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在抗战胜利前夕
●革命伴侣“两地书”
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八日，一个普通的周末，春风送爽，和煦的阳光给陕北大地披上了层层金辉。这一天，从绥德地委驻地的九贞观传出阵阵欢声笑语。古老的院落洋溢着青春和欢乐的气氛。
习仲勋像往常一样早早起床，特意换上一套整洁的服装，显得容光焕发，神采奕奕。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在人生经历中喜庆的日子，他与在绥德师范担任校党总支委员的调干生齐心的婚礼，今天在这里举行。
齐心，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出生在河北省高阳县一个爱国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齐厚之，就读于蔡元培任校长兼文学院院长的北京大学文学院法律系。毕业后，先在北平当中学语文教员，又在孙岳将军部任军法处长，后历任河北省大成县、阜平县县长，山西省政府科长，黎城、长治县县长及国民党高级将领傅作义部参议。他为人极富正义感，北平和平解放时追随傅作义将军起义，任西北高等法院研究室研究员。随后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齐心的母亲邓耀珍是一位思想开明的女性。抗战初期，当三个孩子参加革命后，于一九四年从北平沦陷区来到晋东南抗日根据地，被传誉为骑着毛驴上太行的革命老妈妈。齐心从小受父母爱国思想和优良品德的熏陶，然而，对她人生选择影响更大并称得上革命引路人的是她的姐姐齐云。齐云早在抗战前在北平师范大学附中上高中时，就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为师大附中中共地下组织的党员发展对象，并担任学生会主席。她生性活泼，口里总是咏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开路先锋》、《毕业歌》等抗日救亡歌曲。这些激荡着爱国热情的旋律，在齐心稚嫩的心灵中时常泛起革命的浪花和对未来的遐想。
在七七事变前，齐心考入北平市立第一女子中学。当她看到榜上自己被录取的名字而正在高兴时，便听到卢沟桥事变的隆隆炮声。此后她耳闻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大刀队英勇杀敌的事迹，并目睹了北平市民在南长街口堆满沙袋，准备巷战的情景。七月二十八日，北平沦陷。日寇的铁蹄践踏了北平城。齐心亲眼看到日寇的坦克在街头开过，骄狂的日寇士兵胸绕花环，骑着洋马，流露出侵略者的狰狞。齐心看在眼中，恨在心头，暗暗发誓：立志抗日救国，坚决不当亡国奴。八月，齐心随姐姐齐云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编入第十二批平津流亡学生疏散队伍撤离北平，经天津、烟台、青岛、济南，到了太原平民中学读书。后被赋闲在晋东南的父亲接回阳城县家中。在阳城居住时，八路军已在该县建立了抗日政权，她和姐姐与抗日政权的同志经常联系。在此期间，齐心阅读了《毛泽东印象记》、《二万五千里长征》等革命书籍，参加革命队伍的愿望更加迫切。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八日，十五岁的齐心在晋东南抗日根据地从事抗日工作的姐姐齐云的带领下，到山西屯留县岗上村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女生队学习，成为一位八路军女战士。同年七月，参加了反击日寇“大扫荡”战斗，虽然她还不到入党的年龄，但因为在反“扫荡”中担任队部通信员，表现勇敢，经上级党委特别批准，‘于八月十四日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候补党员。当年冬，她从抗大五期毕业，分配到长治县干校妇干队任指导员、队长，日寇“扫荡”时编入县政府战地工作团，经历了西火镇、荫城突围的考验，翌年春调回抗大。先后在抗大一分校留守处、抗大总校总务处、卫生处任文书，在参加一九四年秋季的反“扫荡”中提前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一九四年冬，抗大总校决定齐心等四位女同志赴延安学习，被编入以八路军前方总部政治部副主任陆定一为政委、一二九师旅长尹先炳为司令员的赴延安队伍。这支队伍主要是派赴延安军政学院学习的一一五师、一二九师团以上干部及到日本工农学校学习的日军战俘，其余是八路军前方总部及北方局抽调的干部。他们在作战部队的掩护下，历经四十余日艰苦行军，通过同蒲路、汾河和白普公路封锁线，经过游击区和日寇正在“扫荡”的晋绥抗日根据地，进入陕甘宁地区，到达延安。
一九四一年二月，齐心进入中央党校学习。同年秋，作为中央党校陇东征粮工作总团团员，分配到陇东曲子县征粮，后参加合水县征粮扫尾工作。一九四二年返回延安，进入延安大学中学部学习，先后任班学生会主席、党支部书记。一九四三年四月初，中共中央西北局从延大中学部抽调一批骨干力量派赴绥德师范、米脂中学，以学生身份做学生工作。齐心是选调生之一，并担任选调学生党支部书记和主要带队人。齐心到绥德师范后，被分配在秋三四级学习并担任该班党支部书记，后调整到三二级毕业班任党总支委员。
