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常常招呼都不打一声就旅行去了。
说是旅行,其实去的并非是名胜古迹、著名景点之类的地方,妈妈的旅行只有一个目的地:乡村。有一次,她去了一个“连屋里都是泥巴地,一到晚上就没电”的小村落,回来时拎着村民送给她的一大袋子鸡蛋。“全是在他们自家鸡场里现捡的,非要塞给我,说是没污染。我怕打碎了,一路上不敢睡觉,一直抱着抱回来的。”妈妈说。
对这种毫无预兆的出行,爸爸颇有微词。那之后,妈妈每次出发前都会包好几格饺子冻在冰箱里,像是说:抱歉啦,下乡去了。
说是旅行,也没有想象中那么惬意。有的长途车像拖拉机,一路开得摇摇晃晃,突突突地直冒烟,扬起满天满眼的沙。妈妈跳下车,找着一家客栈稍事安顿,就独自循着麦田而去了。有次,她跟花花草草玩得忘了形,等反应过来时,竟然已经迷了路。她又走了好一阵,这才看见一座小村庄在路边冒了出来,忙前去问路。几个村民立刻围拢过来给她指方向,还问要不要摩托送。她犹豫了会儿,拒绝了。没想到回客栈的路越走越长,眼看太阳就要落山了。她紧赶慢赶,天色却暗得更快。这时远处来了个骑摩托的中年人,挺壮实。她连忙抬手拦住他,托他把自己送回客栈。那男人只说了声“你坐好”,就载着妈妈赶路。等把她送到了客栈,他二话没说,钱也没收一分,一踩油门就又呼啸着开走了。“当时我坐在摩托后面,心里直打鼓,现在,我为我心里打的鼓点子很是羞愧。”妈妈说。
后来妈妈去的一个湾子,临水靠山,还留存着唯一一座完整的农宅。宅子的女主人在当年应该算得上是“贵族”了,据说那时她常坐在房前给她男人绣鞋垫,游龙走凤,净用些异常艳丽的彩线。后来全家搬进了城里,宅子也就荒败至今。其他的土房子大多也空落落的,只有屋檐下悬挂的一双布鞋,表示此处还住着人。屋外的河面长满青苔,岸边遍布野草。村民很有些自豪地对妈妈说:已经用上自来水了呢。
50年前,这里还来过一个讨饭的女人,河南来的,带着个小孩。母子二人在湾子里转了三日,才被一户人家收留。那家人有兄弟两个。大哥本来在学校教书,遭人诬陷后坐了几年牢,放出来的时候头发都白了,大半年说不了话。二哥考取了清华,却被大队里的“革命派”压着,不让去北京念书。给妈妈说这故事的正是大哥的女儿,妈妈称她小英嫂。她拿出5个大小各异的簸箕给妈妈看,说这全是叔叔手工编出来的。妈妈挨个接过去细看,果然都精巧异常。这么聪明的人,唉,大家叹了叹,都摇头笑着。小英嫂又指着自家屋顶说,这房子也是叔叔盖起来的。有年村子里来了个瓦工,他就去给人当小工。只打了三天下手,就偷着把泥瓦活全学会了。房子住到现在还没倒,小英嫂止了话头,又笑道:叔叔现在快70岁了,也没有娶妻,一直打着光棍,窝在这穷山沟里。告别时,小英嫂又塞给妈妈自己种的青菜,嘱咐又嘱咐:一到家就得吃,要不就不新鲜了。
从那个湾子回来后,妈妈像被勾起了心事。有天忽然跟我说起她第一次下乡的事。那时她才14岁,是那批下放的知青里最小的一个。她每天“发了疯似的割谷插秧,就为了能早点回去”。太阳毒辣辣的,每个人头上都戴着斗笠挡阳光,可斗笠实在太沉了,低头低久了就往下滑,得拿手扶着,脖子都要被压断了。有人受不了,干脆摘掉斗笠干活,当时倒是蛮轻松,结果晚上回去一身水泡,肩膀上都晒脱了皮。有时妈妈一边在田里干活一边唱歌,村里的女伢就跟她学,还说你唱歌怎么像嗑蚕豆?不干活的时候,妈妈一个人背着画板爬到半山腰画素描。画画之前一定要先对着远山大喊几声,然后听着回音躺下来,静静看着天上的云。“不知道亲人怎样,不知道自己会怎样,但死,是从来没有想过的。”
妈妈的旅行说走就走,那架势仿佛是“随便跳上一辆长途车,随它开到哪儿去”!但她的旅行显然有别于凯鲁亚克式的“在路上”,也和时下有关旅行的一切潮流不合拍。她的旅行既土气,又辛苦,没有血拼,只有故事。或许是被年华的衰老所触动,或许是始终无法逃出往事,妈妈一次又一次朝着乡村走去,一次又一次在旅行中摸索,穿过浓得化不开的迷雾,触摸年少时与亲人流落四处的日子。当过去已经尘埃落定,湖水、远山、芦苇荡、油菜花,无不摆脱了绝望,都显得亲切可爱起来。但乡村的人烟日渐稀少,老牛在新辟出的柏油路上散步,建“高档度假村”的说法似乎也不只是传言了。只有这短短的宁静,妈妈追赶着正在消逝的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