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当好西北人民的勤务员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长期奋斗，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使国家获得独立，民族获得解放，人民获得当家做主的权力。随着战争硝烟的散去，三十六岁的习仲勋从年轻有为的革命者成为主持西北地区党政军工作的炉火纯青的领导人。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一段时间，习仲勋为西北地区建立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推进统一战线，夙兴夜寐，殚精竭虑，实现了他“当好西北人民的忠诚勤务员”和“人民的长工”的诺言。
■主持西北局工作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西安解放后，中共中央西北局由延安迁至西安，在城内东南角雍村办公。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中共中央于六月八日决定组建新的中共中央西北局，彭德怀、贺龙、习仲勋分别担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马明方、马文瑞、贾拓夫、李井泉、王维舟、刘景范等为常委。当时西北广大地区还未解放，彭德怀在前线指挥第一野战军挺进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地。贺龙奉中央之命，负责筹备率军入川事宜，翌年初调离中共中央西北局，习仲勋担任第二书记。这一时期，中共中央西北局实际上由习仲勋主持全盘工作。在复杂的形势下，他主持完成了接管旧政权、安定社会秩序、支援西北前线等各项工作。
十月一日，饱经苦难的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具有伟大意义的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下午二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举行，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即宣布成立。下午三时，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以洪亮的声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和毛泽东当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消息，通过广播、报纸等形式传到西安，古城顿时沸腾起来，爆竹声、锣鼓声、欢呼声响彻云霄。
这一天，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贺龙参加了举世瞩目的开国大典。而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彭德怀，此时正指挥部队驰骋在解放大西北的战场上。已在九月三十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习仲勋，在西安通过收音机收听了开国大典的盛况。此时的他，激情难捺，心潮起伏。艰难困苦的战争岁月给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然而这时他思考更多的是：一个革命党在成为执政党以后，怎样承担起新的历史重任，作为人民公仆，“人民的长工”，如何向人民交好“进城赶考”的历史答卷。他想起了三月间在西柏坡参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时的情景，耳边响起了毛泽东语重心长的一段话：“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他深感责任重大，任重道远。
西安各界要在十月二日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会，由于这一天也是纪念国际和平与民主自由斗争日的第一个纪念日，为此，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两项活动一并举行。
十月二日，蒙蒙雨雾中的古城西安，披上了节日盛装，位于市中心的钟楼上矗立着毛泽东、朱德的巨幅画像。“天一明，即像新年一样全城响彻了鞭炮声。早饭以后，宣传队、秧歌队、宣传车就不停地在这家家悬国旗、户户贴对联的西安街头不断地活跃，锣鼓声、秧歌声、口号声、欢笑声、鼓掌声，整天荡漾全城。天虽然下着绵绵不断的淫雨，却丝毫也没有阻碍着人们的欢欣鼓舞。”人们纷纷拥上街头，以不同方式表达着心中的喜悦。习仲勋满怀激情，同西安六十万人民一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及国际和平与民主自由斗争日，同时庆祝青海、宁夏、新疆获得解放。
下午四时，西安二十万各界群众冒雨从四面八方聚集到革命公园广场，举行西北历史上空前隆币的盛大集会。庆祝大会在四十八响隆隆的礼炮声中开幕，伴随着嘹亮的国歌声，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习仲勋英姿勃发，庄重地走到麦克风前，作了题为《建设新中国，争取世界和平，团结在毛主席的旗帜下前进》的演讲。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习仲勋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讲话。他铿锵有力的声音在会场上空回荡：
今天是十月二日，是伟大的国际和平斗争日。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人民，在今天都起来向反动派示威。今天，我们也全体动员起来检阅自己的力量，以新中国人民解放胜利的队伍，参加为国际和平而斗争的行列。我们向全世界说：我们中国人也站起来了。我们和苏联、各民主主义国家及各国人民团结在一起，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阴谋；我们要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我们中国人民一百多年以来，前仆后继，反对国内外压迫者的斗争，现在胜利了。我们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国内外的压迫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从此有了人民自己的国家，我们有了人民自己的政府，这个政府的主席，就是我们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
我们从来未曾有过这样可以骄傲的日子。我们中国人民受尽了苦难，受尽了折磨，终于站起来了。我们中华民族再也不是可以被人欺侮的了。如果有胆敢破坏我们民族独立和自由的，一定要受到严重的打击！
