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文革”遭劫
习仲勋到洛阳之初，度过了一段较为平静的日子。然而，准也没有料到，等待他的却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习仲勋再次被卷入政治风暴的漩涡之中。
■暴风雨袭来的时候
在习仲勋去洛阳之前，“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就已经在北京刮起。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这篇文章对北京市副市长、著名历史学家吴晗进行了严厉的政治批判。不久，又有文章把《海瑞罢官》同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联系起来。康生提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为彭德怀鸣不平。毛泽东又一次支持了这一说法，并在小范围内谈话说：“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从而，更进一步加重了批判《海瑞罢官》的政治分量。到一九六六年上半年，这一批判已发展到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形成思想文化领域广泛的大批判运动。
这时，批判《海瑞罢官》尽管没有触及习仲勋，但是，日益紧张的政治局势，使关心他的人和企图整他的人都不能不联想到他与彭德怀的关系。随着局势的发展，习仲勋被康生点名批判，关心他的人们则为他的处境担忧。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八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并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重大改组这两次中央会议，是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标志。
就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的当天，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写信，表明支持他们的造反精神，从而使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组织大中学校学生代表、教职工代表到北京接受毛泽东检阅。从八月十八日到十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北京先后八次接见了一千一百多万红卫兵和大中学校师生，使红卫兵和学校师生大串连走向高潮。在“中央文革小组”煽起的所谓捍卫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狂潮下，一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践踏民主和法制的大动乱，迅速在全国城乡蔓延开来。各地红卫兵冲击文化教育界和党政机关，揪斗“走资派”，横扫“牛鬼蛇神”，大字报铺天盖地。在“破旧”、“立新”、清除所谓“封、资、修”的口号声中，文化设施和文物古迹遭到严重破坏，文化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和党政机关的大小领导几乎都被揪斗，有的甚至受到侮辱和殴打，不少人还被抄家，以至游街示众。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洛阳也陷入混乱之中。高音喇叭的喧嚣声，游行集会的口号声不绝于耳，各种各样的大字报、小字报、传单和标语贴满大街小巷。新闻媒体传播着歌颂“文化大革命”、动员群众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左”的观点和主张。这时的洛阳矿山机器厂，尽管也受到了大气候的冲击和影响，但作为一个大型生产企业，工厂生产和工作秩序仍然比较正常，广大工人群众对一些“左”的做法抱有很大的怀疑和反感。这年春天，洛阳矿山机器厂接受了国务院一机部下达的四百套大锅锥和七十一台火箭生产任务，并动员部分职工到农村支援抗旱，挑水灌溉麦田。五六月间，洛阳矿山机器厂先后自行设计、成功制造出我国第一台钻头直径为一百九十毫米的（ZL一1型）牙轮钻机，完成了国家重点产品七百钳式行星轧机。七月，圆满顺利举行了第四届第四次职工代表会议。习仲勋对厂里安定团结的形势、紧张有序的生产和取得的一系列成绩，感到高兴和欣慰，因为这其中包含了自己作为普通劳动者所付出的心血，也使他亲身体验到工人阶级的创造精神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在这种情况下，抱有良好愿望的习仲勋产生了用群众的革命热情来促进生产发展的想法，这也是当时大多数干部和工人群众的共识。“文化大革命”初期，习仲勋是通过内部传达文件、听广播看报纸了解“文化大革命”动态的，缘于对党的无限忠诚和信赖，因而对前景还抱有良好的愿望。他期望能够通过“文化大革命”，彻底革除党和国家内部的各种积弊，整肃党员、国家工作人员的思想和作风，焕发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推动祖国建设大业。那时他说：“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一系列的伟大胜利，实在鼓舞人心，使我十分振奋，更使我下定决心，在这场翻天覆地的文化大革命中，把自己改造过来。”他还在写给子女的信中说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什么时候才能烧到我卷的身上”，期望能在运动中得到洗礼和进步。
