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章

                                    每次他都会长叹一声说：“可惜呀！太可惜了，这么好的一个大学生！如果有人能关心一下他的心理变化，进行及时的心理干预，我认为他是不会选择这条不归路的。”

            “自杀是一种病，自杀人群中有精神障碍的占有很大比例，预防自杀的有效手段是对精神疾病的早期诊断和治疗。”赵国秋一再强调，“自杀的人是有先兆的，很多人误认为想自杀的人不会向别人暴露自己的自杀企图，这是个误区，因为大部分自杀的人都会有线索。”

            比如，自杀者在自杀前，都对他的亲人或者朋友可能讲过“活着没有意思”，对一些后事作一些安排。而且以某种方式请求帮助，如可能直接说“现在我想自杀”或“我对任何人都没有用了”；还有的则尝试割腕，以此作为一种自杀“实践”。

            再者，自杀者在自杀行动前一般有紧张、焦虑、抑郁、悲伤和恐惧等情绪方面的障碍，在工作方面有工作能力下降、兴趣减退和社交技能丧失，脾气暴怒或易冲动等表现，在躯体症状方面可能有失眠、多梦、早醒、食欲下降、心悸、头痛、全身不适等多种躯体不适表现。

            【专家呼吁】

            心理干预急需立法

            “忽略人的精神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赵国秋举例说，在今年8月中旬，杭州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派出11名专家赶赴温州乐清台风(专题，图库)受灾区，对灾后群众进行了为期10天的心理干预。但当地一位领导却担心心理专家询问灾民心理反应，反而会破坏灾民心情，他认为大家都在积极生产自救，物资上也有了充分的支援，大家看上去情绪很稳定。

            事实上，遭遇泥石流的村庄里，村民中10个有6个出现恐惧、失眠、抑郁等表现，急性心理应激障碍(ASD)高达60%，如果不及时进行心理干预，很多人可能会患上抑郁症，病情严重者很有可能选择自杀。

            赵国秋认为，当前急需解决的难点，一是我国缺乏心理干预方面的立法和运作机制，缺乏心理援助的内容，同时，心理干预方面的人员十分紧缺，仅靠几个或十几个专家是不够的，当务之急是进行心理干预方面的立法，从法规上确定心理干预的必要性。

            二是，老百姓心理干预知识缺乏，包括各级政府的领导，每次灾后指挥工作中，往往忽视灾难群众的心理安慰和疏导。

            另外，目前国内所有的干预方式只能先引用国外城市的做法，这在中国农村很不适用，因此急需编写中国城市和农村两种不同版本的“心理干预程式”。

            【尾声】

            预防自杀

            是每一个人的责任

            生命只有一次，自杀者为什么选择如此极端的方式对待生命？答案是复杂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爱，是让自杀者悬崖勒马的一剂良方。预防自杀是每一个人的责任。

            如果我们发现周围有自杀先兆或迹象的人，那我们就有责任帮助他或者关心一下他(她)，还可以找跟他(她)关系比较好的人与之沟通。

            如果认为他精神上或心理上有什么其他问题，可求助心理干预机构。杭州市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热线电话是0571-85029595。

            特别说明：由于各方面情况的不断调整与变化，答考123网提供的所有考试信息仅供参考，敬请考生以权威部门公布的正式信息为准。

        申论热点：不要把低工资作为“巨大诱惑”

            作为人口大国，我们总是把价格低廉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标榜为中国经济最主要的一项“比较优势”，是吸引国外投资的“巨大诱惑”。可我每次看到这样的“标榜”和乐观的“巨大诱惑”，从心底涌出的却是悲哀、忧虑，是呐喊：“我们不需要低工资这种巨大诱惑！”

            有一点我总是不明白，为什么国人总是把低廉的劳力作为“优势”，作为引进外资的“巨大诱惑”，为什么不想想这种“优势”、“巨大诱惑”是以牺牲劳动者利益为代价的，官员们只是看到引进外资的数字增加多少多少，而根本没有看到这些低廉劳动力挣来的钱低到什么程度。不知他们想过没有，GDP逐年增长、外资引进逐年增长，返贫的人口为何还在增多？

            西方工人和中国工人平均工资水平差距是20∶1。据报道，至少在未来的几年内，实际工资的差距在绝对数上还会扩大。

            这种差距的扩大早已显现，这几年工厂大多没有提升工人的工资，相当一部分工厂却在降低工人的工资。每小时1美元那是众多工人可望而不可及的高工资，而事实上不少企业的工资每月都在1000元以下，有的甚至低于500元，每天工作在13个小时左右，甚至更长。现在由过去的“民工潮”变为“民工荒”，并非是经济发展过快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不足，也不是农村的生活变好了、就业的机会更多了，而是工资低得农民工无法生存下去。“民工荒”并不等于没有剩余的农民工，农民还是渴望进城打工的，可一旦进城打工不能养家糊口，谁还愿意进城打工？