习仲勋在讲话中，着重阐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体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观点，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就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民主阶级、国内各民族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大团结，这是一个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就是要团结除反动分子、潜伏特务分子以外的一切人。他提出：要珍惜每一个有用的人才，尽快经过各界代表会议及其他适当组织形式，实现西北人民的大团结，共同担负起解放与建设大西北的伟大使命。他还指出：人民民主专政要时刻警惕国内外反动派的破坏阴谋，警告一切残余的反动分子和暗藏的特务分子，如果还不向人民悔过赎罪，定要捉拿法办；但凡及早坦白向善者，将会得到人民的宽大。他充满信心地讲道：
我们西北地区，蕴藏极其丰富，人民极其勤劳，只是因为被封建主义和反动政府统治的结果，在经济上、文化上落后了。但我们确实相信：这种情况会因为我们的努力而改变。一经开发，将是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广大的富源，一个重要的工业区和农牧区，一个坚强的国防堡垒。
我们就要动手工作，在乡村，有步骤地实行乡村改革，发动农民；在城市，依靠工人，并使所有城乡劳动人民、知识分子和各民主阶级，一致团结起来，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迎接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高潮。
习仲勋的讲话，是代表西北军民坚决拥护和执行《共同纲领》的宣言，是一篇声讨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捍卫世界和平的檄文，是一幅建设大西北的宏伟蓝图。它充分表达了西北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也反映了包括习仲勋在内的西北党政军领导人在新中国建立伊始、百废待举之际，对恢复和开拓发展西北经济和社会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习仲勋讲话后，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刘景范、西安市军管会副主任兼市长贾拓夫和陕西民主人士张翔初、工人代表杜自强等也先后在庆祝大会上发言。大会通过了《致世界拥护和平大会》、《致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和《致第一野战军》等项通电。庆祝大会在群众山呼海啸般的口号声中结束。“当主席宣布散会后，秧歌队的锣鼓声立即响起来了，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唱起来了，秧歌扭起来了，熊熊的火炬也燃起来了，愈下愈大的雨点，淋不熄这熊熊的火炬，火炬却愈燃愈多，愈燃愈大，二十万人怀着极度兴奋欢愉的情绪立即又转入巨大的游行示威，投入红星灿烂红旗翻舞的大街中。”
按照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指示，西北各地已解放的城乡都先后举行庆祝大会，革命圣地延安也召开了庆祝大会。
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九月二十六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在举行之时，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起度过了十三年艰苦岁月的延安社会各界，向毛泽东发去了致敬电。十月二十六日，习仲勋收到了毛泽东的复电。毛泽东在复电中写道：
延安的同志们和陕甘宁边区的同胞们：
接到你们的贺函，使我十分愉快和感谢。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八年，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我庆祝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继续团结一致，迅速恢复战争的创伤，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我并且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习仲勋十分兴奋，即要求西北地区各级党组织认真地学习和落实复电精神。他逐字逐句反复诵读复电，体会着毛主席对延安人民乃至西北人民的深厚感情。他认为毛泽东的复电，言简意赅，寓意深远，既是对各级干部的及时提醒，也是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警示。在中国共产党由领导革命的党转变为执政党的情况下，毛泽东及时而又严肃地对党领导的新生政权提出了怎样才能继续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真正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重大问题，并对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恳切提出了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作风的要求。习仲勋身体力行，把复电精神贯彻到工作之中，始终保持在延安时期形成的那样一种工作作风。第二年春天，按照习仲勋的指示，《群众日报》以《牢记毛主席的嘱咐，永远保持艰苦作风》为题，重新发表了毛泽东的复电，鞭策西北地区各级党政军工作人员落实复电精神，把西北的各项工作做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夜，虽然青海、宁夏两省境内马步芳、马鸿逵的反动武装已被全部消灭，新疆和平解放，辽阔的西北地区基本回到人民手中，但战争的硝烟还没有散去，进军新疆的任务没有最后完成，国民党的残余武装和匪患还没有完全剿灭，陕西南部、甘肃陇南的几个县仍被国民党胡宗南部盘踞着。面对这种复杂局面，中共中央西北局一方面要在已解放地区建立新政权，组织力量配合解放军清剿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地方土匪；另一方面要在接管的城市和地方组织人民群众，全面恢复社会秩序和经济建设，同时还要拿出一定精力来做好军事行动的后勤保障和支前工作。千头万绪，百废待兴。习仲勋夜以继日地工作着，以非凡的气魄和智慧推动着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轨。
早在九月二十七日，正在筹划进军新疆的彭德怀从兰州向习仲勋发来电报称：“人新部队经费无着。祁连山及西宁周围山上最近已全部降雪，棉衣运不到，冻病者不少。西北除汉中外算是全部宣布解放，因此各项工作须有一个全盘（五省）筹划，尤其是经济建设。”十月十日和十七日，习仲勋又先后接到彭德怀从甘肃酒泉发来的电报，分别称：“新疆和平解决已经大体成功。第三军拟于十月二十日后南移到天水附近集结……”“以现有汽车严冬前运兵南疆甚为困难。如严冬前我军不能到达目的地，今冬即不可能筹备来春生产。为克服困难，兰州、西安须尽可能集中较好的车子带汽油来酒泉。”面对西安、兰州等地经济困顿、灾情严重的实际情况，习仲勋组织和动员各方面力量，在做好群众工作的基础上，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方式筹集军需供给，确保了支前任务的完成。