为了中华民族解放和复兴，为了中国人民的幸福和自由，千千万万的热血青年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了延安。正是革命斗争的需要，才使在大革命时期就参加革命，并作为创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主要领导人之一的习仲勋和在太行山抗日烽火中参军入党的革命青年齐心有缘相识、相爱，继而心心相印，结为革命伴侣。
富有情趣的是，齐心最初知道习仲勋，还是由墙上标语“牵线搭桥”的。
齐心到达绥德的时间比习仲勋晚一个多月。她刚到绥德去地委转党组织关系时，便看见九贞观墙上“欢迎习仲勋同志来绥德地委主持工作”的标语还未褪色，从这时起习仲勋的名字便留在了她的记忆里。当时陕甘宁边区正在开展防奸运动。不久，绥德师范接连发生了“贴黑头帖子”（即匿名恐吓信）和“打石头”（教员杨典被石头打伤）案件。这两件事引起了地委的重视，遂决定以绥师为重点，开展防奸整风审干运动，并派地委宣传部长李华生到绥师蹲点，调原绥德县委书记宋养初到绥师任党总支书记。习仲勋也来校亲自作动员报告，宣讲党的正确方针政策。一次在习仲勋作报告时，恰好齐心担任会议记录。因为座位离得很近，习仲勋看到齐心记录认真，字也写得好。此时，齐心年方十九岁，举止文雅，给习仲勋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也正是在这次报告会上，齐心第一次见到了地委书记习仲勋。一个星期天，习仲勋在绥师党总支委员、级任老师杨滨处交谈完工作后，从山坡上走下来时，与齐心迎面相遇。齐心向习仲勋行了一个军礼。习仲勋微笑地点头而过。当时谁也没有想到，匆匆的相遇，却成了他们感情萌动的开始。
由于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在延安将正常的整风审干变成了“抢救失足者”运动，致使绥德师范运动偏离了正确方向，在学生中一时出现了“假坦白”现象，形成草木皆兵和人人自危的混乱局面。在数百名十几岁的学生中也搞起了“抢救运动”，不让学生回家，学生家长很有意见，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影响。对此，习仲勋极为重视，亲自过问案件的审理，找学生党员代表谈话了解情况，深入调查研究。有时绥师开大会，习仲勋也亲临指导。齐心作为学生代表担任大会主席团成员出席会议。在接触中，习仲勋对这位积极向上、工作干练的青年有了较多了解。齐心也从校领导和杨滨老师的谈话中，逐渐知道了习仲勋的革命经历，了解到他是一位在干部群众中享有威望，深受党中央、毛主席和西北局领导器重的年轻领导干部。一次，习仲勋在自己办公的窑洞里约绥师几位学生党员代表谈话。当齐心汇报了绥师的混乱局面时，习仲勋提醒说，你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如果照这样下去，连自己也会被怀疑。你们要实事求是地做学生思想工作，协助党组织扭转混乱局面。齐心仔细听着习仲勋深入浅出、言简意赅的谈话，困惑苦闷的心情顿时豁然开朗。她眼望窑洞墙上挂的毛主席为之题写的“党的利益在第一位”八个大字，对习仲勋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习仲勋亲自领导绥师防奸运动，经过半年时间的调查研究和实践检验，他毅然宣布“所有加在师生头上的不实之词一律撤销，予以平反”。一九四四年初，西北局从延安调来一位名叫布鲁的同志担任绥德分区保安处副处长，他是习仲勋在关中分区任书记时就熟悉的老同志，被称为“红色福尔摩斯”。习仲勋决定派布鲁调查核实发生在绥师的“黑头帖子”和“打石头”问题。布鲁经过一个月调查了解，很快弄清两起事件都是学校教师杨典在特定的政治气候下自己搞的假案，从而澄清了事实，消除了不良影响，使绥德师范教学秩序转入正常。
齐心曾回忆说，绥德分区是一九四年才解放的新区，因长期受国民党反动军阀何绍南的统治，留下了不少反共遗毒。抗战初期，绥德师范又受党内机会主义错误的干扰，学生中对国共两党认识不清，反动宣传造成的影响也未完全消除，经过整风审干运动才彻底肃清了反动流毒，排除了右的和“左”的干扰，贯彻了边区政府的教育方针，学生树立了良好的学习风气，使绥师成为陕甘宁边区培养干部的学校。有过这段经历的绥师同学，都会自然地回忆起整风前后绥师发生的根本变化，以及习仲勋和绥德地委采取有力措施纠正编差，领导运动健康发展的历史。
齐心也正是在一场亲耳所闻、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运动实践中，一步步地走近了习仲勋。
为了安定民心，习仲勋和地委决定让绥师党组织把分散在各县的学生家长请到学校来，同自己的孩子一起住几天，让他们亲眼看到学生们正常地生活和学习，从而相信党的政策是正确的。
习仲勋认真总结了绥师运动的经验，并积极稳妥地指导了全区的整风审干工作。当时，地委只办了一个干部整风学习班，习仲勋在干部大会上作动员报告时，提出大家要正确对待审查，不要说假话，否则就会起到特务所起不到的破坏作用。在讨论一位受家族问题株连而被怀疑的干部时，他说，她的家里人出了汉奸，她革命有什么不好呢？
