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很多人的存在是为了让我们感知自己渺小的。
比如崔老师。
崔老师的经历比较丰富。大学毕业之后，先是在另外一个城市一所全国重点中学当高中语文老师，评了高级之后调动到省城附近的一所国重继续从事教职。由于教学成绩优异，课余也爱对语文教学进行研究，没几年，就到了教研室担任语文教研员。因为自己的实力和踏实的作风，崔老师从教研员又做到了招办主任的位置。这可是块肥缺，每年的考试那么多，再加上把关整个小城的中考高考，那里面的利益不待言说。
无论一部分老师把学校说得多么糟糕，其实学校还算社会上的一块净土，只要教学成绩优异，无论你个性如何，即使你不会讨好巴结，也是可以混下来的。
机关则不然，当教学成绩无法成为衡量价值的风向标时，圆融的人际关系和适时适量的与领导亲近就成了处世法宝了。崔老师看来不擅长这块。
没当多久，崔老师就下来了。下来了之后，正值壮年的他又被拉去搞教育科研。教育科研这块吧，现下比较流行。很多学校都提出“科研兴校”的口号，但是在早几年，教育科研还属于装点门面的板块，说白了，喊你搞教育科研，其实也就是把你闲置了。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当所有的教育科研都是依照“做得好不如说得好”这个潜规则时，他却老毛病的宛如教书一般认真起来。一认真，就出问题。口号喊得响的，也许压根就没怎么做，而把教育科研拿来装点门面的，常常是当地有权有势的名校，于是乎，崔老师又被搁置了，到了更为闲散的教育学会。
接触崔老师，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现在教育界有个通病，眼睛都唯上。只要上面舒服，哪管下面干什么？而学会这个组织吧，貌似评价很高，什么学术争鸣的高地，什么名家交流的平台，其实说穿了，就是民间组织一个，领导重视，还行，万一领导不重视，那就是“摆件”一个。学会，从某个角度来讲，就是养老院，退养所。
在所接触的学会工作人员不一样的是，崔老师特别较真。
交计划，订杂志，交总结，仿佛一年到头，学会就这三件事。其他学会人员常常是按兵不动，有要求就执行，有文件就下发，反正上面要求怎样就怎样，绝对不会旁生枝桠，另找事干。
崔老师不一样。所有计划当中，他的算最认真的，字斟句酌，一件一件工作罗列明白，一点一点思考分析清楚，打印工整，装订规范，每年都是不一样的。而翻开另外的学会总结，几乎都是基本雷同，纯属巧合。
他还有一个爱好，就是提意见。比如关于学会机构建设啊，比如订的杂志的质量啊，送递时间和地点不对头啊，比如学会活动的搞法啊，不胜枚举，言辞恳切，其间不乏真情实感。一一记录下来，汇报给领导，领导边听边笑：这个老崔啊！
进一步加深印象是在全国学会组织的一次活动上。那次活动是西北三日游，半天会后，从兰州出发，途径嘉峪关，然后到达敦煌，返回。
西北苍凉，荒漠无边，旅途多寂寥。学会组织的人员多是老头老太太，无论是火车上，还是汽车上谈论的多是退休后的五彩生活以及各地的待遇等问题，要不就是拿个相机对着窗外或者摆着姿势，咔嚓咔嚓地闪个不停，然后几个脑袋凑在一起品评欣赏。
一路上，崔老师显得特别沉静，时不时地望向窗外，眼神中透露出无尽的神思。偶尔他也举起相机，不过与其他人拍摄对象不同的是，他的镜头里留下的都是无边大漠上那簇簇的骆驼刺，祁连山落日下耀眼的雪冠，货车上西北女孩头巾缝隙中的粲然一笑，或者是混黄中突然闪过的一株白杨，抑或玉田地区那在苍茫天底下转动的大风车……一车之中，就属他与众不同。仿佛喧闹是他们的，留给他的唯有沉静。
中途上厕所的时候，搭讪攀谈起来。他对刚才拍摄的大风车意犹未尽：你看，这些庞然大物是这个生命禁区的征服者，它艰难的一转，也是生命的一轮，就是好多度电啊？
拿过他的相机，一一翻看起来，每一张照片都是一幅饱满的画面：黄与绿的对比，天与地的边际，风中的大风车，车窗外擦肩而过的微笑……每一个画面仿佛都是一首诗。难怪有人说：照相也分境界，有人用相机到此一游，有人用心灵定格瞬间。