担负进军新疆任务的是具有光荣传统的第一野战军第二、第六两个军。习仲勋虽然身在西安，但时时牵挂着进军新疆的情况。此时，部队正经受着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严峻考验。十一月二十八日，第二军第五师十五团行进到阿克苏时，当地的国民党军残余分子与特务等反动势力勾结，企图在和田策划武装叛乱，成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中共中央西北局和彭德怀司令员立即命令第二军第五师十五团，“迅速进军和田，稳定和田局势”。前线指战员迎风雪，战严寒，穿过胡杨林，越过干涸湖泊，十八天行军七百九十多公里，及时抵达和田，一举粉碎了敌特的叛乱阴谋，稳定了局势，新疆省人民政府于十二月十七日顺利宣告成立。习仲勋十分高兴，二十五日，他同彭德怀联名致电第十五团全体指战员，称赞他们“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进军纪录”。
习仲勋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和彭德怀的要求，从实际出发，做出了一系列筹划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和政治文化建设的重要决策，使西北地区的形势平稳向前发展。
十月十九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定，任命习仲勋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让人民当家做主
新中国的建立，使世世代代饱受压迫的中国人民变成了国家主人。然而，怎样从政治制度上确立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确保人民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力，这是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前无古人的大事，没有现成的道路可以选择。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总结十几年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又参照国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逐步形成了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设想。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认为，这是一种既适合中国国情、又有利于表达人民意志的政权组织形式。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三日，在北平市（后改为北京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举行时，毛泽东莅临会议并向全国发出号召，期望全国各城市都能迅速召集同样的会议，加强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协助政府进行各项建设工作，为召集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准备条件。初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也指示：“初期实行军事管制，对反动派实行专政；另一方面，还要依靠群众，依靠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才有根。用什么方式来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呢？用组织的方式，普选。没有普选的地区，便是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建政工作，应以开好各界代表会议及逐渐经过协商推选各级人民政府为中心。”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如此重视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因为它关系到要建立一个与新中国国体相适应的政权组织制度，关系到要创建一个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政体。习仲勋在工作实践中也思考和探索着这一重大问题。他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首先选择了陕西省长安县作为建政工作的试点，探索路子，总结经验。
长安县位于西安市南郊，直属中共陕西省委和陕西省人民政府领导，工作基础较好，开好这个县农民代表会议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对指导陕西和整个西北地区有着重要意义。经过半个多月筹备，长安县通过五十多万农民选举投票，选出近三百名代表参加农民代表大会。这种形式，对“把农民的意见集中起来变成农民自己的行动”，“迅速发展与组织农村积极分子，团结广大农民领导农民群众进行乡村改革运动”发挥了巨大作用。
十月八日上午，长安县第一届农民代表大会在西安市群众日报社礼堂举行开幕式，习仲勋出席并发表讲话。他说：长安县农代会今天能在西安城举行，这是一件大事，是历史上所没有过的，是劳动人民斗争的胜利。我们应该庆祝、爱护这个胜利，并使其巩固起来。我们破坏了旧的统治以后，要建设一个新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权，今天开会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但这是一件非常艰巨的工作，必须依靠所有的共产党人与全体劳动人民共同努力，共同创造。他分析了长安县农村的具体情况，指出：“封建势力未被打倒，恶霸依然存在，零散土匪在某些地方时出时没，特务分子利用农村群众没有组织起来的空隙，逃潜在乡下农村。农村的部分群众，还未完全了解共产党的各种政策，还抱观望态度。”还有一部分工作人员，不熟悉农村情况，“常常不懂得事情应该如何处理，甚至把有些事情处理得不合政策、原则，结果脱离了群众”，更增加了群众对党的政策的隔膜。甚至有些旧乡保人员、坏分子混进政权，处处违反政策法令，也妨碍了农民群众很快地靠近党和政府。他强调：“以上种种，都必须很快纠正。除过我们上边注意检查克服外，还必须有群众的监督批评。只有这样‘上下夹攻’，这些毛病才能迅速改正。”他特别提醒各级干部，“一定应该懂得我们是人民的长工，是人民的勤务员，必须虚心向群众学习，听从掌柜（群众）的管教。只有这样，才可以从群众那里学得宝贵知识，才可以反过来当群众的先生”。他要求：在农村掀起一个广泛的宣传组织热潮，“将我们的农民大军，完全组织起来，在统一的指挥与统一的政策指导之下，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反封建的斗争。”
会议经过充分讨论，通过了长安县《农民协会简章（草案）》和《减租减息的暂行办法》；从全县二十五个区五十名候选人中选举出二十五名委员、九名常委组成“长安县农会临时委员会”，作为领导农村土地改革的权力机构；从出席会议的二百七十七名代表中选出了一百七十九名代表，准备出席全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会议还通过了《告全县农民书》。