习仲勋数十年前说过的许多话，齐心谈起来时还感到犹如警钟在耳，时常回响。她回忆说：习仲勋常讲，什么是共产党员的党性？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习仲勋在坚持实事求是的党性原则下，保护了大批外来的知识分子干部。在整风班，复查平反了“假坦白”的人，只短期挂了一位干部，不久也被党中央平反。我亲身参加过地委召开的扩大积极分子会议，听了习仲勋给西北局发电报要求制止逼供信错误等正确建议的传达，更令我对他崇敬不已。
这时，习仲勋和齐心在工作中，互相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们之间的感情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齐心回忆这一经历时说，我和仲勋的恋爱，主要是通过书信表达的。早在绥师开展防奸运动不久，我就收到了他写的信。他开始谈的都是工作，后来的信中谈到他是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最年轻的一个，来信还谈到今后他可能去延安学习等等。一开始我觉得很神秘，也很有吸引力，因为从未有人这样信任和关注我。我感到很荣幸，但也隐隐约约感到我们之间的感情已超出一般同志关系。于是我就回了一封信，问他说：“你为什么老给我写信？”没想到他竟复信说：“一件大事来到了，我一定解决好。”此时，我明白了他的意思，知道这是让我考虑我们的婚姻问题了……他这种真情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
习仲勋为了进一步了解齐心，还特地要齐心写了一份自传给他。齐心说自己正如姐姐齐云送她到抗大介绍时所说“我妹妹是一张白纸，染成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所以自传写得十分简单。这时，得知此事的抗大总校副校长兼教育长何长工也写信给习仲勋介绍了齐心本人及家庭情况，信中特别提到：“她是到延安才长大的，我认识她的姐姐，见过她的父亲……”
这年冬天，在绥师蹲点的地委宣传部长李华生和校党总支书记宋养初作为介绍人，积极撮合他们的婚姻大事。习仲勋选择终身伴侣竟像选配干部、处理工作一样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他特别看重齐心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场上受过锻炼这一经历。当他看到齐心自传中写有自己为了早日参加革命队伍，曾两次从家中偷偷跑出，又被父亲追了回去时，不由得笑了，说，我年轻时也和你一样。
经过近一年的接触和了解，习仲勋和齐心虽然处于不同的工作岗位，但两颗爱慕的心在一步一步地靠近，感情在一步一步地加深，后经西北局批准，终于结成伴侣。
这天上午，在绥德的党政军的大多数领导同志都莅临习仲勋、齐心婚礼，向他们表示祝贺。抗大总校副校长何长工、政治委员李井泉、绥德警备司令兼独一旅旅长王尚荣、政治部主任杨琪良、绥德专员袁任远、地委副书记白治民等热情为两位新人祝福！在大家的祝贺和谈笑声中，几位领导和习仲勋、齐心同桌用餐，便算完成了一个朴素而又庄重的婚礼。
婚后，习仲勋平静地对妻子说：“从此以后，我们就休戚相关了，但是，我们不能陷在小圈子里。”革命夫妻的心是相通的，齐心对丈夫的这一番衷言深有同感。
是年夏，齐心从绥师毕业，即去了农村做基层工作，由此开始了他们很长时间离多聚少的家庭生活。不多的鸿雁传书连接他们的感情。齐心先是在绥德地委和县委确定的重点乡――沙滩坪区第一乡当乡政府文书，后来又在义合区担任区委副书记、延安北关区委副书记。她经常以一个乡或村为单位进行重点调研，总结经验给报社投稿，成为《群众日报》的特约通讯员。
习仲勋经常写信鼓励齐心安心基层，联系群众，做好工作。他在信中叮嘱，农村是一个大学校，那里有学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他还以自己过去开辟陕甘苏区时一村一村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的切身体会，指导妻子重视实践和基层经验，如果能做好一个乡的工作，就能做好一个区的工作。信中嘱咐要尊重乡村领导，并举例说在苏维埃时期，边区政府给群众东西，向群众要东西，都要经过乡村政权同意和执行。
齐心回忆这段往事时说，婚后，我除了在延安中央党校六部短时间学习外，就在农村做基层工作，直到全国解放后，才被调到西北局政策研究室任研究员。回想起来，一生中有两段经历使我受益匪浅。一是在前方抗日根据地两年，经受了战火的考验，抗大熔炉艰苦的战斗生活培养了我革命乐观主义的情操，坚定了革命斗争意志，树立了共产主义人生观；二是在陕甘宁边区农村做基层工作八年，在劳动人民的哺育下，和他们建立了深厚感情。特别是在轰轰烈烈的土改等群众工作实践中经受风雨，锻炼成长，使我终身难忘。那时，虽说我们经常相距几百里之遥，但我们的感情却日益深厚。一位战友看了仲勋给我的信后笑着说：“这哪里是普通的家信呢？完全是革命的两地书啊！”
