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贵族(1)

                君子之交自打反右运动一起头儿，父亲就开始琢磨着反右的结局和自己的下场，甚至在还没想好怎么处理他的时候，他就在家里把自己处理了一回———让警卫秘书王锁柱把家中所有的工作人员召集到东客厅，请他们围着平时吃饭的圆形大餐桌，一一坐下。

        父亲客气又郑重地对他们说：“你们大概已经从报纸上知道了，我现在犯了政治错误。所以，请你们不要再叫我章部长了，可称我先生，也可直呼我的姓名。”

        坐于一侧的王秘书赶紧声明：“在我们没有接到正式通知以前，大家都必须继续称呼您为章部长。”

        此后，父亲不止一次地对家人说：“我们准备过老百姓的日子吧，回桐城老家更好。”

        1958年1月底，父母双双获得“又划又戴、降职降薪”的处理。好像对父亲特别宽大，在撤掉交通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中央主席、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光明日报》社长等九个职务之后，特意保留了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常委的职务。在由行政三级降至七级后，又特别保留了四合院、小轿车、司机、警卫、厨师、勤杂、秘书。父亲既受政治贬损，又得生活厚待。如此发落，大大出乎承受者的预想。

        斗转星移，岁月悠悠。慢慢地，父母开始咀嚼出那帽子的沉重和帽子底下沉重的人生。首先便是与中国历史同样渊远流长的世态炎凉。亲近的、亲切的、亲密的，一个接一个地疏远、疏隔、疏离了。而且，越是亲近亲切亲密的，就越发的疏远疏隔疏离。诸如，二十年代一起参加北伐战争的老友，三十年代共同发起“国民党临时革命行动委员会”的第三党人，四十年代参与筹措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民盟元老。好像他们当初当年当时结识章伯钧，便是一种错误。惟有1957年的政治风雨，才拨正了他们所在党派以及本人生命之舟的航向。看着他们批判自己的那副痛心的样子，父亲也跟着替他们心痛。

        一日，戴帽的母亲到农工党北京市委会去参加政治学习。在回家的路上，大老远便瞅见个老熟人。这也难怪，五十整的年纪，眼神正好。老熟人是民盟中央的辛副秘书长。他不仅和父亲、母亲熟，而且和我姐、和我也熟。我家的门坎儿，他是跨进跨出的。每每在与父亲谈正事之前，都要给我姐妹俩讲上一段故事。故事多半说的是燕都旧话，再与那满嘴的京腔京韵相搭配，我俩听得津津有味。民盟中央的人，从沈钧儒开始往下数，来家里开会、谈事、作客、吃饭、聊天的，不下几十个。要论个生熟咸淡，眼下这位离母亲不远的人，得算在十名以内。所以，我很能想象母亲认出他时的那股冲动、那般欣喜及那份热情。

        母亲挥动着手，向他飞奔过去。辛副秘书长停住脚步

        四下里张望。当他那双近视加老花的眼睛透过厚重的镜片，终于辨清来者为何人的时候，即毫不犹豫地转身一百八十度，快速消失在人流中。

        母亲傻站在街沿。她对老熟人或许有很多的话要说，或许只想问声好。她有如一个在外面受了委屈的孩子，回到家中眼泪便扑簌簌地滚落出来。在父亲的询问下，母亲讲述了街头刹那间的经历。

        站立一旁的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辛伯伯?他怎么会不理我们的妈妈呢？”我为如此熟识的人能做出如此绝情的事而愤怒，心底还有一种母亲受辱自己也跟着受辱的感觉。

        母亲为自己的不识时务、不通人情而悲哀，不禁叹道：“解放前看的《红楼梦》和解放后读的马克思，都算白费了。连熟识的人才专做绝情事的起码常识，都没能学到手。”

        父亲则劝母亲心放宽些、看得开些，语重心长地说：“大到背信弃义，小至躲避奔逃，自古就是官场的传统。”不过，父亲也从中预见到自己的未来，必是孤独自处的末路。

        忧心忡忡的我问道：“爸，人当了右派，怎么别人就不理睬了？日子也难过了？”

        问话使父亲激愤起来，他忿忿地说：“只有在中国当右派，才是这个样子。小愚（我的乳名），你哪里晓得———在西方，右派也是很体面、很神气的呀！议会里，还有他们的席位呢，与左派的区别仅仅是政见之不同罢了。议论国家大事的时候，左派、右派、中间派各自发表看法，陈述主张，申明立常因为各派所持立尝主张、看法不同，它们之间势必要有激烈的辩论、争执以及相互攻击。这一切，都是很正常的政治现象，并受法律保障。西方国家的官方政策，往往也都要经过这些辩论、争执和攻击的考验或矫正。现在，把右派定性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还划了个资产阶级成分。那么，左派与右派便不属于思想差异，而成为革命与反动的政治对立了。谁一旦成了统治者的政治对头或被看做思想异端，日子就很难过了。国家、权力、舆论、党派、社会、朋友、甚至家庭，都会纠合成为一股力量，不断地打击、迫害、除灭这个对头和异端。”我自幼就爱听父亲说话。因为他说的，和报纸上登的、收音机放的、课堂里讲的，都不一样。他不从属于别人，他只属于自己。