一次厂里召开党委扩大会，休息时习仲勋和厂《矿机报》的负责人有过一段简短的谈话，很能说明他是从有利改进工作的积极意义去理解“文化大革命”的。他说：“这是一场文化方面的大革命，谁也没经历过，既然是一场革命，那就要革去旧的东西，树立新的东西。所以我们不要怕，在精神和思想上要做好各种准备，积极投入到这场大革命中去。对于群众在大字报中提出的意见要持正确态度。这和我们过去延安整风一样，也像毛主席说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文化大革命业是一场群众运动，群众运动起来了是好事，要支持，要正确对待，不能泼冷水，更不能有敌对情绪。”
但是，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并没有像习仲勋想象的那样，大量的事实使他对这场运动产生了怀疑，认识也开始发生变化。他看到社会上一些人以“破四旧”为名，把商店许多烟、酒、衣物当街焚毁时，忧虑地说，这怎么能行呢？商品是国家、人民的财产，烧了多可惜呀！他还告诉厂里领导说：“你们向上面反映反映，这样搞怎么说也不是革命行为。”八月，他看到红卫兵随意给一些人挂牌上街游行时说： “运动搞得过火了，这样下去会搞乱的。”他还出面劝过一些年轻人说，搞文化革命不要损坏国家财产，这些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不料这些人不仅不听劝阻，还声言这是“革命行动”，指责他“多管闲事”，有的还要查他的身份，批斗他。
习仲勋非常关心“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时常上街看大字报，听群众的议论。一次，他看到大字报上公开点名批判共青团中央的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时，他对身边的人和许多工人群众说：“这样随意点名批判中央领导同志是不妥当的。胡耀邦等同志，我了解，他们都不是坏人。”
有人问邓拓是不是叛徒，他回答说：“邓拓过去在晋察冀搞报纸工作，解放后在人民日报社当副社长、副总编辑，坐过监狱，我没有听说有叛变行为。”又有人追问邓拓的根子是不是彭真，习仲勋肯定地回答说：“不会是。一九五九年研究邓拓工作时，我参加了，在北京经常见面。”
在此期间，洛阳矿山机器厂党委政治部发出向焦裕禄学习的号召，要求全厂职工以焦裕禄为榜样，为建设大庆式的洛阳矿山机器厂而奋斗。焦裕禄曾在洛阳矿山机器厂工作过八年，在厂里留下了许多感人的故事。习仲勋认为，在当时社会秩序日益混乱，工厂生产受到严重干扰的情况下，大力提倡焦裕禄精神是非常适时的。习仲勋无论是在车间劳动还是开会，或与大家闲聊，都大力宣传焦裕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要职工群众坚守生产岗位，排除无政府主义思潮干扰，当好社会主义企业的主人。
十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批判了所谓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会后，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在全国掀起，“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开始流行，无政府主义狂潮泛滥。大权在握的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始终没有忘记诋毁习仲勋，多次在不同场合诬蔑他，说小说《刘志丹》反党，为高岗翻案，大肆煽风点火。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洛阳的学生和职工群众也相继卷人，纷纷成立红卫兵、战斗队等造反组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揭批、揪斗现象随处可见。洛阳矿山机器厂尽管没有出现大的动乱，但厂区也贴满了大字报，不时召开批判会、辩论会。此时，关于习仲勋“反党罪行”的流言蜚语，也传得沸沸扬扬。【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这时，习仲勋除了开会、学习和阅读文件外，很少到厂部办公。他分管的安全技术科和动力生产科有事时，常常找到车问和他商谈。他目睹工厂生产日渐滑坡，工人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的情况，愈来愈感到“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并不是自己想象中的那样正确和有序，而是无政府主义日益泛滥，社会明显陷入动乱，一时陷人费解和迷惑之中。特别是听到有人把小说《刘志丹》与“文化大革命”联系在一起时，他又一次陷人了深思。
十二月，洛阳矿山机器厂党委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宣布洛阳矿山机器厂“文化大革命”开始，领导干部被造反派任意戴高帽子游街，人身权利受到侵犯，工厂生产处于停顿状态。对此，习仲勋表现出“缄默”的态度，但内心却十分焦虑不安。他一改往日工作生活的习惯，几乎足不出户，不接待来访，不发表评论。由真诚的拥护到困惑怀疑，再到保持“缄默”，反映出他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改变。他以冷静理智的观察和思考，关注着国内政治风云的变幻。