转眼间半个多世纪过去，一九九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在南方休息的习仲勋给北京家中的齐心打长途电话，问道：“我们结婚多少年啦？”齐心回答说：“五十五年了！”习仲勋又说：“我祝你健康长寿，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齐心激动地说：“我对你照顾得很不够呀！”习仲勋一听急了，说：“怎么能这么说呢？你对党、对人民忠诚，一生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也为我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些事是很重要的。”“我们的这次通话你要把它记录下来，告诉孩子们，让他们明白事理。”电话两端的老人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之中……
●出席七大前后
进入一九四五年，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继续展开局部反攻，华北和华中各大城市都处在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包围之中。我党已拥有一百二十万党员，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到九十一万人，民兵有二百二十万人，十九块抗日根据地的人口已接近一亿。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在欧洲战场上，苏联红军于五月八日攻克柏林，德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在太平洋战场上，盟军乘胜向日本本土进逼。此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处于胜利的前夜，中国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日子也指日可待。
在这一决定中国命运的历史时刻，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习仲勋作为七大正式代表出席了会议。
为了召开七大，党中央做了长期而充分的准备。这次大会距党的六大已过去十七年之久，是历史跨度最长的一次大会。早在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就提出过要召开七大的问题。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曾作出召开七大的决定，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二十五人准备委员会。一九三八年六届六中全会再次作出要“努力从政治上、组织上、技术上进行准备”召开七大的决议，各根据地即选举了出席大会的代表。此后即有代表从各地启程赴延安准备参加七大。陕甘宁边区七大代表和候补代表是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中旬在安塞县徐家沟召开的边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的。习仲勋当选七大代表时，还在关中分委担任书记。
在七大召开之前，习仲勋和绥德副专员杨和亭带全地区劳动英雄和模范代表，即从绥德到了延安，出席了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会议。会议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至次年一月十四日共开了二十四天。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的重要报告。朱德讲话说，几年来，我们靠着“血和汗”坚持抗战，建设边区，获得了举世称赞。我们要提倡节约，建立长远的革命家业，积蓄力量，完成抗战大业。
会议期间，习仲勋得到通知，毛泽东在百忙之中挤出时间要同出席会议的地委书记和专员们谈话。
冬日延安气温较低，山风顺着川道呼啸而过，顿使人感到阵阵彻骨的寒意。但是坐落于城西北十多里的枣园，在阳光照耀下，却是春意盎然。毛泽东的住所在园内东北面山坡上的一排五孔窑洞内。山坡下有一条被群众称为“幸福渠”的小溪缓缓流过，这里有着一种陕北地方特有的古朴和幽静。一天早饭后，习仲勋和杨和亭顺着去三边方向的道路快步来到了枣园。毛泽东在自己的窑洞门前同大家一一握手，同时参加接见的还有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谈话在无拘无束的气氛中开始。毛泽东没有让大家一一作汇报，而是以提出问题，请同志们共同思考和回答的特有方式开始了座谈。毛泽东说：你们都是来自地方工作的同志，你们的工作哪些群众赞成？哪些不赞成？