        或许因为情绪激动，父亲的声调越来越高。母亲不让父亲继续往下讲，打断他的话头：“当着孩子的面，不要说这些。从前你可以这样说话，现在你是右派，再不可以这样讲了。你在家里讲，万一传到外面，人家真要说章伯钧反动到家了。虽然我们看不惯?菖?菖?菖，儿子划成右派，自己跟那些人反倒更加亲近。但是你也没有必要和过去一样傻，把所有的想法都说出来。”

        我知道母亲“训”父亲，是因为母亲疼父亲。特别是在眼下，知他疼他的人没剩下几个。整版整版的批判文章，整天整天的批判大会，父亲就像吞大鱼大肉一样，全部咽下。而母亲这番雨丝风片般的“训”，对父亲来说，充其量只能算做一碟清炒苦瓜。父亲听完“训”，一不反驳，二不申辩，三不坚持。自己一个人回到书房。我也紧跟着进去。当父亲坐在写字台前的皮转椅上，他的脸色分明阴沉了许多。俗话说：树怕剥皮，人怕伤心。我在想：社会上已经失去“面子”的父亲，是不是觉得在家庭里开始失去“里子”了。父亲失去的再多，哪怕父亲在外面的存在等于零，那他也是我的爸。我一声不吭，站立在父亲的身后。父亲也一声不吭，双手交叉于胸。他的外表是平静的，然而心里必定很难受。六十多个年头的人生，在心窝子里一次次跌宕翻腾。

        父亲面对政治压力和应付社会环境的惟一选择，是独处，也只能独处。假如他是个埋头做学问的，面壁数十载，独处一辈子，也算不得什么难事。偏偏父亲从中国私塾读到柏林大学，也没能塌心做学问，而是起劲儿地搞政治。搞政治可不能清静，得参与，得活动，得闹腾。开会，讲演，结社，游行，拟指示，呼口号，写文章，直至发动战争（可惜父亲的本质是书生，他搞的政治始终未能上升到拿枪杆子的高级阶段）。父亲以此为生活，以此为追求，以此为乐趣。如今这种生活、追求和乐趣，给撅折掐断，戛然而止了。这番光景，好似一个有名气的演员，戏唱得正带劲儿的时候，被轰下了台。令其振作、陶醉和亢奋的锣鼓，丝竹，灯光，油彩，底班，龙套，跟包，观众，也随之消失得无影无踪。现在一大早起床，父亲不必忙着漱洗用餐，既没有机关让他去上班，也没有单位请他去讲话。上午到下午，父亲不必忙着东奔西跑，既没有事情等候他处理，也没有会议需要他参加。从早到晚，父亲不必忙着前庭后院的穿梭，既没有人按动大门的电铃，客厅里也没有响动的电话，书房里更没有摆放好的文件、报告、公函、书信，亟待拆阅。父亲全天最重要的事，就是从洪秘书手里接过当天的报纸———《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厚厚一叠，他的眼睛像架扫描仪，用不了多大功夫，就都“扫”完了。惟有每日分早、午、晚的十六开大小的《参考资料》(即《参考消息》之前身)，读得仔细，看的时间也最长。

        父亲说：“只有‘参考’上，还有一点消息。”有时候《参考资料》送进门，正巧父亲要去方便。他能拿着它，在卫生间里呆上几十分钟。要不是母亲催、我也叫唤的话，不知他坐在马桶上还得看多久。老实讲，能得到这一点消息，也来之不易。因为父亲在必须接受右派帽子时，向中共中央统战部提出的惟一请求，就是希望今后自己能够继续看到一份《参考资料》。

        把看“参考”的事做毕，父亲也就终日无事可做了。在以往杂乱忙碌辛苦劳累疲惫困乏的时候，他多么向往安宁清静恬淡闲适的日子。现在，他向往的日子来了，却没能给自己带来安宁清静恬淡闲适。1957年以前，那时事情再多、工作再忙，父亲每隔一两个月也要抽出一天的工夫，把全家带到郊外去散心。香山、颐和园、十三陵是常去之地。现在，每天都可以搞郊游，父亲却呆在家里，不爱动弹。说来也是，父亲乃职业政治活动家，现在打发他去过既无政治、又无活动的生活，他浑身上下能得劲儿吗？父亲常一个人独坐书房。黄昏时分，书房内一片幽暗，他也不开灯，凄败之色在脸上尽情地铺展，犹如把自己自觉地放逐在大漠之上，而四顾茫然……年轻的我很难体会出父亲内心的复杂感受，但我发现自己的日子过得也不痛快了。填好的入团申请书，被告知作废。政治课老师拿我的思想小结或学习心得作为批判材料，在全班散发抖落。班干部和积极分子都不怎么搭理我。干部子女身份的同学把我从圈内踢到圈外，出身不好的同学又不敢把我从圈外划入圈内。一个先是团支部书记后当上学生会主席的同学，时刻用批判的目光打量我，并抓紧一切可以抓紧的机会，随时向我发动攻击。站在学生官儿的位子上，她的每次行动又总能纠集到同伙。一旦我陷入挨批的处境，就觉得自己也当上了爸。这时我心里也着实纳闷儿：本是眉清目秀的少女，只要想表现积极，怎就穷凶极恶起来？下午自习课后的自由活动，是我最难挨的时光。看着同学三三两两地闲聊天，拉帮结伙地搞活动，就好像一支行进中的浩荡队伍单把我抛撇在外头。我孤零零地伫立于操场东头的老杨树下，看着坠落的夕阳，即使什么都不想，只要鼻子一酸，那眼泪就流成了行。为了排遣空虚，我能借个篮球，一口气玩它几个小时。