长安县的这次会议，是由农民“选举出自己的代表，实行人民民主权利，讨论农民自己的事情的民主盛会”。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制度开始在西北创立。一位农民代表说：“老百姓能开会商量自己的事情，这是我们几十辈子都没有的事。”
十月十二日，长安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幕。习仲勋再次到会讲话。他强调指出：我们的政权来自人民，我们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政府的协议机关，可以说这是人民的初步政权，初步的权力机关。习仲勋又谈到农民问题：
前几天，这里开的农民代表会，可以说是今天会 议的准备会议。没有那个会，这个会便开不好。因为农民问题是农村一切问题的关键。不首先团结农民，动员农民，提高农民的觉悟，农村的很多建设工作便不能前进。因此，前几天的农代会就是讨论在农村如何建设并推选出席各界人民代表会的代表。消灭地主阶级，不是杀地主的头，而是废除农村封建的土地制度，把不劳而食又拥有多量土地的地主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农村只要是解决了这个问题，农民的生产力才能得到解放，农村生产力才能得到提高，农民的积极性才能发挥起来。如果没有全国农民起来，就不会有今天的胜利，并使这个胜利巩固与发展。所以我们要帮助农民，领导农民，把农村很快地建设起来。
第二天，习仲勋收到毛泽东的电报。这是毛泽东看了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汇报上海松江县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情况后，“极为欣慰”而转发给各中央局负责人的，并特别指示：“这是一件大事。如果一千几百个县都能开起全县代表大会来，并能开得好，那就会对于我党联系数万万人民的工作，对于使党内外广大干部获得教育，都是极重要的。务望仿照办理，抓紧去做。并请你们选择一个县，亲自出席，取得经验，指导所属。”十月三十日，毛泽东又转发了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关于华北各城市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经验的报告，并要求各地认真研究，引起全党干部的注意。毛泽东还针对一些地方存在关门主义的问题，强调指出：在代表名额中共产党员不能太多，“多则无力，不多不少则力量大”。
实际上，习仲勋在毛泽东来电之前，就已悉心按照《共同纲领》精神、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意图，结合西北地区的实际，召开人民代表会议，进行建立人民政权的开拓性工作。他深入到许多市、县农村，调查研究建立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农民代表会议的问题，认为刚刚转入建设时期的很多干部对所面临的情况不熟悉，特别是从部队转到地方工作的干部同群众联系较少（在西北地区这样的干部占相当数量），要去团结各界人民贯彻中央的各项政策，遇到的困难很多。如果有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农民代表会议，事情就好办了，就可以经过会议代表们去向广大群众宣传政策。各界会议的代表一般都是在一定范围内具有相当威望的代表人物，他们说的话群众愿意听，又很相信；同时，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又可以在会上倾听代表们的意见，来丰富领导知识和经验。而被选为代表的人，也真正感到自己对国家事务有发言权，当家做了主，又会激发出他们的极大政治热情，努力协助政府工作，这实际等于使每个县增加了几百名干部。因此，习仲勋对在农村工作的干部反复强调说：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农民代表会议，是当前进行农村工作的最好组织形式。他除两次参加长安县的代表会议外，又先后参加了西安市第一、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西安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西安市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将代行市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听取与审查市人民政府的工作报告，决定市政府的施政方针和政策，审查与通过市人民政府的预决算，选举市人民政府的市长、副市长和委员，组成市人民政府委员会等。这就在西北地区开始了建立人民民主国家政权的政治制度，掀起了西北地区民主建政的高潮。
然而，万事开头难。一种新的政治制度的创立，不是一下子就能达到比较完善的程度的。习仲勋在调查研究中，发现许多地方的领导不能正确认识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重要性，虽经过反复督促而陆续召开了会议，但多数仍然准备不足，或人数太少，或代表面太小，或开会做冗长报告，而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不善于运用民主的形式，不善于和各方面人士协商，甚至个别地方仍然把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当做一种形式。一九五。年一月十八日，习仲勋在向毛泽东的综合报告中，专题汇报了西北地区召开各级各界代表会议的情况，特别总结检查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针对这种情况，提出改进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具体建议。他提出：没有召开会议的地方，必须在月内召开；已经开过一次的也要准备开第二次，并在召开第三或第四次代表会议时，宣布代行市、县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各省各界代表会议也要在年内召开。他强调：这种会议，就是要把各民族和各民主阶层的统一战线在组织上确定下来，这样做益处很大，需要抓紧做好。【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在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领导和督促下，西北地区的人民民主建政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至一九五一年底，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省及西安市都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除新疆外，其他都代行省、市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在所属的二百九十七个县（市）级单位中，二百七十四个县（市）级单位召开了一至四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其中五十八个单位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在经过土地改革的陕、甘两省，有二千七百一十四个乡农民代表会议代行了乡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人民参加民主政权工作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宁夏的群众说：“人民政府是真正为人民办事的政府，咱们可得好好地选举好人替咱们办事，不敢马马虎虎不关心！”