习仲勋听了毛泽东的问话，觉得已准备好的汇报内容用不上了，便根据自己在整风、大生产运动中的切身体会作了回答。其他同志也你一条我一条说了起来，既讲了真话，又显得轻松活泼不落俗套。毛泽东仔细听了大家发言后概括说：群众表示赞成的，恐怕有那么十多条，比如干部经过整风，作风民主了；搞了大生产运动，减轻了群众负担，没有要饭的了；禁止抽大烟，禁止赌博，改造二流子，社会风气好了；婚姻自主，废除了买卖婚姻；消灭了土匪，群众能安居乐业等。不满意的是，个别干部深入群众差，工作方法简单片面；有些问题群众还未接受，宣传搞得不那么好；有的地方还有懒汉，要求改造二流子。毛泽东讲到这里话锋一转，又启发道：群众不满意，说明我们的工作没做到家，如果按政策办，给群众交代清楚，这些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习仲勋深为党的领袖在运筹帷幄之中对农村实际有如此全面准确的了解和精辟的见解而感动。特别是毛泽东对地方同志工作中出现的缺点错误，没有简单地责备和批评，而是在和风细雨的循循引导中总结得失教训，教给解决问题的方法，使习仲勋面对面地接受了一次现实而生动的群众路线和政策观念的教育。
习仲勋和杨和亭等根据工作实际，谈了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在大生产运动和各项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时，毛泽东插话说：第一条是带头作用，第二条是骨干作用，第三条是桥梁作用。毛泽东还就“三三制”政权建设和搞好统一战线工作问题，提醒大家说：在我们党的周围，党外人士总是多数，党员人数总是少数。因此，很多工作要靠党外人士去做，不能光靠党员包办。搞“清一色”倒容易，但“清一色”不容易成功啊！毛泽东重点讲了生产建设，他说：我们搞经济建设，我们的想法和做法，要适合于目前我们所处的环境，这就是个体经济的被分割的游击战争的环境。因此，我们的主张是，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大家动手，丰衣足食的方针。为了减轻农民负担，要坚持战斗，对付荒年。一切部队和机关都要参加生产。
讲者风趣幽默，侃侃而谈。听者聚精会神，饶有兴趣。不知不觉到了中午。毛泽东热情招呼大家，今天就不走了，一起在这里用餐。习仲勋及参加座谈的同志和毛泽东共同吃了一顿红烧肉加大米饭。下午又接着座谈了教育、文化、扫盲等方方面面的工作，一直到了掌灯时分，他们才离开枣园。
枣园一天，在习仲勋的脑海中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他感到，日理万机的毛泽东能用一整天的时间和大家座谈讨论，并以他渊博的理论知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独特的语言方式，指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方向，启迪深刻，受益匪浅。
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会议开过不久，中共七大召开的日子临近了。习仲勋作为陕甘宁边区代表团的正式代表到延安出席会议。
陕甘宁边区因为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所以代表团在出席七大的八个代表团中，人数最多，共一百四十三人，下分好几个小组。代表团团长由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担任，副团长是林伯渠、贺龙。习仲勋和其他代表安排在西北局院内住宿。西北局在城南的杜甫川口，离大会会址杨家岭较远，西北局机关的同志便在一辆卡车上装了一个篷子，在上面摆放几条木板凳，代表们参加大会时就乘这辆改装的“吉普”车往返。
四月二十三日，明媚的春光照耀下的延安城周围山山岭岭泛起了翠绿，清澈见底的延河水欢快地哗哗流过，这里充溢祥和喜庆的节日气氛。这一天，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即将在这里隆重举行。也许是历史的巧合，七大召开的前一天，苏联红军攻入德国柏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胜利，对于正在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极大的鼓舞。【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习仲勋随陕甘宁边区代表团早早到了杨家岭。进入眼帘的是：为召开七大专门修建的中央大礼堂格外庄严肃穆，会场内主席台正中竖立着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巨幅画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画像分别悬挂两侧；主席台上方红底白字的横幅上写着“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会场后面的墙壁上挂着毛泽东“同心同德”的题词。周围的墙壁上还设置了不少象征胜利的V形木盒，盒内插着小红旗，于庄重、简朴中显现出大会团结胜利的政治基调。眼前的情景使习仲勋思绪翻飞，浮想联翩。十七年前，当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之时，自己因为组织参加学潮而被国民党陕西当局关押狱中，也就是在此间经受了组织考验，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那时革命形势因大革命失败而处于低潮，白色恐怖笼罩着大地。经过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十多年的历史征程，中国共产党已由那时十三万党员发展为一百二十多万党员，成为领导有近一亿人口的十九块革命根据地、肩负着民族希望的政党；自己也由一个刚入党不久的党员成长为党代表大会代表。由此看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军民必将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完成民族解放的大业。