习仲勋在洛阳矿山机器厂挂职锻炼共一年零二十七天。在半年后尽管遇到“文化大革命”，但是，他对这段经历的记忆却是深刻的。一九八六年四月，他撰写了《我在洛阳矿山机器厂的一年》，反映出他对这段劳动锻炼的态度和收获：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我到洛矿担任副厂长，大约一个年头，尽管时间不长，这里的一切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回忆起来，犹感振奋不已。我在洛矿的一年，也是我在生活征途中度过的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我要时刻珍惜它，藉以砥砺自己。
我在洛矿的一年，实际上是上了一年的工业大学。我走出厂部，直接下到车间，与工人在一起，参加生产劳动；与工程师、技术员打交道，学习求教，这使我的眼界大开，增长了许多工业生产和管理方面的知识。同时，我在工人师傅的帮助指导下，还学会掌握了一些具体的操作技术，用自己的双手参加产品的组装。通过与工人的共同劳动和交往，更使我亲身感受到工人阶级高尚品质和优良作风。他们维护团结，遵守纪律，热情豪爽，坦率真诚，说实话，干实事，肯钻研，讲效率。他们是我的好老师，好朋友，是他们给我上了必要的一课。
洛矿自建厂以来，在各级领导和全体职工的努力下，积极发挥了大型骨干企业的作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其所以如此，关键在这个厂的各级领导班子的同心同德，团结合作，工作做得扎实而有成效。我突出地感到有几点：一是重视思想政治工作。除了政工干部的努力外，主要依靠工人自己来教育自己，管理自己。二是既抓生产，又抓安全，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三是积极办好技工学校和业余学校，大力培训技工人才。四是抓好集体福利工作，活跃群众文化。现在尽管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与过去不同，但是上述的基本经验还是需要好好总结提高，并把它推广运用于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日月之中。
■身陷囹圄
一九六七年新年伊始，中国的政治气候持续升温，“文化大革命”发生急剧变化，席卷全国的阶级斗争愈演愈烈，整个社会更加动荡和无序。
一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社论，以格外引人注目的措词，向全国传达了非同寻常的信号：“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是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
同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刊登了姚文元《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长篇文章，三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公开点名批判周扬和小说《刘志丹》，不点名地诬陷习仲勋等，说周扬“伙同一小撮反党野心家，积极支持并鼓励为反党分子高岗翻案的反党小说《刘志丹》的出版。他亲自接见写这本书的反党分子，亲自审阅了这部小说，称赞这本书‘做了一个模范’、‘树立了一个榜样’。他们企图假借这部小说，洗刷高岗的反党罪恶，篡改党史，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正确结论。”文章旧事重提，又一次把未出版的小说《刘志丹》拿出来作为“罪证”，矛头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把毛泽东“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的话用来说明所谓“斗争”的严重性。之后，上海掀起“一月风暴”，造反派向各级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夺权，以“全面夺权”为标志的政治风暴迅速在全国刮起。
一月四日，中央文革小组领导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公然发表攻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的言论，蛊惑群众，一夜之间，“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的标语贴满北京的大街小巷。六日，清华大学红卫兵编造刘少奇女儿出车祸的谎言，将刘少奇、王光美夫妇骗出中南海，由于警卫保护，刘少奇得以脱身，王光美则在清华大学受到批斗。随后，大批红卫兵和造反派在中南海门前集会，发表演说，呼喊口号，散发传单，刷写标语，要求“揪出”和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早已被贬职的习仲勋也在劫难逃。
一月四日晚，喧闹了一天的洛阳矿山机器厂逐渐平静下来。当大多数人家熄灯就寝时，习仲勋宿舍的灯还亮着，他尚未休息，正在读书学习。十一点时，一帮人突然猛敲习仲勋宿舍的房门。秘书范民新刚打开门，十几个戴着红卫兵袖章的人就一拥而进，冲到习仲勋面前。面对不速之客，习仲勋先是一愣，但马上镇静下来。一个领头的指着习仲勋声色俱厉地说：我们是西北大学的红卫兵，你是“反党野心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在西北犯下了滔天罪行。我们要把你揪回西安批斗。你要向西北人民低头认罪。原来，这些人是西北大学“文化大革命临时委员会”的红卫兵，专程来洛阳揪习仲勋回西安批斗，以壮大自己组织的声势。此时，习仲勋意识到问题复杂了，预感将会失去人身自由，等待他的可能是更大的磨难。但对去陕西，他不安的心情还有几分慰藉。毕竟他在那里生活工作过三十九个春秋，那里又是养育他的桑梓之地，有许多战争年代生死相依的战友和群众。习仲勋几十年后对子女说：“那时西安的造反派批斗我，我要是往照金或武字区、心字区等地一跑，他们就会找不到我的。那里的老百姓和我们是鱼水相依呀！”