习仲勋在西北工作期间，之所以有政绩，群众影响好，同他重视和坚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制度的建立，顺应民心，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也调动了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群众团体和社会各阶层的积极性。“政治觉悟日益提高的各族人民积极参加与行使人民政权的工作，使得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的制度――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普遍地建立起来，因而巩固了人民民主的政权，推动了人民政府的各种工作。”“凡召开了上述会议的地方，都有好的效果，使各级人民政府在人民群众中扎了根，经过这个会议，确实‘上下通气了”’，“各阶层人民的代表对政府工作的检查和对干部作风的检讨，是较为严肃和尖锐的”，“特别是在领导人报告上次会议决议执行情形及勇于正确地接受批评和进行认真的自我批评的时候，对代表们的教育启发作用就大”。正是有了这样的政治制度，西北新生的人民政权才得以巩固和发展。
■任职西北军政委员会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新中国的成立实现了国家前所未有的统一。如何组织和建立廉洁高效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机构，是中共中央考虑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按照地域原则，首先组建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这是基于当时全国不同地区的政治形势，从实际出发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全国各地区的情况存在着很大差别：有老解放区，有新解放区，还有军事行动仍在进行的地区。为便于领导，中央人民政府根据历史和经济联系的现状，将全国划分为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大行政区，其中几个是在原解放区基础上建立的，内部已有一套行之有效而又适应当时形势的行政建制，且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作出了贡献。东北解放最早，已建立了东北人民政府。华北人民政府也建立较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成立时，有关部门就是在华北人民政府相关机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政务院各单位正式办公的同时撤销了华北人民政府，在中央人民政府设立“政务院华北事务部”专门负责联系并指导华北五省及京、津两市的工作。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四大行政区基本是新的解放区，由于战事甫定，形势还未完全稳定，需要建立军政委员会。西北行政区是从原陕甘宁边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北军政委员会也就自然地建立在原陕甘宁边区政府基础之上。
在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就开始考虑并与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等磋商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事宜。这期第十七章当好西北人民的勤务员间，中央做出一个重要的军事部署和人事安排，调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区司令员、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帮龙率部人川，进军西南。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存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彭德怀、张宗逊并告贺龙、习仲勋的电报中指示：贺龙来京一次，不但参加政协，还有和邓小平商量人川任务及带张治中、邓宝珊一道去西北之必要。九月二十六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西北局：“张治中可待十一月我军开始前进时，来兰州参加西北军政委员会的成立会（已与贺谈过，就边区政府基础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毛泽东在这里提到的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会，是指拟于十一月下旬在兰州召开的中共中央西北局扩大会议，这个会议的主要议程是讨论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问题。
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中共中央西北局并彭德怀的电报，就召开中共中央西北局扩大会议进一步指示：“贺（龙）在京事毕，明日或后日动身回西北。他到西安后，请彭（德怀）决定在兰州或酒泉或西安开一次西北局扩大会议，讨论各项问题包括贺龙及十八兵团离开西北进入四川问题，西北军政委员会名单及各省政府名单的最后确定问题等。”
这时，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彭德怀还在甘肃酒泉，紧张运筹进军新疆事宜。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贺龙在北京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正筹划率部人川的军事行动，直到十一月三日才离开北京经临汾回到西安。习仲勋具体负责中共中央西北局扩大会议的筹备和组织领导工作。
