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村里的名人。虽没赶上读私塾，但可上过高小呢。六年的学习，他练就了可做教材的蝇头小楷，还打得一手好算盘。
父亲长得比八仙桌高出一点儿的时候，村里年终分粮食，被叫了去帮忙。就见他蹲在条凳上，两手上下翻飞，稀里哗啦一阵算盘珠响。家家户户挣了多少工分，得多少粮食，都算得清清楚楚。在大人们满脸惊讶的眼神里，他露出得意的笑容。由此一举成名。
闯关东那年，他不满十七岁，是四爷爷坚持要带他去的。起初，家里不同意，长子长孙，还是守家稳重一点好。后来见他们意志坚决，再说多出去一个人，就少一个人在家里吃饭不是？有点收入，对诺大一个家族来说也是一个添补。
父亲呆过的那个林场，一眼望不到边。三年多的时间，他就从来没有走出来过。
扛木头那可是个力气活。跟四爷爷比，父亲的身材实在弱了些，他又能写会算，是个文化人了，就做了林场的会计。美差啊！不用出大力气，挣钱却不比别人少。
当年，有人送给他一副好算盘，是少见的十五个档。紫红色木料做得框架黝黑放光，每个档上下两层，各穿起七个紫葡萄似得算盘珠，外框上还镶嵌不少银丝花纹。算盘掂起来沉甸甸的，格外雅致。
这是他从林场带回来唯一的实用物品，我们兄弟姊妹五个都用它学完了小学珠算课程。
父亲回老家任职，除了能干，还有四爷爷生命付出的代价。那次积木垛倒塌，包括四爷爷在内的十几个伐木工人被压在了下面。林场为息事宁人，把父亲办成了正式工人，还帮忙联系到老家的一个厂子担任了主管会计。
那几年，我最盼望的就是每周星期六到来。下午不上课，眨眼功夫就能把作业糊弄好，剩下的时间就疯玩。傍晚时分，父亲那辆“泰山”牌自行车一进门口，家里的锅碗瓢盆就唱起来。不一会儿，香喷喷的西红柿炒鸡蛋，海米拌黄瓜就会端上桌，小燎壶燎着烧酒“吱吱”响着，口水就顺着往外淌。要是大队书记或者邻里乡亲来了，还会多上一条老咸鱼或几块烧肉。小孩子往前一蹭，总是能捞到一点别人的赏赐，那是个香啊……
凡是来求父亲帮忙的，他就会把那个算盘小心翼翼取来。用一块红绸子布反复擦干净，郑重其事地放在桌子上，稀里哗啦这么一拨楞，一会儿大家都笑逐颜开了。有人撂下个三毛两毛的钱，他总是让母亲抽空给送回去。说自家人，收钱人家笑话，家里好多事靠大家帮忙呢。所以，虽说父亲常年不在家，我们兄弟姊妹也多，但从没落下过什么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退休接班制度就要废止了。风声传得最紧的一个周六，父亲老早就回来了。找到他高小的同学，还有健在的三爷爷，一起喝了大半晚上酒。随后，他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提前退休。让学习优秀，最像他的长子，我的哥哥辍学接班。干了七八年临时工，每年都为家里挣钱买工分的二姐满脸委屈，哭着跑出了家门。
退休那年，父亲刚刚五十出头。他把账上结余的三千多元现金交给了他徒弟。说：这是我干了三十年会计账面上的余款，有的是厂家故意留下的，有的是不再追要的欠款。绝对干净，你接下来吧。
接任者惊得目瞪口呆，三千块钱，那年代能干多少事呀！
受父亲的影响，我家里大姐、三姐、哥哥、嫂子都干了会计这一行。唯独我，他最小的孩子，转来转去在文化圈里晃悠，算是继承了他另外一个特长，那个老算盘也传到了我的手里。
那天，我经不住一位热衷收藏古董伙计的撮弄，把那宝贝拿出来给他看。那小子带上放大镜，把玩了半天，嘴一咧：二哥，可惜了。你这东西品相虽好，可是用酸枝木做得，假如它是海南黄花梨，至少能值这个数。他把食指和大拇指叉开，在我面前晃了两晃。乖乖，能顶一座楼房呢。
啊？！
我接过来反来复去地瞅。忽然发现了一个秘密，在算盘反面中间梁上，竟有一行暗红色小字。上面刻着：“老实做人，扎实办事；人不混帐，账不混人。”像极了父亲从小练就的蝇头小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