习仲勋对来人说：“能否向厂里汇报一下，做些准备，天明再走？”红卫兵蛮横地说：“现在就走！”
“你们问我什么东西都可以，要拉我走，不行，那得中央说话。中央不说话，我不能走。”习仲勋也提高了嗓门。
范民新看到眼前的情景，出于责任和感情，即出面与红卫兵交涉，要求先报告中央，待中央同意后再走。但是，在那个狂热的年代，任何正义、理性的声音都显得微弱乏力，只要一句“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就可以成为少数人肆意践踏法制、为所欲为的“通行证”。红卫兵拒绝了范民新的要求，执意要带走习仲勋。
习仲勋一看没有回旋余地，表示愿意去西安接受群众批判。他从容地拿起一个手提布包，装上一双布鞋和老花镜，披上来洛阳时穿的黑呢子大衣，回过头来叮嘱范民新说，我走后你即向厂里和中央报告。
红卫兵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大口罩给习仲勋戴上，推拥着他的一举一动。
西安，这座凝聚了千年历史烟云的古城，高高的城门楼、厚厚的城墙，刻下时代嬗变的缕缕印痕。尽管“文化大革命”闹得乌烟瘴气，但古城仍迎着凛冽的寒风傲然屹立。
习仲勋对这座城市太熟悉了。早在大革命失败以后的腥风血雨中，年仅十四岁的共青团员习仲勋，因参加学潮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关押在西安北大街西华门的“军事裁判处”在那里，他和九名战友与敌人进行了勇敢机智的斗争，在狱中加人了中国共产党，走上职业革命的道路。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西安解放，习仲勋率中共西北中央局机关进驻西安，接管政权。这时，他已是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政治委员，继而又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实际主持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在这里，他参与组织指挥了解放大西北的伟大斗争，领导了西北地区新生政权建设、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和经济文化建设。他不敢相信在离开十五年后，竟然被一群红卫兵“押解”回来。在关押的房间，他看着阴暗的墙壁和门外游来转去的红卫兵“管教”，一阵孤独、悲愤、无奈的隋绪袭上心头。
但是，习仲勋像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一样，在数十年的革命经历中，对毛泽东始终十分信任，相信毛泽东作出的决策是正确的，即使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也不是毛泽东的初衷，并相信一切错误最终会得到毛泽东纠正。因而他想得更多的是检讨自己。习仲勋思绪万千，有千万端心曲要向家乡人民诉说。然而，这时的他已失去了一切自由，等待着他的是批斗和摧残。十六年后，习仲勋对金日成说：“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西安的红卫兵把我揪到西安去批斗，我那时已是‘死老虎’，但还是照样批斗。”
■被游街示众
习仲勋被揪到西安时，上海掀起“一月风暴”，全面夺权。先是《文汇报》和《解放日报》被造反派“夺权”“接管”。随即，上海各造反组织联合召开彻底打倒中共上海市委的大会，强行夺取上海市所有的党政大权。由于这种做法符合毛泽东“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主张，所以“一月风暴”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支持。在上海的影响下，陕西省的造反派也紧随其后，掀起席卷全省的夺权恶浪。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西安地区大专院校造反组织统一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夺权问题。接着中共陕西省委机关“革命烈火战斗团”、“西安地区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和“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游击队”也组成“夺权小组”，夺了省委书记处的领导权。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第二书记李瑞山、书记章泽、萧纯等被迫交代问题，省委领导机构全面瘫痪。与此同时，各地、市、县委以及各地区专员公署，市、县人委也相继被夺权，停止工作，党员停止组织生活。