重新上车后，我们更加熟络了起来。一车人因为旅途的疲惫，恹恹欲睡。我们俩却谈性正浓，我们又成了车上的异类。
汽车穿过嘉峪关，沿着祁连山的余脉，朝大漠深处开去。暮色四合之中，天地间平添了几分苍凉之感，前方尘土风扬，耳边风声猎猎，我们话匣打开，谈西北的历史掌故，说西北的文学故事。谈到了高尔泰的《寻找家园》，当年这一线的地方几乎都沾满了他的足迹；谈杨显惠，谈他的《夹边沟纪事》，谈那场浩劫之中人性的泯灭和复苏……一路疲惫的旅程，因为这次无意的谈话，都让我们彼此激动起来。后来又谈到了撒哈拉沙漠中的三毛，崔老师非常激动地对我说，你应该去看看李娟的作品，看看这个二十来岁小姑娘的《我的阿勒泰》，看看她和她妈妈、姥姥在阿勒泰群山之中跟着哈萨克牧人转场流浪的故事，看看她在那样一个环境中性灵的抒发，你可以读到很多纯真的东西，我也是看刘亮程的推荐，于是读了李娟的……激动处，崔老师都差点哽咽了，看来这些纯美的东西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中，在这样一种氛围之下触发了他。
崔老师也五十多了，按理说，和他谈话，口中应该更多地听到麻将、房子、退休金、儿子和孙子的，但是令我感到激动的是，他谈的是文学，还谈得如此纯真和激烈。
一下子觉得亲近了许多。
不知谁说过，心里喜爱文学的人是年轻的。到了敦煌之后，面对导游的“循循善诱”，我们相约第二天一大早不坐沙地摩托，也不坐骆驼，而是直接攀登鸣沙山。
第二天一大早，天边略有晨曦，我们就向鸣沙山最高峰进发了。山不高，但是却不好攀爬。脚一落下去，就深陷其间，稍一用力，就滑向下方，于是只好重来。第一次，感受到了有力使不出的滋味。同行有几个外省的大学生，也是准备赶在日出之前攀爬这矮矮的鸣沙山的，一行人相互加油，倒颇有乐趣。
崔老师一人在前，步履从容，目光坚毅，还把同行的几个美女的挎包相机包一并揽在肩头。我们几个年轻人则是走几步，歇一会。想起小时候割麦子的时候，母亲的警告：宁可慢，不可歇，看来果真如此。崔老师回头大喊：快上来啊，别放弃，我们一起看日出！已经登顶的几个大学生，也一起挥着帽子在西北的晨曦中为我们几个呐喊。
终于在日出之前，登山了沙山的顶峰。风凉凉的，穿过汗透的绒衣，更增寒意，在我们瑟瑟发抖之际，崔老师一会儿俯卧山顶，一会儿仰躺沙巅，一会儿站，一会儿跪，抓拍日出前的沙脊，捕捉沙山上光与影的变化，一会儿又替大家当义务摄影师，忍受一干人等的搔首弄姿。
太阳出来了，腾的一下从远处沙山之后冒了出来，金色的光辉洒遍山顶。所有人沐浴在金色的光亮之中，大家一起挥动着衣服、帽子，对着山下的人们欢呼。这个时候，特别看到了崔老师的真性情，宛如一个孩子一样，在天地间大声无忌地叫喊着。山顶的沙也仿佛受了感染，在风中尽情地飘散。
“小L啊，以后可得多多锻
炼啊，你看我都冲到你的前面，年轻的时候无论工作有好忙，都要好好地锻炼，心态更好调整好！”一边劝诫，他一边蹭的一下从我面前滑了下去，身后激起一阵沙浪，自上而下，旖旎成一条优美的弧线。
回去的火车上，他又英勇地将自己的下铺让给了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大爷。走过去给他看我拍的照片的时候，他蜷缩在最痛苦的卧铺中层热情地笑着。
“你拍的照片构图不对，人物不要放在正中间，还有不要从别人的膝盖处截图，那样看起来怪怪的，你那张嘉峪关城楼的照片不错，注意了三个层次……”
听到冒出的专业术语，邻座的人都笑了。于是纷纷拿出相机，请他点评，一下子围了几层。
西北回来之后，收到崔老师的邮件，他细致地把给我拍的照片按照“风景”和“人物”分类，一一编号，发了过来。正埋头欣赏之际，收到他的电话：
“收到照片没有？人物的全给你了，你还需要哪些风景的，我发给你，下次再一起出去哈！”电话那头传来依旧热情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