十月三十一日，习仲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办公会议，研究中共中央西北局扩大会议的各项筹备事宜。十一月二日，他再次召开会议，初步把会议的时间定在十一月十二日至十五日；参加会议的人员名单由他同贾拓夫、马文瑞等决定；同时通知驻兰州附近的第一野战军各军军长、政委出席会议；初步拟定了会议议程。十一月十日，习仲勋第三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办公会议，经过讨论提出了西北军政委员会组织机构的设置方案，拟设民政、财政、工业、农林、商业、交通、畜牧、水利、银行、司法、公安、劳动、民族事务、教育、文化、卫生等委、部、局、厅和检察分院、法分院，另外成立财经、文教委员会和军分会、司令部等部门。同时，提出军政委员会要配备若干党外人士，各省政府委员中党外人士应占到三分之一。初步决定军政委员会由三十五名委员组成。习仲勋还特别建议，民主人士马悖靖可参加宁夏省政府的工作，马鸿宾可任甘肃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十一月十七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扩大会议在兰州举行。会议由彭德怀主持，议程是：一、由贺龙传达中央有关意见；二、彭德怀作工作报告；三、通过西北军政委员会名单；四、讨论支援解放西南问题。习仲勋在会上作了讲话。
贺龙向会议传达了九月份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会议上的讲话和周恩来在大会上的报告。他着重说明毛泽东亲自领导制定和提出的《共同纲领》及政协委员名单，并传达了中央关于西北军政委员会组成的意见，决定以彭德怀为主席，习仲勋、张治中为副主席，领导西北军政工作。
十八日，彭德怀向大会作工作报告。他首先介绍了进军新疆的情况。他说：部队从陕西咸阳出发到达新疆库车，仅用了四个月时间，这样的进军速度在历史上是空前的。接着，他安排部署了几个方面的工作：一、冬季部队训练。二、群众工作。军队要解决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问题；民族自治，不能说是民族自决；要政教分开，实行贸易自由和信教自由。三、肃清土匪。四、干部学习，主要学习《共同纲领》、有关理论和政策。五、生产准备工作。最后，彭德怀提出一九五年西北地区的工业生产和交通建设计划，强调：“五年至十年之内要特别注意节约，在数年之内不另建房屋。”
十九日，习仲勋担任会议执行主席。上午，他主持讨论通过了西北军政委员会人员组成名单。下午，主持讨论支援西南进军四川的问题。
会议结束时通过了《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会兰州扩大会议决议》，有七项内容：
一、关于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为适应目前新形势的需要，决议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基础上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在西北地区实行军事管制的代表机关，并代行西北人民政府的职权，统一领导西北五省一市的军政工作。委员会应包括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代表人物在内，拟以三十九人组成之，所提名单待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即行成立。其内部组织机构和人事配备另行决定。
二、关于部队冬季整训工作。一野自扶眉战役后，连续前进千余里至数千里，未能很好休整，决定今年冬季整训。以政治整训为主，军事整训为辅，总结战斗经验，确立建设正规国防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永远为人民服务”的坚定思想，普遍深入进行诉苦与反省，展开集体批评与自我批评，进一步提高全军的政治质量。并依驻地具体情况，加紧剿匪，积极参加地方群众工作和做好明年生产准备工作。
三、关于地方工作。在西北有三种地区，在老区（原陕甘宁边区）当前中心是发展生产，恢复战争创伤；半老区（黄龙地区）是发动群众完成土改；在新区，除注意做好城市工作外，须将工作重心放在乡村，发动广大农民群众进行民主改革，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为进一步发展城市工业创造条件。在新区农村民主改革应分剿匪反霸、减租和土改两个步骤，以逐步削弱和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其中须要十分注意掌握政策，在封建势力越强大地区策略的运用越要灵活，在各民族杂居或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须采取更稳妥的步骤。
四、关于民族政策。西北是多民族地区，各民族间存在着复杂关系，必须广泛宣传并坚决执行《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民族平等政策，准备经过长期艰苦工作，在各民族平等的基础上，建立起各民族人民间互助友爱合作的新关系，以利巩固我们的胜利和建设新西北的伟大事业。
五、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统一战线政策是党在领导民主革命中带决定意义的政策，没有统一战线政策就不会取得今天的胜利，不坚持统一战线政策也就不能巩固我们的胜利。党必须联合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以至民族资产阶级，以及自反动阶级阵营分化出来的一切愿与我们合作的人物，哪怕是暂时动摇的同路人。我们必须在各级政府中吸收一定数量的有代表性的党外人士担任职务，作为联合和领导这些阶级的必须条件。目前必须从各方面检讨这一工作中存在的错误和不正确思想，结合学习文件教育干部，学会争取和提高党外人士以及同他们相处合作的艺术，切实展开统一战线工作。
六、关于财经建设工作。经济建设即将成为全党的中心工作，但西北由于经济基础比较落后，周密的计划经济须要逐步地去做。一九五年除由国家投资，大力发展玉门油矿和修通天水至兰州段铁路外，西北地方生产事业，仍应以农业为主，增产粮食和工业原料。公私工矿业以恢复为主，有些部门（如纺织）应力求改进与发展，畜牧业要引起重视。具体计划由西北局财委会详加研究，提出通盘计划纲要，呈请中央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批准后实行。
七、关于干部教育。由于新干部成分大大增加，党的领导责任更加重大，必须将干部教育提到最重要位置，由西北局和前委制定一九五。年干部教育计划。其中一般干部着重政策学习，高级干部须认真学习理论，有些干部须进行文化学习。学习必须联系实际。同实际结合，着重克服无组织无纪律现象，提高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只要我们抓住这个环节，我们就会永远的胜利前进。二十二日下午，习仲勋同彭德怀、贺龙前往兰州机场，迎接由北京飞抵兰州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民党爱国将领张治中和著名民主人士邢肇棠。他们是根据毛泽东指示来参加“建设新的人民的大西北”的。二十三日晚，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兰州西北大厦为他们举办欢迎晚会。
为了统一军政领导，适应大规模军事行动业已基本结束的形势，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野战军前委于十一月二十四日致电请示中央军委：兰州西北局扩大会议决议第一野战军与西北军区合并，以彭德怀兼军区司令员，习仲勋为军区政委，张宗逊兼军区副司令员，甘泗淇为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三十日，中央军委复电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一野前委，同意中共中央西北局扩大会议的决议，第一野战军与西北军区合并，彭德怀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委。
