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永葆劳动人民本色
习仲勋的职位高了，责任大了，却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不放弃一切机会联系群众。他十分注意畅通国务院领导和人民群众联系的渠道，解决基层反映的实际问题，并经常和干部职工一起参加义务劳动，得到大家的拥护和爱戴。
■畅通联系群众的渠道
在国务院工作期间，习仲勋十分重视人民来信来访，认岁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倾听群众呼声，了解实际情况，掌握民意，密切联系群众的一条重要渠道。他担任国务院秘书书后，要求国务院秘书厅认真地做好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畅通联系群众的渠道。
一九五七年五月三十一日，习仲勋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秘书厅联合召开的全国来信来访工作会议的讲话中，首先严肃批评了从中央到地方对这一工作无人负责的官僚主义作风，以及对人民群众来信来访照抄照转、错抄错办、草率推诿的现象。他认为，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是全国胜利、进城以后，很多领导干部和群众离得远了，群众观点减弱了，对群众生活疾苦淡漠了”。他说，我们坐在办公室，不了解下情，所以有些人认为来信来访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是“额外负担”，认为“告状的没有好人”。国家测绘局在西安要修一建筑，用推土机一下推了五十八亩快要成熟的麦子。对此，习仲勋说，即使是花钱买地，但这种做法，老百姓也很有意见，甚至骂“共产党是什么党？”他深刻地指出，我们国家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之前的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但在三大改造胜利完成之后，人民内部矛盾就成为主要矛盾而突出出来。信访工作反映的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因此，处理人民来信来访，“不是小事，是大事，不是一般工作，是个重要的政治任务”。他要求各级领导恢复和发扬密切联系群众、和群众同甘共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做好人民信访工作。习仲勋提出以下几点要求：
（一）各省、市、自治区党政领导，必须各有一位书记和省长分管信访工作，要求在六月底以前把分管负责人的名单分别报送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秘书厅。
（二）处理问题要争取主动，摆脱被动。主要是掌握政策，按原则切实解决问题；同时，把千百万人民来信来访所反映的问题，分门别类，综合研究，从中找出规律，及时解决其中带普遍性的问题或突出的问题。
（三）实行专职机构和大家动手相结合的办法。要求机关干部的一些负责人利用业余时间参与其事。
（四）按信访反映的问题的性质，分别交由中央或地方各级机关负责处理，避免照抄照转。
（五）清理积案。利用当时各机关整编的过程，抽调部分干部，突击清理尚未转出去的积案和已转出去后尚未结案的积案。
（六）按干部管理权限处理所涉及的干部。
他希望信访工作者继续积极热情、耐心细致地做好这项工作，成为优秀的模范的群众工作者。
习仲勋不但这样要求信访干部，而且亲自接待处理群众来信来访。刚开始，国务院秘书厅承担处理来信和接待来访的工作，十分繁忙，接待室有四十多个干部，仍不敷使用。习仲勋为了直接了解和掌握人民群众来信来访的实际情况，常常让自己的秘书到接待室帮助处理来信，有时星期天一整天都在接待室工作，接待来访者。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习仲勋根据西北地区来信来访反映农村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向毛泽东、周恩来写了一个专题报告。他在报告中反映了当时统购统销方面食油和煤油供应紧张、棉花棉布购销不合理、供应商品中搭配购货的现象；在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工作中存在急躁情绪、强迫命令作风和铺张浪费的现象；陕西农民在棉花丰收后因“反正要参加合作社了”而大手大脚购买非生活必需品、大吃大喝，唯恐低价入社而对生产资料不感兴趣等问题，还列举三原县一个投机商运去三十口棺材，很快被抢购一空作说明。报告中专门写到农民对强迫储蓄有抵触情绪，个别农民跪在地上苦苦哀求，甚至发生因此投水自尽几乎致死等情况，说明当时农村问题的严重性。