            印度也是人口大国，印度并不会比中国富强，但印度工人的工资每小时要比中国工人的工资高出几倍。有专家预言，印度未来的发展将比中国加快。这种预言是有道理的，因为人家在引进外资时，并没有把低廉劳动力作为“巨大诱惑”。

            外资投资大量增长，贫困人口却也在增加，这种现象难道不值得我们反思？我们强调“国富民强”，但也不可忽视“小河水满大河涨”的道理。外资大量增加，国家税收在增长，但却没有遏制住人口继续返贫，去年反而增加了80万贫困人口。这说明“国富”了些，民仍然没有“强”到哪里去。去年全国税收收入共完成20450亿元（不包括关税和农业税收），比上年增加3446亿元。全国有农民工1．2亿，如果按每小时1美元计算，每天工作10小时（事实上大多工厂工人工作的时间超过10小时），一天也有80元人民币，一个月就有工资2000多元，一年一个农民工至少可增加收入1万多元，全国1．2亿农民工就增加1．2万亿，远远高于国家的税收增长。确保农民工的权利，增加工人的工资，显然会削减企业利润，多少也会影响国家税收的增长。但是这种影响与农民进城打工不能养家糊口、造成贫困人口增多，不利于社会稳定来说，是微不足道的。所以说，只有让绝大部分老百姓钱袋子鼓了，国家才能真正富强起来。

        申论热点：低工资成本的背后

            据报道，正当“一部分观察人士”对“中国会不会丧失在全球竞争中的成本优势”“表现出担心”时，波士顿咨询公司在其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把握全球优势》中明确提出，中国等低成本国家的成本优势将继续保持，甚至扩展。而这之中最主要的优势来自于人力成本的差距。据介绍，一个美国或欧洲工厂的工人每小时的成本在15至30美元之间或更多，而一个中国工厂的工人每小时的工资低于1美元———成本的差距有几十倍。

            中国工人工资低，劳动力便宜，这似乎是我们可以吸引外资的一大“优势”。但这种“优势”背后隐藏的另一种“成本”流失不应不引起高度关注。

            首先是中国工人的低工资使他们的生活质量一直被控制在非常低下的水准上。工资低，便仅仅能够维持基本生存需要，而难以满足除生存需要之外的较高层次需求，比如没钱提高自我、让子女接受好的教育，不能购买相对适宜居住的住房等。也包括没有享受业余文化消遣的机会、只能乘坐条件恶劣的交通工具等等。而尤令人感到失望的是，由于失业人数及提出工作需求者越来越多，这种低工资现状在相当长时期内“将继续保持，甚至扩展”。也就是说，我国工人普遍提升生活质量的愿望短期内将难以实现。

            另外，低工资成本优势也将使企业主等其他部分人群的财富增长保持较大幅度，从而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使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趋势愈发明显。而过于看重“低工资成本优势”，也可能使外资仅将劳动密集型产业集中于我国，以至于中国境内的外资企业难以升级换代。

            工资再低而只要没有超过各地“最低工资标准”就没有违法，但这并不就能得出它是道德的结论。企业的赢利如果越来越大，而付给支撑企业利润的工人的工资却不见增长，是违背社会对一个人的良心与道德的定义的。而一个愈来愈重视道德建设，愈来愈推崇人性化的社会。不应当对道德领域内的一切置之不理，否则，社会也可能会付出更大的代价。鲁宁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提出：“只有民工工资合理的GDP才是道德的”，因而一个追求道德、公平与正义的社会不应当仅仅视“低工资成本”为一种“优势”。

            低工资“成本优势”其实也是权利缺失的产物。一个人所得到的与其所付出的远不相符，就表明该人的劳动与价值没有得到全然显现，这就是权利没有得到尊重的结果与反映。过低工资得以长期维持，也表明企业工会没有在维护工人权益方面发挥应有作用。这也是工人权利难以得到尊重的重要原因。“低工资成本优势”能得以“继续保持，甚至扩展”，且为部分国人所津津乐道，甚至引以为自豪，这背后其实也隐藏着社会中权利观念普遍淡薄的事实。当然，也不是没有工人对明显不公的工资提出过异议，但结果肯定是要面临被解雇或受到其他报复的命运，这就使得绝大多数人在过低工资面前只能选择无声无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