中共中央西北局兰州扩大会议，全面分析了面临的形势，提出了工作任务，对于做好西北地区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习仲勋十分重视并花费了很大精力抓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十二月十六日，习仲勋主持召开陕甘宁边区及西安市机关党员干部大会，传达中共中央西北局扩大会议精神。十七日和二十三日，他又分别出席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的关中各地委书记会议和陕西新解放区地委书记会议。在这几个会议的讲话中，他对西北的政权组织、部队整训、地方工作、民族政策、统一战线、经济建设、干部作风和干部教育等问题作了全面阐述，把党的政策与当前实际工作紧密联系起来，教育引导各级十部更好地掌握政策，稳步推进各项建设。根据新解放区的实际情况，他要求加强新老干部间的团结和学习，提出对新干部要进行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经验的基本教育，选定几本书，熟读精研，要作为思想武器，系统地批判旧思想，确立革命人生观。
经过一个时期的工作，西北各省人民政府相继成立。一九五。年一月十日，陕西省人民政府成立大会在西安群众堂举行。马明方任陕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张邦英、韩兆鹗任副主席。习仲勋到会祝贺并发表讲话指出：今天陕西省人民政府宣告成立，这对统一领导陕西人民加速医治战争创伤和恢复生产等工作有重大意义。现在我们最感重要的，就是在全西北、在各省、在各个地方加强并巩固人民的革命大团结。西北的事情，是包括占全区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各民族、各阶层、各党派的公事，不是任何一民族、一阶级、一党派的私事，只有团结大家的力量，才能办好。所以我们共产党把与党外人士民主合作的统一战线定为党的基本政策，而且这个合作的原则是坚定不移的，永远不变的。陕西省人民政府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性的联合政府，它包括了各阶层各党派的代表人物。习仲勋满。际信心地说：“我们大家都站在为人民办事的立场上，抱一样的态度，团结起来，共同努力，我们的事情就一定会办好。”
一九五年一月十九日，西北军政委员会在西安成立，这 是西北区各省市高一级的地方军政领导机关，并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领导地方政府工作的代表机关”。当日举行主席、副主席就职典礼。彭德怀主席，习仲勋、张治中副主席分别讲话。习仲勋在讲话中明确阐释了新生政权的施政理念，表状了当好人民忠实勤务员的决心。他说：“西北解放战争已经结束，我们就要进入一个和平建设的新时期。西北有三百三十九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有汉、回、维、藏、蒙等十余个兄弟民族二千三百五十万人口，有广大的农、牧业和一定的工矿业基础，有丰富的地下蕴藏，这些都是建设新西北的极好条件。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很多的，困难也很大，但依靠我们各族、各界人民的大团结，依靠我们正确地执行各项政策，依靠我们艰苦奋斗，我们就完全能够克服当前的各种困难，有步骤地进人经济建设高潮和文化建设高潮。建设一个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新西北。”
习仲勋诚恳地说：
我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是一个普通的为人民办事的勤务员，这次蒙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本会副主席职务，深感责任重大。当一本过去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全党同志一起，和各民族、各界党外人士一起，彼此共策共勉，当好西北人民的忠诚勤务员。在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本会彭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和张副主席以及全体委员共同努力，我们深信建设新的大西北的光荣事业是一定会成功的。
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的同时，在陕、甘、宁三省局部地区执政十四年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即行撤销。
一月十九日至二十七日，西北军政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主题是“本共同纲领原则，依据西北地区实际情况，提出西北地区目前工作任务”。彭德怀作了《关于目前西北地区的工作任务》的报告，习仲勋作了《关于协商军政委员会各委、部、局、厅组织机构和人事配备的意见》的报告，贾拓夫作了《关于西北地区一九五年财政收支概算草案的结果》的报告。
会议按地区分五个小组对三个报告进行讨论，通过了西北新区农村减租、清理旧债等暂行办法，各省和西安市人民政府报告了工作。这是人民民主联合政权在西北地区的具体体现，代表和反映了各民族、各地区、各阶层的意愿。“会议的民主精神表现很好，在讨论问题时，各委员及列席代表均表现认真负责诚恳率直的态度，大体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期望，正如委员中有些老先生所说：‘会议中人人说话，对的意见都采纳，不对的反复研讨解释清楚后取消，这才是民主的真精神”’。“各不同民族委员间充分表现了互相尊重与团结友爱精神，凡涉及少数民族的问题，特别重视各少数民族委员的意见，大会不轻易付表决”。凡有不同意见，经分组、大会反复研究协商，让全体少数民族委员一致同意后才作决定。
习仲勋主持二十六日的大会讨论。委员们和列席代表在讨论习仲勋关于西北军政委员会机构设置的报告时，集中讨论了“行政人员是否兼职监察委员”的问题。这个问题，当时法律上没有规定，但有些省的许多监委是由行政首长兼任的，军政委员会下设的人民监察委员会中也存在这种情况。对此，委员有不同意见。宁夏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民主人士邢肇棠发言说：行政首长兼任监委，有检查工作之便，没有坏处。今天的行政与监察是统一的，严格划分似无必要，但也不能太多。有的委员认为，监委不宜由行政人员兼任，监委的工作一方面要对行政积极从事帮助，一方面还要在“消极”上纠举弹劾，监委要专业化。习仲勋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认为：．“行政人员还是尽可能的不加人监委会好，他们加人监委不能专心把工作做好；同时行政与监察明确划分开来，在群众中会起好的作用。所以，我意根据中央监委情形，少数行政人员加人也不要紧，但以非行政人员做这项工作较宜。同时还要看我们提出的这些监委人选是否适当。”习仲勋的意见得到了委员们的赞许，大家发言讨论更加积极，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使监委会制度更加完善。