一月二十四日，是一个极为寒冷的日子。西安地区工矿企业文革联合会、革命农民文革总会、毛泽东思想捍卫军、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首都“红三司”和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驻西安联络站等十九个造反派组织，在西安市人民体育场召开 “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澜涛大会”。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中共陕西省委领导刘澜涛、王林、赵守一、李启明、严克伦、舒同等胸前挂着“反党分子”的大木牌，被押入会场，并排站在搭建的台子上。他们的双臂被身穿黄绿色军服、腰扎皮带、臂戴“红卫兵”袖章的造反派扭向身后，并强迫他们低头弯腰。高音喇叭不断鼓噪着，数万名狂热的人群不停地呼喊：“打倒彭、高、习！”“打倒刘澜涛！”“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口号，各大造反派组织代表发言声讨。批判会后，造反派又将他们分别押在十几辆卡车上游街示众。习仲勋在游街时受到“优待”，允许穿着那件黑呢子大衣。其他人则一律翻穿军用大衣，白里朝外。红卫兵还别出心裁地给舒同戴上纸做的官帽。他们要用这种恶作剧方式贬损批斗对象，却使游斗显得十分滑稽和荒唐。游行车辆行驶在西安大街上，凛冽的寒风把车上人的脸颊刺得阵阵发疼，车头上高音喇叭的吵闹声，像要击破耳膜似地呼叫个不停。造反派不时地把习仲勋等人的头往下压。就是在这次批判和游斗后，习仲勋开始头昏脑涨，两耳嗡嗡作响，右耳听力下降，身心受到极大伤害。
在一次批斗会上，习仲勋碰到陕西省原省长赵伯平。他非常敬仰赵伯平的为人，心情一时难以平静。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赵伯平担任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习仲勋则是共青团三原中心县委书记，那时习仲勋受到赵伯平的教导和栽培。赵伯平满腹经纶、能诗善文、为人正直、刚正不阿。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批判习仲勋的西北组会上，赵伯平不见风使舵，坚持认为“仲勋是个好同志”，不揭、不批、不表态，因此而受到株连。习仲勋想不到他们却在挨批斗这样的场合不期而遇。这时赵伯平已是六十五岁的老人了，习仲勋望着这位良师益友，一时说不出话来。赵伯平看着习仲勋，无奈地叹了口气，惆怅地说：“哎，想不到老了老了还招了这个祸。”
二月十七日，习仲勋写了一封长信，给“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并转呈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信中，他谈了自己近期的思想活动情况，不承认自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修正主义分子”，请求中央批准让自己“早些回到原工作单位（指洛阳矿山机器厂――编者注），劳动锻炼，继续改造自己。”同时，他坦陈心迹，说出对“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一些做法的看法：“现在斗老干部比我们当年斗地主老财还厉害，再发展下去，局面将会不可收拾。”在历尽劫波的十多年后，他谈起写这封信的缘由时说：“在那‘高天滚滚寒流急’的日子里，曾经跟随党中央、毛主席过了几十年戎马生活的老战士，横遭林彪一伙的摧残，百般凌辱，甚至朝不保夕，我不能不讲出心里话。”在此前后，习仲勋还两次向毛泽东写信，谈他对“文化大革命”一些做法的看法。
陕西“文化大革命”的发展，特别是习仲勋在西安的境况，引起了周恩来的重视。二月十三日和十六日，周恩来在北京接见西安地区两派造反派组织代表时批评说：“打、砸、抢的口号是错误的”，要求停止辩论，停止一切攻击，宣传车不要上街；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冲人国防工厂。当周恩来看到习仲勋在西安被批斗的照片后，严厉批评说：“我们都不知道，你们为什么随便把习仲勋抓到西安？”他拿起照片气愤地责问：“这样，文化革命就变成武化革命，这是给文化大革命抹黑，也是给我们国家脸上抹黑。”看到周恩来一脸怒容，语气坚定，造反派怕难以收场，便问周恩来该怎么处理。周恩来态度更为严肃地说：“你们抓住一个习仲勋，以为如获至宝，那是一个刺猬。”
习仲勋得知周恩来关于他的谈话后，心潮起伏，桩桩往事浮现在眼前：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不久，他刚从错误肃反的关押中释放出来，参加毛泽东在瓦窑堡召开的会议时，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周恩来。由此开始，数十年间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备受他的关怀和爱护。周恩来这次谈话以及一语双关的用意，坚定了习仲勋坚持真理，度过困境的勇气和信心。
习仲勋一九七九年回忆起在西安思念周恩来的情景说，林彪、“四人帮”“把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中国搞得乌烟瘴气，万马齐喑，大搞逼供信，制造许多冤案、错案和假案，多少元帅副总理和革命老干部被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乌云翻滚，暗无天日。林彪、陈伯达和江青一伙攻击的目标，实际也是对着恩来同志的。他们千方百计想从我身上捞到整恩来同志的材料提出了许多乌七八糟莫须有的问题，都被我顶了回去。我在西安十分暗念总理，十分担心他的安危。如果在报上看到总理的消息特别是登出他的照片，心里就得到无上的安慰和巨大的鼓舞”。
三月十九日，陕西省军区遵照周恩来的命令，宣布对习仲勋实行军事管制。习仲勋即由西北大学的住所，被转移到省军区机关看管，这实质上是在军管的名义下采取的一项保护措施但是，习仲勋还是没能摆脱来自各地造反派无休止的外调、审问和大会小会的批斗。康生等人还唆使红卫兵，将习仲勋揪到延安、兰州等地批斗。周恩来知道此事后出面制止，才使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