在草拟这个报告时，习仲勋要求秘书田方议事要言之有物，有理有据，把人民群众向党中央、毛泽东反映的真实事例和真实语言写进去。他认为这是农民敢于向人民政府讲真话、说实话的表现，说明人民群众对党、对自己政府的信赖。当秘书将起草好的报告送到他手中时，习仲勋皱起了眉头，问为什么没有把群众对食油供应紧张不满的实例反映出来。秘书为难地说。例子中有些话说得比较粗俗，是否可以不一一列举？习仲勋坚持“要把真实情况报告毛泽东”，让秘书原汁原味地把群众的意见在材料上反映出来。
原来，群众在来信中反映了两件事。一件是，有人认为，现在食油比旧社会还紧张，因而讲怪话说：“食油四两，想起老蒋”；另一件是，有人反映说，一位农民赶着木轱辘大车跑运输，车轴因没有油润滑而发出吱吱响声，气得这位赶车的农民叫骂说：“我都没油吃，你还想吃油呢！”说完就向车轱辘撒了一泡尿，以此来发泄对食油供应政策的不满。
还有的群众来信反映，有的农民因没钱完成储蓄任务，跪在干部面前苦苦哀求，个别地方甚至还发生无力购买国债而投井自杀的情况。习仲勋看后拍案而起，气愤地说，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如果站到了群众的对立面，小心群众用扁担抽你，国民党政权垮台的教训正在于此。
习仲勋说，这几封来信内容虽有欠妥之处，但真实生动地反映了我们工作中存在的倾向性问题，有一定说服力，还是加上好。报告最后经过习仲勋修改上报，引起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重视，批示有关方面加以解决。
一九五七年冬，人民接待室收到一封来自贫困地区甘肃省高台县农村干部的信，反映当地干部强迫命令，破坏生产，造成人民饥饿，发生浮肿病乃至饿死人的严重情况。并说他是冲破地方阻拦，又遇路费失窃，沿途乞讨，历尽了千辛万苦才来到北京的。阅读了这封来信，习仲勋心情沉重，认为事关重大，立即向周恩来作了口头报告，同时打电话给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要他切实负责地查处此事。一九五八年九月，习仲勋西北考察到甘肃时，还专门到高台县听取汇报，检查落实情况。
习仲勋还通过来信来访，了解实际情况，帮助群众解决困难。三年困难期间，国务院秘书厅收到了一封某省群众反应生活困难的来信，同时寄来一包老百姓用来充饥的东西。工作人员拿去向习仲勋汇报，他仔细阅读了信件，并打开包裹，把群众吃的黑黢黢的东西放在手上，仔细观察，但不知是什么东西，便干脆掰下一块放到嘴里咀嚼起来。工作人员来不及阻拦，不知如何是好，这时习仲勋已费力地吞咽了下去，他难过地向工作人员说，群众确实困难，就吃这些东西，“这哪里是人吃的！”他把这些情况汇报给周恩来，立即派出调查组，弄清情况，组织展开了调运粮食的救灾工作，使重灾区的群众得到救济，帮助他们渡过了难关。
■爱劳动勤节俭始终如一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五日，北京天气异常炎热，烈日高照，没有一朵云，也没有一丝风。一大早，习仲勋随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带领中央国家机关和中央直属机关三百多名干部，又一次来到十三陵水库参加义务劳动。十三陵水库，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国家为解决北京市及其附近地区用水问题而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工程采取发动群众参加义务劳动的方式进行。为了水库的早日建成，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多次到这里参加义务劳动。这一天，习仲勋身穿白衬衣，头戴草帽，脚蹬圆口布鞋，一下车就忙活起来。工地上的群众看到中央领导便激动地齐声喊道：欢迎首长莅临工地！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向大家招手致意。习仲勋对围上来的群众说，我们是来参加劳动的，都是普通劳动者。
劳动开始前，按照工地要求对参加劳动的人员进行了编组和分工。习仲勋传达周恩来的指示说，今天到这里来的没有总理、副总理、部长、司局长职务，大家都是普通劳动者，劳动要精神饱满，互相照顾，量力而行。之后，周恩来首先推起一辆独轮小车，大家迅速铲土装车，当周恩来推车费力向前行进时，习仲勋赶忙跑过去给周恩来说，独轮车要掌握好平衡，不然容易翻倒。干脆咱俩搭对，我来推，您在前边拉。说完他就老练地推起车来，周恩来在前面使劲地拉车前行。人们看到他俩配合默契、干劲十足的情景时，连连发出赞叹。
