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当上城管，25岁的宋志刚就成了“特不招人待见”的人。
他从超市拎着水果回家，邻居会撇撇嘴：“哟，又扣啦！”他帮老外找医院，马上有群众过来围观：“城管干吗呢？要打老外啦！”
宋志刚抄过摊儿，也时常“在职权范围内做出人性选择”。他将自己作为城管的所见所闻发在网上，帖子迅速走红，被点击数十万次。后来，这个帖子被汇编成书《城管来了》。
宋志刚经常琢磨城市管理问题，他期待国家能够立法，“现在这个管理办法令北京的居住者很不爽，也令我们这些所谓的管理者很不爽，领导们也未必爽。”
他总觉得，这个城市应该更宽容一点。更美好一点，而不是现在的样子。
宋志刚穿着特意给他准备的崭新的城管制服坐在镜头前，目光炯炯。采访一开始，他的身体和话语都像制服一样笔挺，到一个多小时后才放松下来，那些黑色幽默的部分都是最后半小时里谈的。
采访结束后我问：“你一开始怎么那么紧张？”
他犹豫了一下，说：“我看你以前采访的都是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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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志刚说，他没工作前，用两个字形容就足够了――“愤青”。在天涯网站上，看别人骂什么就跟着骂，也骂城管。在河南，他正在小吃摊吃饭，就被城管赶走了，回来在网上骂。
毕业的时候顾不得了。和大多数就业困难的学生一样，“能当上公务员，扫厕所都干，后来连扫厕所都没轮上，就当了城管”。
准备考试的时候，他在百度上搜城管考试指南，前几页出来的全是嘲弄的题：“遇到小贩如何处理？A。一脚踹去：B。掀锅……”
当上城管之后，先是不愿意干，后来就硬下心来按规矩办，大吼一声半条街都能听见，再后来……前女友跟他分手，两人吵起来，对方在大街上喊：“城管打人啦……”
有次抄摊，他被大学生骂，手指戳在他脸上说他连流氓都不如。他急了，脸红脖子粗，也说了粗口：“你丫滚蛋！”幸好被同事直接拎上了车，不然很可能会打起来。
他想辞职也是因为这件事，因为这个职业“没有成就感”。我说，很多人觉得上班不就是谋生嘛。他给我讲了一件事。当年他从警校毕业前当实习警察，在西客站执勤，小姑娘敲玻璃叫“警察叔叔”，他从车里一跃而起：“没事，有我呢。”去了大厅，很多排队买不着票的群众一起鼓掌：“人民的好警察来了。”谁都不敢当众指认“黄牛党”，他就在队伍中一个一个拍人肩膀：“这个？这个？”群众点头示意，他在大家仰慕的眼神中拎走那个人。
“那感觉！”他眼睛微微向黑暗的斜上方望去，出了一小会儿神。
2
那对小姐弟是无意间碰到的。我们的本意是找海淀区卖鸡蛋灌饼的小摊贩，他们大多租住在六道口的城乡结合部。本来想采访孩子的父母，但他们去参加家长会了。两个娃娃一点儿也不认生，尤其是小弟弟，两颗小门牙刚掉，一笑一边一个酒窝。
闲聊。我问姐姐喜欢北京吗，她说又喜欢，又不喜欢。
我问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她说喜欢建筑，不喜欢城管。
她没见过城管，也不知道城管是干什么的，只说：“他们抄我爸爸车的时候……”
她哭了。
我当时坐在她侧面，这眼泪没法擦，我也没尝试让她别哭――没体会过这种处境的人。就别劝别人别怎么样。我只是在镜头拍不到的位置，轻轻拍拍她的后背。
弟弟害怕又发愁地看着姐姐，又看着我，很生气的样子，他觉得是我这个陌生人不知干了什么把他姐姐弄哭了。
但最让人难受的是我临走的时候，他们在一片废墟上玩，从瓷砖上爬上去，又痛快地溜下来。这个村要拆迁了，他们很快会没有地方住，只能再找便宜的出租屋了。他俩还小，不知道这些。
我招手：“哎，我走啦。”
他俩站在废墟上，小姐姐笑嘻嘻地挥手：“阿姨再见！”
小弟弟也跟着说，亮着小牙床，声音更大些：“阿――姨――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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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志刚说他原来是“愤青”的意思是“急着下判断，总有正面人物和负面人物”。这几年他学会了“不偏激地对待人和事”，他的书里有一句话：“我现在觉得，往往没有简单的是非，只有各自冲突的需要和矛盾。”
就拿我们采访的一位大爷来说，他的眼睛有残疾，在北京治病，一个月的房租就靠卖爆米花。
但也不得不看到另一些东西――住在胡同里的居民说：“不行，他的摊位占着路，我们连车都开不出去。”开饭店的店主说：“他把我家招牌都挡住了，必须管。”买过爆米花的人说：“那种人造奶油能把孩子吃出病来。”
那两个娃娃的父母卖鸡蛋灌饼，养家不容易，但摊位就是这么个情况，大家能看见，水、鸡蛋、工具是什么样子。看看就能知道。
这些需要管理，但残疾人就业不是城管能解决的事。娃娃的父母和大爷都想要个规范的摊位，这也不是城管能定的。城管只能堵，没有疏，小宋说：“暴力执法简直是必然的。”
谁对？谁错？看的事实稍多一点，迟疑一下，就不会那么快地赞美和谴责。一开始总是好人坏人，后来是好事坏事，最后发现只是生活中矛盾密布。
用不着去寻找激烈的冲突，在陈述中自会看到矛盾的结点，能说清楚，制订规则的人、想解决冲突的人，就有了一个比较客观的事实基础。
中国的城市化才开始，未来还有几亿人要进城，进了城都需要管理，哪一个行业、哪一个城市都有一个建立规则、慢慢成熟的过程。有人说：“你们总说要慢慢来。可为什么不能快一点？”
慢一点，一步一步踩实了，不会绕弯路，反而快。
走在路上的人，也可以有自己的选择。宋志刚在书里说过一个例子：“最后一个翻墙逃往联邦德国被民主德国士兵击毙的人，死时离柏林墙倒塌只有几个月。开枪的卫兵被判刑，律师力争，说士兵只是遵守了当时的命令看守柏林墙。法官说，你的确是看守者，但在人性选择中，你却可以选择不射击他的要害部位。卫兵没这么做，所以他被判刑了。”
宋志刚说：“我没办法改变很多事，只能在我的职权范围内做得更好一点儿，这是我的人性选择。”
制度由人选择，有了人性的驱策，改变自会发生。
以前我觉得这种想法是和稀泥，妥协是最没意思的事。凡事着急，恨不得一夜之间建成新世界。现在觉得，一刀砍去，乱麻更乱。要有这个耐心，找到线头，慢慢抽解。
这个前提是让各方说话，别停留在概念和成见上。这个社会，事件的哪一方都有说话的机会，都说对方能听懂的话，也都有诚意去听对方的话，把意见和矛盾一一陈述，也许在说清楚事实的时候，事情的化解之道也就会随之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