在西北大学被看押期间，习仲勋感化和影响了负责看守他的红卫兵。当时与习仲勋同住一室、负责监管他的红卫兵孟德强回忆说，习仲勋经常和他用闲谈来打发漫长的时间，开始时海阔天空，漫无边际，渐渐地谈话就有了一定的范围，谈国家的形势，谈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习仲勋不改初衷，实话实说，还教导孟德强“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不能参加武斗，不能参与‘打砸抢’”，使孟德强深受感动，他们两人也由“监管”与“被监管”的关系，变成了能够交谈的朋友。习仲勋在西北大学被关押期间，在北京的夫人齐心和孩子们还收到了由西安寄来的一册精装本《毛主席语录》和一封信。当时两北大学几个负责看守习仲勋的红卫兵，经过观察，认为习仲勋并不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是一位真正的革命家，是一位好人，因而给习仲勋家里寄出语录和信件，表示他们会尽力对习仲勋予以特殊保护。寄出的这封信虽然没有署名，但还是被人知道了，这几个红卫兵因同情亲近“走资派”而受到追查。
■遭受无休止批斗
习仲勋在开始被军管的一些日子里，生活还比较平静，而这种平静却极为短暂。
由于要时常答复造反派交代问题的“勒令”，应付名目繁多的内查外调，习仲勋不得不经常回忆往事，反复写“检查”和各种证明材料。他曾说：“对每件来问，只要是我知道的，都尽力地表达确切，交代清楚。有时因记忆关系，也常常出些偏差，但只要一回忆起来，我即马上更正。除以上时间外，我以全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力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
习仲勋在写“检查交代”材料的过程中，许多被岁月湮没而淡忘的往事又浮现在脑际，民国十八年大饥馑前后，父母弟妹一家数口死于病饿的悲惨情景；四十年投身革命东奔西走、舍生忘死、艰难曲折的历程；多少位“壮志未酬身先死”战友们的音容笑貌，等等，挥之不去，他的眼睛湿润了。习仲勋仔细地审视着自己，检讨着在革命经历中做的与人民利益相悖的事情，哪怕一点点细微之处也不放过。但是，他却很难自己过去一时工作中的过失与“反党反社会主义”联系起来，更难以接受把自己说成是“反党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难以抑制激动而委屈的心情，觉得有满腹话语需要倾吐，这时又想到了周恩来。
四月五日，习仲勋给周恩来写信，讲述他在西安的境况和近来的思想：我虽有被批斗和每天都有接待来访，要我交代问题，但是还没有大的批斗，也确实没有揭发出多少问题。即使揭发出来的，也是一些老问题。“我离开西安已十五个年头了，即就是过去遗留的坏影响，到现在也不会那么多了。”他坚决不承认自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修正主义分子”和“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提出自己的问题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已作过交代和处理。他请求中央“最好让我早些回去，在原单位劳动锻炼，继续彻底改造自己”。这封信寄出后，是被造反派扣押，还是到了周恩来手中，不得而知，但习仲勋要求回洛阳矿山机器厂的心愿终未实现。
实行军管，目的是要保护习仲勋，然而当“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再度加剧的时候，军管也不再风平浪静。此时处境维艰的周恩来要保护习仲勋，也鞭长莫及。
一九六七年的夏季，“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全中国又一次掀起了“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的高潮。六月以后的两个多月里，习仲勋被“群众批斗大会十余次，小会提问十余次”。
八月五日，造反派勒令习仲勋揭发“刘、邓黑司令部”问题。他写了一份材料，以工作联系较少搪塞造反派，说没有什么可揭发的。
八月九日、十日，习仲勋又被迫向造反派递交了两份所谓“检查”材料，篇幅长达九千余字。这两份材料也是按照造反派的追逼提问，着重谈了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以及与高岗、彭德怀的关系问题、一九六二年小说《刘志丹》问题和在西北工作的问题。他特别指出：“中央的领导，始终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占统治地位。”他在写到同高岗的关系时据理辩解说：“我们在一九四五年以前，有长期的工作关系，这中间虽然有过几次支持高岗的事实，但在那时来说是一种正常的工作关系，而不是一种反党活动。如果把这种同志之间的历史关系，不以党的正确原则来对待，就会得出宗派主义的认识结论。”他写道：“解放战争时期和彭德怀在一起几年，有过工作上的争论，但还是正常的同志关系。”在八月十日写的材料中，习仲勋简要描述了他从一九三二年组织两当起义到一九五二年在西北的工作经历，实事求是地对这个时期的工作做了回顾，在“这个时期里，在革命战火的岁月中，我虽然有过工作的错误，但基本上还是一心一意地为革命事业而艰苦奋斗。西北解放后这一段时间里，主要是民主改革阶段，在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所制定的各项革命政策和革命策略情况下，西北地区虽然情况很复杂，在甘、青、新发生过多次土匪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暴乱，但很快平定了下去，取得了民主改革的伟大胜利。一九五二年以前的西北地区，应当肯定地说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在剿匪反霸、土地改革、统一战线以及少数民族工作上，所取得的一系列伟大胜利，也就是毛泽东思想在西北地区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他写道：“至于当时在实际工作中所发生的错误，如关中地区土改不彻底，统一战线工作中某些右的偏向，少数民族工作中的偏差等，这些都是由于未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以及自己指导思想上的错误而产生的结果，其责任完全在我身上，应该由我负责。”同时再次搪塞了“刘、邓司令部”问题，几乎与前次“交代”一字不差。