下午，习仲勋和五百四十七名正式代表、二百零八名候补代表聚集在中央大礼堂内，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大会开幕。习仲勋的注意力被毛泽东洪亮有力、言简意赅的开幕词所吸引。毛泽东讲道：“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他把这重大的命题提到大会代表面前，又坚定不移地作了回答。他说：“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第二天，毛泽东向大会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随后大会还听取了朱德的《论解放区战场》、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论统一战线》的报告。还有一些中央和地方的同志作了大会发言。
习仲勋积极参加了在西北局住地进行的小组讨论。他对几个主要报告特别是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多次发言，谈自己的认识和体会。他认为，大会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毛泽东不仅提出了新民主主义中国的一般纲领、具体纲领和政策，还提出了工业问题、农民问题等，从而在重大转折时期为中国革命指明了航程。
六月九日、十日两天，大会选出了四十四名正式中央委员和三十三名候补中央委员。习仲勋当选为七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十一日，历时五十天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十九日下午，习仲勋出席在杨家岭举行的七届一中全会，投票选举了十三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五名中央书记处书记。
七大刚刚落幕，习仲勋又参加了西北党的历史座谈会。这次会议是在朱德、任弼时、陈云的指导下召开的，从六月二十六日至八月二日共开了三十八天。七月十一日，习仲勋在座谈会上发言。他的发言在较为系统地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的斗争历史后，更侧重于总结不同历史时期党组织活动的经验教训，以利于指导当前和今后的革命斗争。
习仲勋在发言中首先讲道：历史最贵真实，知道的不完全不要紧，不知道也不要紧，最有害的是曲解和捏造历史。党史是人民反抗统治阶级的历史，如果丢开党和人民来谈历史，那就失掉了历史的真实。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不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如果只强调个人的作用，夸耀个人的功绩，这是不合乎真理，或是不完全合乎真理的。
他接着回顾历史说：“在大革命时期，陕西的党和革命运动，都有很大发展。后期，由于没有在革命的转折关头做充分的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使得党和革命运动受到很大的损失。在陕西党的另一方面，又有以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为代表，主张党员到农村去，到兵营去，拿起武器进行斗争，历史证明这一路线是正确的。而坐在洋楼上，只指挥学生斗争，空喊斗争，是搞不出什么名堂的，最后都斗到监狱里去了。孤立自己，减弱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和力量。”“大革命之后，革命的星星之火，又逐渐燃遍了整个的陕甘。在一九二八年四月燃起了渭华暴动，同年收麦时又燃起了旬邑暴动。前者以兵暴为主配合农暴，由于当时政治上的盲动，军事上的保守，又不懂得游击战争，而致失败。后者以农暴为主，群众起来烧了衙门，杀了县长，建立苏维埃政权。由于当时在政治上没有及时提出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没有收缴地主武装，武装农民打游击，深入农民斗争，坚持党的领导，反而把没收下的粮食交地主给农民分配，以致当时暴动的领导者许才升同志就被地主以请客名义暗杀了，这次暴动也失败了。虽然这两次暴动都失败了，但对推动陕甘革命运动，是起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启示作用。就是说告诉了西北群众，可以拿起武器反对统治阶级，推翻统治者的政权，建立自己的政权，和广州暴动在全国的意义是一样的。但革命的火焰，并没有被统治阶级所扑灭，而是熊熊燃烧起来，如一九二九年在渭北成立了灾民自救军（实为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一九三一年成立了陕甘游击队――红二十六军前身，一九三二年春的两当兵变，渭北苏区的创建，―九三三年陕甘边新苏区的建立（照金根据地），一九三三年秋…后到一九三五年发展到南梁堡，并有计划地建立一、二、三路根据地，其后南北打通，建立陕甘宁整块的边区。”