劳动间隙，习仲勋被人们围了起来，他饶有兴趣地从推小车谈起，讲述了自己的劳动经历。他说，推车技术是生活逼出来的。早年父母先后病逝，叔父患重病不能劳动，因此我从小就学会干农活，犁、耧、耙、耱样样都会。我曾经一次摇耧种过四十亩小麦。农闲时常用独轮小车把当地产的锅巴盐推到数百里以外的照金山区换成玉米等粮食，解决一家人吃饭，推独轮小车就是那个时候学会的。
在国务院期间，凡是机关组织的义务劳动，只要没有重要会议，习仲勋都要参加。他和机关干部一起坐大轿子车，到劳动工，地一块儿出力流汗。他干活得心应手，往往干得比别人还多。劳动休息的时候，他和大家一起坐在地上，吃着自带的馒头、黄瓜和咸菜，边吃边聊，不时地有干部还和他开个玩笑，气氛十分活跃。【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习仲勋出身农家，热爱劳动，参加革命后始终保持着爱劳动的农民本色。抗日战争时期，他在任关中地委书记时居住和办公的两孔窑洞，就是他自己打出来的。到北京后，他住的四合院里有一块空地，就和工作人员一起把它开垦出来种蔬菜，掏粪施肥，担水浇地，常常累得浑身是汗，腰酸背痛，但他乐在其中。他深知稼穑艰辛，养成了勤俭节约的良好习惯。在国务院工作期间，他生活简朴，穿衣吃饭从不讲究，仅有的几套毛料中山装，也只是在会见外宾和参加重要活动时穿一下，平时身着布衣布鞋，夏天就是一件老头衫。衣服破了，舍不得扔掉，补了再穿。吃饭保持着陕西人的习惯，以面食素菜为主，饭菜只求可口，桌上很少见到鱼虾海鲜。所住的房子年代长了，他坚持不让粉刷维修；家具、沙发、地毯旧了，也不让更新。几十年如一日，过着平平淡淡、朴实无华的生活。这一时期，习仲勋与毛泽东、周恩来等的工资一样都是三级，每月四百零四元八角钱，收入开支都由秘书张志功经管，每一笔开支哪怕是几分钱都要记账。他经常叮嘱子女要节俭过日子，不要乱花钱，可是对朋友却十分慷慨。和习仲勋熟悉的西北根据地的一些老红军、老战友、老房东经常到北京看望他，习仲勋都热情接待，请吃饭，安排参观游览，临走时让秘书给他们买火车票，生活困难的还给予资助，这方面的开支就占去了他工资很大一部分。由于他性格直爽、谦和，战友们都把他当做亲人看待，敢在他面前讲真话，反映实情。
■保护西安古城墙
西安古城墙，是明代洪武年间的一三七年在原隋唐长安城皇城墙的遗存上扩建而成的，距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是目前我国乃至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城垣建筑，一九六一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安是闻名世界的历史古都和国际旅游城市，世界各国的政要和大批游客来到西安，一看到保存完整、规模宏大的古城墙，无不为之惊叹，陕西人也引以为豪。但习仲勋尊重专家意见，倾听群众呼声，在这座古城垣免遭拆除并得以保护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却鲜为人知。
一九五年，西安在恢复城市建设时，为了加快工业建设，修理水路，就曾经提出拆除古城墙的计划。当时，由于长期战乱，西安古城墙遭到严重破坏，多处坍塌，城砖被人随意搬走。四月七日，习仲勋主持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三次集体办公会议，把拆除城墙问题列为议题。讨论时，在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后，他认为当时并没有大的工业建设，仅仅为了修理水路，没有必要拆除城墙，强调指出：“一动就会乱。”大家赞同他，的意见，最后形成决定，不但不能拆除城墙，而且要予以保护。随之，西北军政委员会以彭德怀、习仲勋、张治中的名义发出了《禁止拆运城墙砖石的通令》。这一决定，使西安古城墙逃过一劫。
习仲勋到北京工作后，又先后两次指示保护西安古城墙。
第一次是再次制止了对西安古城墙的拆除。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运动席卷中国大地，狂热的“左”倾冒进之风愈演愈烈。许多地方为了扩大城市建设规模，开始拆除旧城墙。北京的明城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拆除的。这股风也刮到西安，不少人向政府建议拆除西安古城墙。六月中旬，西安市人民委员会召集有市委文教部、市政协、文史馆、参事室、文化局、公安局、教育局、房地局、历史博物馆、西北工业设计院等单位的负责人和相关专家学者参加的座谈会，讨论西安城墙拆除问题。在讨论会上，大家议论纷纷纷，各抒己见，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主张拆除，一种主张保留。