迫于当时的政治压力，习仲勋在这两份材料中不得不给自己加上了一些空洞的罪名，但是他充分肯定党在西北地区的正确领导，肯定正确路线对西北地区工作的指引。他身处逆境，能够将“许多罪责”揽于自身，从而避免了使更多的同志遭受牵连和迫害，正直无私的品格感人至深。【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八月十七、十八两日，习仲勋又写成长达一万五千字的《我的交代》、《我的履历》两份材料。在《我的交代》中，他全面回顾了从新中国建立到一九六二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所经历的许多重要事件，特别是对自己所负责过的工作，处理过的人和事，作了系统的说明，并以高度自责的精神检讨了工作中的偏差和失误。《我的履历》简要记述了他参加革命四十多年的经历，人们可以从中清晰地看到，习仲勋是怎样由一个农家子弟逐渐成长为一位成熟的革命家的曲折经历，看到他的心路历程。
二十四日晚，造反派再次召开批判斗争习仲勋大会。面对造反派荒唐的提问，习仲勋或应付作答，或沉默不语。造反派说他不老实，抗拒交代，以各种方式“严厉惩罚”他。批判会无法进行下去，造反派便“勒令”习仲勋，限期交代一九四二年绥德师范锄奸反特，一九四七年绥德、米脂地区土改和一九五一年前后处理青海项谦问题的罪行，特别要他检查当晚的抗拒态度。九月九日、十日，习仲勋分别以《关于八月二十四日晚大会对我勒令的交代》、《对几个问题的交代》为题作了回答。他在材料的开头写了这样一段话：“对于你们在斗争大会上下给我的勒令，由于途中出了事故，以后又忙于接待外来单位的调查，故致延误限期。”可见即使在军管期间，习仲勋仍然被造反派反复纠缠。
特殊的年代必然产生特殊的语言，“文化大革命”中流行语“拼刺刀”就是其中之一。这本是军事上表达短兵相接的一个术语，却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造反派审讯批判和摧残领导干部的一种手段，“拼刺刀”往往要“刺刀见红”，刑讯逼供和各种体罚司空见惯，使当时的批斗会更为激烈，更有“火药”味。
九月十六日，陕西师范大学八一战斗队等造反派组织，在西安医学院与习仲勋“拼刺刀”。西北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安志文和习仲勋原任秘书、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秘书长的陈煦被押到会场陪斗。“拼刺刀”在一片狂乱的“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三反分子习仲勋”的口号声中开始。造反派不可一世地指着习仲勋，提出问题勒令他回答，然后再由陪斗者当场质证。被批斗者如稍有迟疑，就被指为“狡猬抵赖”、“不老实交代”，并给以体罚，目的是从精神和身体上折磨被批斗者，使其难以准确地回答问题，无法为自己辩解。这次“拼刺刀”，造反派仍然围绕习仲勋与高岗、彭德怀的关系和小说《刘志丹》问题，还涉及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纠“左”时的问题，要他承认罪责。批斗会上习仲勋和造反派有这样一段对话：
问：你在什么地方蹲过点？
答：去北京后，一九六一年四月至五月，在河南长葛带了一个工作组，主要调查生产和群众生活情况。
问：在长葛讲了些什么黑话？
答：主要是反五风，给中央写了报告，食堂不能．
办；炼钢铁浪费劳力、燃料。
问：说你放的毒！
答：我说过大炼钢铁，摊子铺得太大，不爱护群众积极性，对人民生命不爱惜。还说过我亲眼看见一家秤上没有秤锤和秤钩，群众说，都拿出去炼钢了，把耕犁的铁铧也炼了钢。
问：你怎样支持农村的自发势力？
答：我赞成自留地。
从对话中，不难看出习仲勋宁折不弯、坚持真理的刚性格。
二十八日下午三时，习仲勋又被拉到陕西日报社批斗。会场设在报社礼堂，陕西日报社“红激流战斗队”和西安出版界造反派三百多人参加批斗会，习仲勋原秘书、陕西日报副总编辑田方陪斗。批斗会前，造反派向习仲勋发出“勒令”，要他交代在小说《刘志丹》和一些问题上的“罪行”。由于时间太紧，他没来得及写出交代材料，因此批斗一开始气氛就非常紧张。造反派冲着习仲勋问为什么没有写出交代材料，他据实回答，天天出去，没有时间写。会议主持者粗暴地不让习仲勋说话，指责习仲勋是顽抗。接着便是接二连三的发言批判和责问。批斗会持续了三个多小时。
像这样的批斗会，几乎天天都有。
■故乡迤山受批
一九六七年十月一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纪念日。
失去人身自由的习仲勋，不免又回忆起发生在这个节日里的许多往事。他记得十八年前的这一天，当开国大典的消息传到西安时，他和西北人民是多么的高兴；他想起以后多次与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国庆节一道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三军将士，同首都人民分享节日喜悦的情景。但十八年后的这一天，陕西省富平县“炮打司令部统一指挥部”的造反派，与西安冶金学院的造反派联系，并经陕西省“支左委员会”同意，却将习仲勋押回到他的家乡准备批斗。习仲勋十分伤感。
