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岁那年的夏天，我得了延髓脊髓灰白质炎――小儿麻痹症中最严重的一种，病菌侵入了我的中枢神经。刚开始，我吃东西时常常被噎住，继而吞咽发生困难，很快，我的颈部、双脚和右手就瘫痪了。
父母被告知我已无药可治。同时，医生也不让他们陪夜。
于是，我的父母一步三回头地回到密执安州蓝镇的家中。母亲整夜安慰着父亲。她见他伤心地哭了。这是父亲第一次流泪，也是唯一的一次。天一亮，他们振作起精神，默默无语驾车去医院。
就在父亲流泪的那一夜，我发着华氏108度的高烧，毫无知觉地躺在病床上。一位老护士把我放在浴缸里，用冰块给我降温。她寸步不离地陪我度过了充满危险的48小时，直到我的高烧逐渐消退。
疾病损坏了我身体的许多部位，最严重的是靠近颈部的脊椎骨。我躺在床上，根本抬不起头。
医生告诉父亲，通过治疗，我的右手和双脚的功能有可能恢复，但我将不得不戴着颈部支撑架度过余生，我将不得不去残疾儿童学校读书。
“不！”这是父亲对这种可怜的、不能自立的生活的回答。“我的女儿永远不会那样！”
父亲虽然没有读过高中，文化程度不高，但他却读了一切他能够找到的有关幼儿瘫痪方面的书。同时，他虚心向专家、医生和护士请教。最后，他得出结论：如果他女儿的肌肉能用人工方式进行锻炼，永久性的肌肉萎缩就不大可能发生。一位按摩医生同意父亲的结论。父亲发誓要让我尽快出院，以便及早进行治疗。
出院时，我不能走路，而父亲不想让我像其他孩子那样坐轮椅，于是就抱着我走出了医院。
我开始学钢琴。父亲坐在钢琴前，抱我坐在他的腿上，把我的头靠着他的胸膛，又把我的双手放在琴键上。我的右手不听使唤，滑了下来。“没有关系，很快你就会弹得很好了。”他信心十足。
按摩医生泰勒每天上午来我家为我按摩肌肉，特别是颈部肌肉，一位家庭教师则每天下午来为我补习功课。父亲答应一定让我重返原来的学校。
父亲一天要从公司回家几次，把我平放在琴凳上，用沙袋放在我的前额、右手和双腿上，强迫我抬头、提手和举腿。颈部肌肉已经有些萎缩，我不得不努力锻炼，加强其他肌肉的力量用以弥补。一些邻居听到我锻炼时的哭喊声，认为父亲不近人情，因而对父亲不理不睬。但父亲这样做恰恰是出于爱，我心里很明白。
渐渐地，我能靠自己的力量抬头了，虽然还不太自如；我能走了，虽然还不太稳当；我能写了，虽然慢一些；甚至，我双手能弹出几个音符了，虽然还串不成曲。
我的大部分吞咽器官已经麻痹――现在依然如此。为了进食，我得把头全扭向右边才能咽下食物。父亲想了个主意，在餐桌上安了一面镜子。对着镜子，我慢慢练习端正头部吃饭，直到基本纠正。我现在吃饭时，头依然会右偏一点，但人们一般觉察不出。多亏了父亲的主意和那面镜子。
我想去上学，但学校通知父亲说我没有完全恢复，下学期还不能回校上课。父亲直奔校长办公室，对校长说：“请帮助我女儿重返正常人的生活，下学期回校读书是对她刻苦锻炼的最好回报。”
终于，在新学期开始时，我回到了学校。
尽管班里那个最胖的女生骂我是“瘦猴”，但这让我感到自己又是这个集体中的一员了。期终考试，我获得了全班的最好成绩。
然而，我的锻炼还远没有结束。
那年夏天，父亲借债在莫利森湖边买了一块土地，搭了一间小屋，这样我就能每天进行水疗。他教我游泳以提高我的身体素质。他觉得划船对增强我的臂力有好处，但他又不会，就弄了一条旧小船先行练习。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第一次划船离开码头时的情景：船在晃荡，他手里捏着本《简易划船六步法》，不到一分钟，船翻了。岸上的我们哈哈大笑。终于，他学会了划船，也最终教会了我。
为了使我的形体动作优雅，为了使我的情绪平和，他还教我滑水。在金色朝霞中，我常常在水面上飞速滑翔。
接着，我恢复了芭蕾和钢琴的学习。舞蹈教师认为我还没完全恢复，不适合练习高强度的舞蹈，但父亲说服了她。
两年后，我进了中学。我正常了。在开学的前一晚，父亲郑重其事地忠告我：“你要和许多新朋友相处了。他们不知道你的病。永远不要说！它已经过去了！”父亲是泰山压顶不弯腰的。我记住了他的话。
我18岁生日那天正好是感恩节。晚上，我坐在自己屋里，凝视着梳妆镜中我那裸露的颈部，想像着如果它被钢条、皮带支撑着的样子。我再也忍不住了，直奔出去，急切地敲打父母的房门。父亲开了门。我一头栽进他的怀抱，抽泣着说：“谢谢你，爸爸，你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他只是搂着我，笑着。以后，我们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件事。
父亲61岁时就去世了，但他活着看到了他的女儿：一位品学兼优的学生，唱着跳着读完了高中；靠教授芭蕾供养自己完成了密执安州立大学的学业；没有颈部支撑架，却有许多健美比赛冠军的花冠戴在头上。他欣赏过我在电视中的优美舞姿，聆听过我在广播节目中的动人演讲，还挽着我走过安静的人群，把我交给了新郎。最重要的是，他看到我成了一个他一直希望的人，一个健康、幸福的人。
如果，当年，他对我的病摇头叹息的话，那么这一切将不会存在。
高高昂起头，我大声说：谢谢，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