“拆除派”认为城墙是封建社会的城堡，主要起防卫作用，现在进入原子时代，国防价值已经不大，没有继续保留的必要，并且城墙古老，缺乏排水设备，遇雨水冲刷，很多地方容易发生危险，直接威胁着人民的生命安全。如果要作为古迹长期保存，势必还需要一大笔维修费用。反之，如果将城墙拆除，不但可以节约大量资金，而且拆下的城砖、城土还可加以利用。此外，城墙拆除后，可以扩大建设用地。也可以清除城乡界限，便利交通。如果从保存文物古迹着想，只需把城楼留下就行了。“保留派”认为西安城墙是闻名的古建筑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央规定有三百年历史的古迹都应该保留。两安城墙目前及将来对城市建设并无多大妨碍，保留下来，还可研究和观赏。两派中，拆除的意见占多数。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共西安市委向中共陕西省委报送了拆除西安城墙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经西安市人民委员会党组研究，并经市委常委会议讨论，认为西安城墙可以不予保留，今后总的方向是拆。为了便于人民以后瞻仰，只保存几个城门楼。但目前可将需要拆除的地方和危险的地方先予以拆除，暂不组织大量的人力全面集中搞。今后将按照城市发展的需要结合义务劳动，逐步予以拆除。”十月二十五日，陕西省人民委员会批复西安市人民委员会：“原则同意你会关于拆除西安城墙的意见。拆除工作应该作出计划，逐步进行。目前首先拆除建设发展需要和有倒塌危险的部分。对城门楼阁应严加保护，不予拆除。”十二月二十五日，西安市人委根据安市建设局拆除城墙的计划意见书，作出了拆除城墙的决定。之后，城墙垛口的砖几乎被拆尽，南城墙西段外包砖全部被拆走。
拆除西安古城墙，引起了很多人特别是一些文物工作者和部分专家学者的关注和不满。以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陕西省文化局副局长武伯纶先生为首，陕西省文物工作者王翰章、贺梓城、范绍武、王世昌等五人，即向西安市领导反映，要求停止拆除城墙，但没有得到回应。于是，他们以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名义，直接发电报给国务院反映情况，恳请国务院领导予以干预。
一九五九年春夏之交，已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看到来自西安的电报，认为这五位文物工作者的意见是正确的，保留保护西安古城墙意义重大，遂让办公室致电陕西省和西安市，要求立即停止拆除城墙。此举对保留西安古城墙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之后，习仲勋又指示文化部研究保护西安古城墙的问题。一九五九年七月一日，文化部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建议保护西安城墙的建议》。建议指出：“据我部了解，在西安城市建设过程中，西安城墙已有部分拆除。西安城墙具有悠久的历史，宋、金、元各代均因隋唐旧城故址筑城，据志书记载：‘隆庆二年巡抚张祉瓮以砖’、‘崇祯末巡抚孙传庭筑四郭城’城墙东西长七里余，南北长五里，周二十五里，高三丈四尺基厚六丈，顶宽三丈，旧有四门，并保存有城楼、箭楼、角楼等。建筑雄伟，规模宏大，是我国现存保存最完整而规模较大的一座封建社会城市的城墙，也是研究封建社会城市规划，军事历史的实物例证和研究古代建筑工程、建筑艺术的重要参考资料。据了解，西安城墙在现在都市规划中，可以不妨碍工业建设的发展。因此我部认为应该保存，并加以保护。”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二日，国务院发出《关于保护西安城墙的通知》：“国务院同意文化部的意见，请陕西省人民委员会研究办理。”九月二十六日，陕西省人民委员会把国务院的通知转发给西安市人民委员会，希即根据通知精神研究具体办法，对西安城墙妥为保护。中共西安市委和西安市人民委员会经过认真研究，开始采取有效措施保护西安城墙，并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发布公告：“自即日起严禁拆取城砖、挖取城土以及其他破坏城墙的行为。”
