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青
高远摄
2021年因为一场意外,李一诺做了左手缝合手术。术后反应让她在归家途中呕吐了一路,然而一小时之后,她就要参加一场线上活动的启动仪式。回到家,她用一只手迅速给自己化了个妆,之后坐在电脑前,打开摄像头,装作无事发生的样子侃侃而谈。活动一结束,李一诺立刻瘫倒在床上昏睡过去。半夜醒来,她才去卫生间卸掉了脸上早已花掉的妆。
那一刻,你真该看看她的脸。
这就是一个在别人眼中如“开挂”般存在的传奇女性,她在现实生活中却不断面临着艰难处境。李一诺感慨道:“有时候,我都觉得自己挺悲壮的。可即便生活一地鸡毛,我也要打起精神来。”
李一诺身上有不少耀眼的标签——她是学霸,从山东保送进清华大学生物系本科,之后又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分子生物学读完博士;她是女强人,曾任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又担任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中国办公室首席代表;现在她投身教育,是一名创业者。同时,她还是3个孩子的母亲。
硬着头皮上
回顾过往,李一诺觉得自己的人生是由一次次的“退堂鼓”、一次次的“不得不”,还有一次次的“我怎么这么差”串联起来的。
博士毕业后,她去麦肯锡面试。因为舍不得花200美元(约合1300元人民币)买一套正装,她辗转找到实验室里与自己身材相仿的韩国女同学,借她的衣服去参加面试。
入职后,李一诺发现周围的同事大都穿着名牌,嘴里讲着各种商务用语。而她穿着冲锋衣和牛仔裤,讲一句话都要在心中再三掂量,生怕发音不标准。同事们热烈讨论着棒球和橄榄球,而她对这些完全没概念,甚至连同事们讲的很多笑话,她都听不懂,只好勉强跟着笑。
虽是同龄人,但在生活上他们极度缺少共鸣。和李一诺年纪相仿的美国同事们,有的3岁就和父母去滑雪,有的儿时就游历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而她的儿时记忆,却被济南冬天阳台上堆成山的大白菜、拿着粮票打来的酱油、蜂窝煤炉子和脚上的冻疮填满。
9岁的时候,李一诺就已经知道父母生活不幸福,知道很多事情只能靠自己,知道尽量不要给别人添麻烦。她学会了察言观色,学会无视家中的各种冲突。13岁时,父母选择了离婚。那一天,她躺在床上,给自己起了一个新名字:李一诺。
在清华大学上学时,李一诺觉得食堂5毛钱一个的鸡蛋太贵了,于是跑到家属区花3.5元买了11个鸡蛋,每天在宿舍用电热杯煮鸡蛋吃。但在宿舍用电热杯属于违纪行为,一次上课时,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好像忘拔电源,担心老旧宿舍楼着火,于是骑上自行车,飞奔回宿舍,好在最后无事发生。但这个骑车狂奔的场景,成为她大学4年中印象极深的片段之一。
入职麦肯锡后,李一诺买了人生中第一套职场套装,换上干练的发型,学着化妆,让自己尽快融入环境。她说:“很多事情其实我都不太懂,但又不能让别人看出来我不懂,只得硬着头皮上,一边学,一边做,一边装。”
人生好像没有完全准备好的时候。刚收到录用通知时,李一诺有7个月的时间做准备,她跑去向前辈寻求建议,前辈告诉她:“一诺,你放心吧,你永远不会觉得你准备好了。就像开车一样,即使你读再多的书,做再多的练习,直到你坐到驾驶座开起来,你才会开车。”
麦肯锡内部有一句评价自己人的话,说招来的都是“内心有不安全感但特别优秀的人”。李一诺说:“当时就觉得这总结实在太精妙了,这就是我啊。”
在她刚入职的一年里,不安的感觉一直如影随形。美国的企业文化里非常流行留语音信箱,每天工作后给领导汇报工作,以及给客户做工作进展报告都通过语音留言。经理行云流水般的语音留言,常令她自惭形秽。那时候,为了能留一条还算满意的语音留言,她经常要反复录上10来遍。
入职一年后的一次内部会上,李一诺向领导汇报数据模型进展。她准备得特别充分,面对领导的提问,虽然紧张,依然做到了对答如流。汇报完毕,她起身去洗手间,突然被因严苛而闻名的德国领导叫住,他从会议室探出头对她说:“一诺,我就是想告诉你,你的工作非常出色。”
那一刻,仿佛有束光打在她身上,给了她莫大的鼓励和力量。凭借这份力量带来的自信,李一诺从一个怯生生的新人,逐渐蜕变为游刃有余的职场精英。
给自己打100分不羞耻
在李一诺看来,每个人的成长都需要经由外界认可带来自信,逐步过渡到内在的自我认同,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她说:“要从寻求认可转变到寻求支持,不是‘请问,我这样想,你看行不行’,而是‘我想去的地方是那里,我想做的事是这样的,你可不可以支持我’。”
她观察到很多女性在职场上非常喜欢道歉,开口说话或邮件开头,总是先道个歉,好像那样做才更有安全感,“我可能说得不对”“我这个观点可能片面”。每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她就会提醒对方,不需要道歉,有什么观点直接说出来就好。
道歉的背后,是女性惯性的自我批评。之前李一诺接受长江商学院的女性议题访谈,访谈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给自己的领导力打分,满分为100分,你给自己打多少分?她很干脆地回答:“打满分啊,我给自己打100分。”
李一诺说:“这样回答不是我自大,而是我认为这个问题不对。在问题的背后,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身为女性,我们是不是太在乎别人的评价了?”