        我的同学、已是北京青少年业余体校篮球队员的洪钤，瞧我投篮的兴致如此之高，便对我说：“你那么爱好体育，找个机会我推荐你去业余体校学打篮球吧？”

        我回家把这事儿跟父亲说了。父亲这下子可找到一个分析事理的机会。他口若悬河地讲起来，认为洪钤的通脱，更多的是接受了其父洪深的影响。然后，告诉我电影戏剧家洪深出身官宦门第，且毕业于哈佛。再后，又向我讲述了其父洪述祖因宋教仁一案，而如何改变了儿子的人生道路。最后，父亲建议我去看看曾朴的《孽海花》，说那里面影射了许多中国近代史上的名人，很有意思。由此，我发现讲些自己的事，居然能引起父亲的话头。他，真的寂寞。

        时间一长，我打球的热情开始消衰，决定不再去体校。下午放学回家，把功课做完，就和父亲一样地无事可做。东翻翻，西看看，从北客厅遛到南书房，又从东客厅逛到西卧室；再不，打开收音机，从孙敬修娓娓道来的童话故事，一直听到歌曲《社会主义好》。

        无事可做的父亲看不惯无事可做的女儿。他问：“你的心上是不是长了草？能不能安安静静地做成一件事？”

        人可真是个复杂的东西，像父亲仅在1957年一个夏季，就能提那么多条的批评意见；而我跟他生活了几十年，除了以疑问句方式批评我“心上长草”之外，至今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父亲是否还教训过我什么。

        为了能安安静静地做成一件事，我向父亲郑重提出要学书画。理由是：“如果我不学的话，将来你死了，你买的那么多的字画由谁来欣赏呢？”听后，父亲大惊大笑亦大喜。精神之振奋，情绪之昂扬，活像我要给他做大寿。

        父亲立即张罗起来。首先让母亲把她的西书房腾给我，然后给我送来文房四宝、镇尺印泥、碑帖、画谱。他自己充当搬运工，不叫洪秘书插手。什么康熙时期造的墨，给乾隆爷进贡的纸，紫檀的笔架，端溪的砚台，还有祝允明、文徵明、吴昌硕、金农、郑板桥、吴大澂、康有为等人，以及我当时就认不得、现在也记不起的许多名家写的立轴、手卷、册页。父亲每搬来一样宝贝，都要数落给我听，抖落给我看。

        见他两手灰尘一脸汗，我心疼地叫：“爸，别搬了。”他却乐此不疲，止都止不祝母亲被父女俩昂扬的热情所感染，也陪着我们高兴。可一旦发现父亲有时亮出的宝贝是她压根儿没见过的，便有些愤愤然，对父亲说：“你这个老头子！居然藏了这么多好墨好纸。我给你抄了多少稿子，替你写了多少书信，你都不把好纸好墨给我，现在小女儿只说了一声要学书画，八字还没见一撇，你就把好东西都摆出来了。”

        母亲说这话，最初只是嗔怪，后来她还真的怄了点子气。

        父亲赶紧赔笑。

        继而，是关于请谁来当我的老师的问题。

        父亲说：“教你写字的人不用请，你妈就是最好的老师。”

        母亲的书法特棒，这是党派圈内众人皆知的事。抗战时期民盟给中共中央的一些信函文件，就是母亲用正楷誊写的。她正经八百一手颜体楷书，连周恩来都知道。五十年代初国家决定在天安门前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母亲接到被聘为纪念碑建筑委员会的委员通知。她大惑不解：自己不是建筑家，又非美术家，怎地成了委员？

        后来遇见周恩来，周讲是他提名的，说：“李健生懂书法，对碑文的设计可以出些力。”

        母亲从如何握笔提腕运气开始教我练字，让我从篆隶练起。挑了一本邓石如的《石鼓文》册页，叫我天天临蘑反复书写。说什么时候练熟了，写得像个样子，才能歇手。我爱练字，更爱父亲给我布置的书房和他给我的每一支笔、每一张纸、每一块墨。每天做学校老师布置的作业之前，先练字。母亲不怎么看我写，写完后她用朱笔批阅。整个字都写得好，在这个字上勾个大圈圈；字的某个局部写得不错，就在这个局部画上小圈圈。一张大字经母亲的批阅，变得像人工绘制的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