一九六一年三月四日，经国务院批准，西安古城墙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第二次是进一步保护西安古城墙。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第二八五二期刊载了新华社记者卜昭文撰写的《我国唯一的一座完整的封建古城垣遇到严重破坏》一文，反映西安古城墙遭受破坏的情况。文中在列举了西安古城墙遭破坏的情况后，从两个方面指出存在的问题：一、没有把保护文物古迹作为“保护精神文明，建设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如四个城门的瓮城被机关单位和居民长期占用的事，已经喊了十几年，迟迟得不到解决。解放后，国家曾投资数十万元修缮的南城门，被市人防办占用；现在对外宾开放的西门瓮城被市消防队占有，并在瓮城内盖了一座三层楼房，与古建筑风格极不协调。城门洞成了车库，瓮城内是消防车辆的停车场。这里还修建了各种生活和工作用房，瓮城几乎没有空间，而且卫生情况极糟。更为严重的是，消防队修建了与城墙等高的两处烟囱，彩绘一新的城楼，被黑烟日夜熏蚀，变得非常陈旧。到西城门的国内外游客无不惊讶和叹息。西安市人民政府早就作出了搬过的决定，但占用的状况长期没有改变。二、与管理城墙有关的单位相互扯皮、制约，各行其是，使保护城墙的工作不能落实。环城公园的建设由市园林局负责；环城路的建设由市政建设局负责；护城河的管理由市环保局负责；城墙内侧的违章建筑由市城建局管理；沿城墙的土地所有权由市房地产管理局负责登记。由于没有统一协调的机构，城墙管理所无法管理，上述单位各搞各的，侵占城墙内外的空地。有关部门建议，西安市城墙管理所应该成为一个协调机构，成为一个有实权的单位。城墙应由文物部门统一管理。
习仲勋仔细阅读了这篇文章，非常着急，立即让秘书给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打电话，让他们查证。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按照习仲勋的批示，于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形成了《请加强西安城墙保护工作的意见》，致函陕西省人民政府，提出三项措施：一是希望按照国务院《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规定的精神，责成西安市人民政府切实做好保管工作。要划出必要的保护范围，竖立保护标志与说明，并且建立科学记录档案，设置专门的文物保管机构。二是应有一个统一的规划方案，制定维修保护办法。所有的占用单位要限期迁出。今后城墙的保护由专门机构负责管理，并将保护维修纳入城市规划建设之中。三是以政府名义公布保护城墙的命令或条例。自命令公布之日起，严禁乱拆城砖，乱挖墙角的破坏行为。如有故犯者，不论大小机关、公私人等，均应依法惩处，为首者应予严惩。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日，陕西省人民政府将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的《请加强西安城墙保护工作的意见》以送阅件下发。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日，西安市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保护西安城墙的通告》。一九八三年二月，西安环城建设委员会成立，西安古城墙的保护工作从此走上正轨。
一九八三年以后，按照时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马文瑞和历届省市主要领导的要求，陕西省和西安市人民政府对西安古城墙进行大规模修缮，清理了占用瓮城的单位和居民，修复了东门、北门箭楼，补建了南门闸楼、吊桥，并建成环城公园，从而使这座当今世界上保留最完整的古城墙重放光彩，和护城河、环城公园、环城路四位一体，成为西安一大旅游景观。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西安环城建设委员会的负责人先后两次看望习仲勋，向他汇报西安古城墙的保护和建设情况。当时西安古城墙除了西安火车站广场处没有修补连接外，其余全部整修完毕。习仲勋非常高兴，要看望他的负责人代他向战斗在一线的文物工作者问好，鼓励文物工作者继续做好城墙的保护工作。他说，城市的历史要延续下去，应该留下一些历史符号，没有实实在在的东西就是空的。中国是文明古国，一定要把老祖先留下来的东西保护好，不然人家外国人不相信你是文明古国，因为你没有实物。把这个事情做好了，也可以对人民群众进行历史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给子孙们留下教育的实物。要把剩下的那些豁口都连起来，不连起来就不算完整，连起来才能叫完整的城墙，再过两百年也是文物嘛！
二四年十二月，西安古城墙最后一个豁口即西安火车站广场处通过桥型城墙连接起来，习仲勋的心愿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