入职麦肯锡4年多的节点上,李一诺第一次遭遇了职业瓶颈。因为看不惯上司处理问题的方式,她萌生了离职的想法。她找到一位领导聊及此事,对方尖锐地指出:“你现在是一种很典型的失败者心态,如果你走了,在别人眼里,你所不齿的那个人才是真正的成功者。”
唯一的路径就是站在更高处,争取到更大的话语权。晋升不光为了个人名利,也意味着被更多人看到,还能拥有更大的影响力,更方便推进自己的想法。李一诺说:“要知道,影响力是做成一件事情极有力的资本。”
调整好心态后,李一诺准备竞争合伙人。而成为合伙人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关系”——找人做自己的支持者。这本是她很不齿的行为。“有好好的时间不做业务,跑去做这些事情,姿态会不会太难看?”
李一诺花了很长时间接受这件事。她反思自己——潜意识里,我们一直被教导“是金子总会发光”,如果我的能力强、业务好,自然有人能看到我的能力,让我做合伙人。这就好像一位公主等待有人给她戴上皇冠。
而在现实生活里,靠闷头努力被人看到,很多时候是一个非常不切实际的想法。因为每个人都很忙,尤其是高层领导。言及此事,李一诺感慨道:“我们做了事情,一定要学会主动表达,有一说一,不卑不亢,这本是工作该尽的职责之一。”
在通往高层的路上,另一个需要克服的就是暴露野心带来的羞耻感。分析羞耻感的来源,李一诺觉得主要是“太在乎自己了”。因为大方地说出内心的想法,自信地亮出自己的进取心,本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不需要觉得羞耻,也不必害怕被评判。
有句话令她受益匪浅:“别人如何评价你,反映的是他的水平,而不是你的水平。”如果确定自己是在做对的事情,那么这一过程中姿态是否好看,别人如何看待,其实并不重要。
妈妈是最难的工作
职场上升的节奏和女性生育的时钟是相冲突的,李一诺经常会被别人问到如何平衡工作和生活。每次她都会给出简单直接的回答:“平衡不了。”
她说:“不要对平衡有执念,不要幻想自己像优雅的天鹅,不论在
什么风浪下都可以保持平衡,那都是装给别人看的,生活说到底就是做取舍。”她的原则就是一切从自我感受出发,允许展现脆弱和真实,低落时就大哭一场。她说:“这大概就是身为母亲最重要的平衡和自愈力了。”
于她而言,职场专业人士、妈妈和女性这三者没有多少交集。一个女性怎么可能在职场高效又干练,同时对孩子来讲无处不在呢?她怎么可能一方面很强大,另一方面又很温柔呢?
而这种苛刻的要求,却是大部分职场妈妈要面临的真实困境。
李一诺与家人(图由被访者提供)
我们大部分的人生都在被恐惧追着跑。那恐惧像一个巨大黑影跟在我们身后,我们不停地跑,想甩掉它,却发现永远甩不掉。
为什么甩不掉?
因为这个黑影是我们内心构建的幻想。出路只有一个,便是转身面对。一旦面对,就会发现其实那里什么都没有,原本的黑影灰飞烟灭、瞬间消散,留下一片灿烂阳光。
孩子出生后,李一诺意识到,做妈妈就是要完全放弃自己的需求,不断回应另外一个生命的需求。随时待命的状态是非常辛苦的,常令她感到力不从心,她说:“趁早放弃完美主义,主动寻求帮助,对自己好一点、宽容一点、脸皮厚一点,需要帮助就立即张口。记得把自己放在生活的中心,并时刻提醒自己,这一切总会过去。”
有人曾问她:“你有沮丧的时候吗?”李一诺回答:“比比皆是啊!”她对舞蹈大师林怀民在《高处眼亮》中的一句话心有戚戚——“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和自己的无力感奋斗。”
因为工作性质,李一诺经常出差。一次出差前,孩子吃着饭突然撇着小嘴哭了起来:“妈妈,我不要你走,我要和你一起出差。”她一时没反应过来,略显生硬地回了一句:“没有你的票啊。”孩子说:“那我们去买。”她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反应不对,于是抱住孩子说:“你是不是不想离开妈妈?”孩子点点头,伏在她怀里大哭。那一刻她特别心酸,只好抱着他一起哭,但哭够了,依然要挥挥手,狠心道别。
“所以,哪有什么能平衡工作和生活的超人?”她无奈地摇摇头。
有一年母亲节,李一诺看到一段文字,觉得十分贴切——“从来就没有完美的妈妈、完美的房子、完美的孩子和完美的生活。有的只是真实,真实就是一个又一个妈妈,早晨醒来,看着喊她妈妈的孩子,爬起来,继续努力。”
(乐正摘自《新周刊》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