游就是既留住了乡愁，也增加了农民的获得感。”
扶贫需要标准与监督
作为来自基层的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沛县胡寨镇草庙村党支部书记秦真岭认为，农村脱贫工作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一是产业脱贫；二是技能脱贫；三是社会政策托底。“另外，还要进行跟踪随访，防止因自然灾害、因病返贫；最后，绝对不能以脱贫和增加农民收入为借口破坏生态环境，这也是不科学的。”秦真岭说。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静昇律师事务所主任彭静则建议，要加大扶贫政策宣传力度，各级部门应采取各种形式广泛宣传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和地方管理办法等相关政策，提高扶贫工作透明度，让群众真正成为扶贫政策的监督者。
她认为，凡涉及扶贫资金的立项、审批、补偿的信息要张榜公布，让群众知晓每一笔扶贫资金的用途、流向、数额以及哪些组织或个人得到了扶贫帮助。要扩大巡察的覆盖面，有计划、有重点地对反映扶贫问题集中的县乡开展巡察。充分发挥传媒的监督作用，加大传媒对扶贫领域贪腐问题的曝光，积极收集反馈人民群众的举报线索。
作为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全国人大代表刘永富从监督层面对脱贫标准做出了回答。他说：“脱贫摘帽有国家的标准，评估不是抽样评估，而是大范围评估、核查。国家在核查脱贫标准时，还要看老百姓认不认可，必须90%的老百姓认可，才是脱贫。经过一系列严格的程序，特别是第三方评估，应该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言必信，行必果。农村贫困人口如期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如何完成2017年这1000万人的脱贫任务？仍需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机关干部侯文杰（中）与喀什地区巴楚县多来提巴格乡玛依仓村的帕太姆·吉力力在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中结为“亲戚”。新疆政协供图
山东省沂源县的农家女在中庄镇一塑编企业的“扶贫岗位”上劳作。目前，该县已有40余家企业设立了专门的扶贫岗位，帮助1600余个贫困家庭实现就业增收。摄影赵东山/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