十月二日，富平县造反派在迤山中学操场举行批斗习仲勋大会，陕西省广播事业管理局副局长兼中共富平县委书记周敦陪斗。
迤山中学坐落在富平县城北，建于一九四一年，因学校设立在迤山庙址而得名。迤山有个美好的传说，在习仲勋少年时就留下深刻的记忆。迤山庙门前有一块约二三吨重的巨石，形如两座山峰相连，石面上有手印和身背肩挑的痕迹。民间传说这是二郎神杨戬挑石追赶太阳，途经富平歇脚时，顺手抖了抖鞋中的尘土和沙粒，尘土变成了凤凰山和金阜山，小沙粒变成这块巨石。后来，人们为纪念这位追求光明的大力神，就在这块巨石后面修建了一座二郎庙，称为迤山庙。
在迤山中学的东北角，是占地二十亩的陕西著名爱国将领张义安的墓地。墓地四周翠柏成林，幽静肃穆。墓前立着胡景翼将军一九二。年冬书写的“黄狗红羊劫未阑，阵云萧瑟月华寒。龙城飞将今何在，每饭难忘张义安”的诗刻石碑。
一九二七年，还在县立第一高小上学的习仲勋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这里经常参加中共党团组织召开的秘密会议，商讨对敌斗争方略。那时，他崇拜神话中的太阳神，也敬佩陕西辛亥革命先驱张义安。一九五八年九月六日，习仲勋受周恩来委派在西北调查时，从蒲城到富平中途停车，特意到迤山中学张义安墓园拜谒。一九八四年，当他得知张义安坟地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破坏后，又叮嘱富平县的同志说：“坟平了不要再堆那么大了，但是胡景翼题词、于右任书写的碑子要保护下来，柏树林要保护起来。张义安是搞辛亥革命的，很能打仗，是反袁倒曹的，训练过干部，和陈树藩打仗时阵亡了，要纪念他。”
正午时分，当习仲勋被押上临时搭建的批斗台时，数千双眼睛都朝他望去，尽管带领呼口号的人声嘶力竭，但响应的声音却是七零八落。参加批斗会的除有打着写有各自组织名称的红色旗帜的造反派外，更多的是从乡下赶来的农民群众，他们不是来批斗的，而是要目睹一下这位传奇人物。许多人看到年过半百、善良慈祥的习仲勋时，都摇头叹息，不相信他会“反党反社会主义”，随后便纷纷离开会场。
习仲勋和周敦按照造反派的要求，分别站在台前左右两角。由于天气闷热，习仲勋不时地擦着脸上的汗水。批斗会开始前，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周敦问造反派说：“习仲勋这样的人物，怎么能让我陪斗，怕不够格吧？”造反派回答：“你是习仲勋的黑爪牙。”周敦又说：“如果是爪和牙，都不应只有一个。你看牙齿上下有多少个？两只手有多少个爪子，你们怎么只揪了我一个？”话音一落，台下紧绷着脸的人们都忍不住地笑了起来。
造反派的代表依次发言批判，也都是念一些从报刊和传单上抄来的空洞词句。有一个人发言时，习仲勋打断他的话说，你们要讲事实，弄得这个造反派张口结舌，不知如何是好。上面有人领着呼口号，下面多数人只举拳头不出声，更有一些人在口号声中发出不满的议论。他们面向台上的人不满地说，你们喊什么，一九六二年闹春荒时，不是他说了话，放开政策让老百姓到陕北驮粮自救，还不知道饿死多少人呢！
三十年后，周敦回忆说：“我当时和他分别站在台子的一角，多年不见了，我很想走过去问候他，但是造反派不允许。我只能时不时地望上一眼，他低着头，头发明显变白了，脸上的汗水流下时，他拿出手帕擦一擦，手又放了下来。让人不觉内心一阵酸楚。”一九八九年二月，习仲勋在西安人民大厦见到周敦时，高兴地向随行人员介绍说：“这是我的小老乡，一九六七年曾跟我一起受批斗。”他接着问：“周敦，那年在富平挨批判时，你都想了些什么？”周敦回答说：“开始站在台子前叫人批，觉得丢人，后来习惯了，就无所谓了。”习仲勋说：“我当时想，只要把我批不死就行。”
故乡的山水哺育了习仲勋，身处逆境中的他，在踏上故土的时候，还是感到了缕缕乡情。他后来回忆说：“在迤山中学批斗我，因为天热，怕把我晒昏了，还有人给我打了一把伞。会后，我告诉他们说，我回来了，你们要让我吃上顿家乡饭。他们就给做了扁豆沫糊、红豆面条等风味小吃。”
十月十日下午三时，陕西师范大学“八一”战斗队和河南“二七公社”的造反派再次与习仲勋“拼刺刀”。造反派遣逼他交代一九五九年河南、陕西调查研究和参加庐山会议的情况。习仲勋据实回答，许多观点反映了他对中国社会的远见卓识，现在读来犹觉是铮铮忠言。他在谈到纠正“大跃进”问题时说：“我讲过，现在对农民小自由太少，没有小自由，自留地没有了。路子要越走越宽，农民是路越走越窄，越走越死。干部比农民自由多一点，农民自由太少了。我认为，有小自由不怕，在大自由领导下，有些小自由也不怕，如果有危险，可以控制它。”“我们现在农村粮食紧，共产党有崇高威信，群众会原谅我们。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就会闹乱子，农民就会用扁担砸我们。”在谈到庐山会议时，他坦率地说自己对“大跃进”的看法和彭德怀是相同的，认为高指标、共产风是“左”的东西，“左”比右更危险。在他说这些话时，造反派不时高呼“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以施加精神压力。批判结束时，造反派又向他发出继续交代问题的“勒令”。十一月七日下午，这两个造反派组织又举行了一次“拼刺刀”大会，再次追问习仲勋的历史问题。
在这期间，咸阳造反派还把习仲勋拉到国棉一厂、二厂、西北橡胶厂、西藏民族学院批斗。不管造反派怎样批斗他、侮辱他，他始终不发火，不和群众对立 在这种无休止的批斗会、“拼刺刀”的折磨下，习仲勋感到自己“身体有些支持不住了”，便怀着十分复杂的心情，于十月三十一日和十一月初两次写信，一封是写给毛泽东的，一封是写给周恩来并毛泽东、林彪和中央常委的。
周恩来得知习仲勋在西安的处境后，决定由北京卫戍区对习仲勋实行监护，采取特殊方式予以保护。一九六八年一月三日，周恩来派飞机把习仲勋接回北京，结束了他整整一年被批斗的日子，开始了漫长的监护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