会议于二十七日一致通过了彭德怀、习仲勋和贾拓夫的报告，针对西北地区的实际情况“明确的规定了各种不同地区的工作方针及工作中心和步骤，指出了今后在一定时期内经济建设应以农牧业为主，确定了一九五。年农业生产的具体任务及恢复与发展工业、交通事业的方向和重点，特别指出春荒的严重性，必须大力组织生产救灾，做到不饿死一个人”。由此，西北地区恢复经济和开发建设以及社会改革各项工作全面铺开。
这次会议卓有成效。正如张治中副主席在闭幕词中所指出：“这次会议是一个胜利的、圆满的、成功的会议；这是由于西北五省人民对于这次会议殷切的期望和鼓励，彭主席的民主作风和民主领导，习副主席主持会议筹备工作的慎重周到，各位委员的态度谦虚和论事客观等主要因素所达成的伟大胜利。”
像这样发扬民主、富有成效的高层次会议，在习仲勋实际主持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期间先后举行过六次。一九五一年春，在第三次军政委员会闭幕会议上，习仲勋兴奋地说：“这次会议上，我们深深感到，没有一个人不在进步，并且进步很大、很快，不论老年人青年人都在进步，很多党外人士的进步，并不比共产党人差。如果过去有些党外人士还有某些做客态度，那么现在很多人都挑起担子来了。我们有了共产党员与非党人士的巩固团结，做好一切工作就有了保证。”他在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说：
军政委员会会议一年开三次到四次太多，一次又太少，像西北每年召开两次较为合适。每次会议都应当邀请各民族、各界、各民主党派人士列席，人数可以相当委员数的两倍到三倍，这样好处很多。经过这种民族民主的统一战线会议形式，使各方面的人体验到真心参与政事，并从此得到教育，和我党联系密切了，也就起扩大党的影响，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效果。各族、各界人士，凡参加过会议的都有进步。【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充分肯定了习仲勋的意见，称赞他送来的报告“很好”，其中所提几个问题的方针都是对的。此时，习仲勋已代理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那还是在一九五。年三月，彭德怀要去北京开会时，他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会上对自己去北京后的工作安排提出意见：“我去北京后，政府职务由习（仲勋）代，对内对外，出命令也叫代主席。”彭德怀放心地把西北党政军工作的领导重任交给习仲勋，表明彭德怀和习仲勋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相互信任，紧密团结，革命情谊是极其深厚的。此后，凡彭德怀离开西北期间，都由习仲勋以西北军政委员会代主席身份履行职责。一九五O年十月以后，彭德怀离开西北指挥抗美援朝战争，西北党政军领导工作的重担就完全落在了习仲勋肩上。
■痛悼杨虎城
就在习仲勋紧张地为西北军政委员会的成立操劳忙碌之际，一个特大噩耗由西南重镇重庆传到西安，使他十分震惊和悲痛。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的一天，杨虎城之子杨拯民同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席、杨虎城将军的部下赵寿山神情凝重地来到习仲勋的办公室，把两封来自重庆的电报递到习仲勋手中。其中一封是高桂滋等陕西驻渝同乡会人员发来的，一封是原国民党第四集团军（前身为杨虎城领导的第十七路军）驻渝办事处人员发来的。两封电报说的是同一件事，即在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实施大屠杀，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及其眷属、秘书、副官等数人惨遭杀害，要求陕西派人赴渝主持丧事。习仲勋看完电报，心情沉重，悲愤交集。他青年时就十分敬仰杨虎城，特别是杨虎城同张学良一道，为国家和民族利益发动西安事变，兵谏蒋介石，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实现了全民族抗战。对这位有功于国家和民族的同乡，他一直都惦念着，期盼着杨虎城挣脱蒋介石的长期囚禁，重获自由，现在等来的却是噩耗，悲伤之情是可想而知的。他安慰杨拯民说，杨将军遇难，这不仅仅是你家中的不幸，也是国家的大事，需要报告中央作出安排。他吩咐秘书陈煦立即给中央发电报请示，同时对陕西方面丧事活动作出安排，即派杨拯民赴重庆接杨虎城灵柩；由于从重庆回陕西必须路经武汉，他又亲笔写信给中共中央中南局和中共中央西南局负责人，介绍杨拯民的情况，请求给予支持；决定由赵寿山负责西安方面的工作，立即筹组治丧委员会，安排办理丧事。杨拯民回忆：“这两件事是在一个小时内办妥的，而且都是他亲自动手，草拟的电稿还和我们再三商酌。当晚中央即回电并电告中南局和西南局，使我感到仲勋同志办事效率非常高。”
周恩来接到习仲勋的电报后，很快从北京打来电话，对杨虎城的治丧活动提出具体要求。他特别指示由杨拯民立即赶赴重庆接灵回陕，并请习仲勋转告杨拯民：“这不是私事，是党交给的任务。要通过办理杨虎城将军的丧事，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并说他已关照沿途各地有关领导，要求对杨将军移灵事宜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
杨虎城在重庆惨遭杀害的消息迅速传到全国各地，陕西各界人士和人民群众纷纷以不同形式开展悼念活动。十二月二十四日，杨虎城治丧委员会暨西安各界举行公祭大会，习仲勋担任主祭，杨明轩等十五人陪祭，赵寿山、杨明轩及杨虎城胞弟杨茂山等先后致词哀悼。
一九五年一月三十日，杨虎城的灵柩到达西安火车站。习仲勋与刚开完西北军政委员会会议的彭德怀、张治中等及各界代表二百余人一起参加迎灵仪式。习仲勋主祭，杨明轩致悼词。之后，杨虎城的灵柩在新城广场停放七日，各界人士纷纷前来公祭。
二月四日，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军政委员会和西安各界四万余人，在新城广场隆重举行杨虎城追悼大会。习仲勋、张治中、张宗逊、赵寿山、邓宝珊、张凤翔、邢肇棠和杨子廉及杨虎城生前好友等参加祭悼。习仲勋主持追悼仪式，赵寿山介绍杨虎城、宋绮云诸烈士的生平及遇难经过，烈士亲属代表杨拯民致词，彭德怀送了挽联。习仲勋致悼词说：杨虎城与张学良一起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在西安对蒋介石实行兵谏，是有重大意义的。此举，加速了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加速了全面的抗战，在中华民族解放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他说：现在的两北已经不同于往昔了，西北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赢得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压迫人民的黑暗统治一去不复返了。西北各族各界人民，要紧密地团结起来，加紧建设新西北，以此来追念杨虎城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