他接着详细介绍了两当兵变、渭北苏区的创造和红四团的成立、照金苏区的建立与恢复红二十六军、陕甘边苏区的发展与“左”倾路线的肃反情况。他在发言最后深有感悟地说道：从以上这一连串的历史看来，我有这样一些感想，第一，武装是革命之本，所谓枪杆子万能并不全是错误的，只要枪杆子拿在农民手里，与红军苏区结合起来，那就是“万能”的，我们边区党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武装斗争史。第二，“梢山主义”是创造根据地的马列主义，即使在抗战后，我们也没有什么“平原主义”，还不是在太行山、五台山、大青山建立根据地？第三，真正的领袖是在不脱离群众斗争的同志中产生的，决不会在没有经过斗争锻炼的人身上体现出正确路线。第四，理论与实际结合是革命事业成就的主要因素，盲目与靠书本知识都不能成事。红二十六军的一套，是适合革命需要的，是把实际经验提到理论原则上的。自然，真正的领导是从政治上思想上去领导，不仅仅是组织上的领导。第五，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长期的党内思想问题。“左”倾机会主义是错误的路线，是由不自觉到自觉，由错误到正确，而正确路线也是由不完备走上完全，形成一整套。第六，陕甘边的斗争史，是统一战线的又斗争又联合的历史，当然这种统一战线还是小范围的，还不像中央来以后那样广泛。
当西北党的历史座谈会还在进行之时，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一纸命令，将习仲勋召到了陕甘宁边区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军事磨擦的爷台山前线。
●首战爷台山
爷台山，位于陕甘宁边区淳耀县（今陕西淳化县）东部，乔山山脉的南端，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连绵起伏的青山，层层叠叠的谷岭，茂密的森林和升腾而起的云雾，将爷台山主峰围在其中。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八路军在这里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自卫反击战。习仲勋参与组织指挥了此次战斗。
一九四五年六七月间，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世界法西斯阵线已全面崩溃，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入最后反攻阶段，日本侵略军已到覆灭境地。国民党军队为了独吞人民抗日的胜利果实，制造磨擦，调兵遣将，企图夺取关中地区，钳制边区八路军开赴前线向日军反攻，进而发动全面内战。
国民党军制造借口的起因，一是由于同陕甘宁边区南部防线对峙的国民党军陕西省彬洛区保安二团团长刘文华及一部分士兵不满当局反动政策和法西斯统治而发生哗变，向边区警一旅投诚；二是发生了淳化县方里镇碉堡内国民党地方武装一个排士兵起义，即所谓“淳化事件”。胡宗南集团诬称这一切是由于陕甘宁边区部队策动所致。并借此从七月十五日起，将河南黄河防线和驻西安等地国民党军西调，在淳化、耀县、同官（今铜川）、旬邑等地集中了九个师的兵力。七月二十一日，国民党军暂编五十九师、骑兵第二师突然向关中地区淳耀县境内的爷台山等地陕甘宁边区部队防地发起攻击。关中分区警一旅及新四旅一部英勇自卫。二十三日，国民党军预备第三师投入进攻。边区部队坚守七天，终因寡不敌众，于七月二十七日奉命撤出爷台山及其以西的四十一个村庄。国民党军队占领了边区宽一百里、纵深二十多里的地方，企图继续北犯。
针对国民党军的公然进犯，中共中央书记处于七月二十三日开会，讨论如何打退胡宗南对爷台山的进攻。毛泽东说：胡宗南他们已经战役展开，问题是大打还是小打，要准备他们打到延安。毛泽东要求西北局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全力组织好这次战斗。同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致电蒋介石，警告国民党当局立即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以利团结抗日。二十五日，毛泽东写的关于爷台山战事扩大的新闻稿由新华社发表。新闻稿说，爷台山战事扩大，蒋军正面攻击部队，除暂五十九师外又增加了一个师，并配有许多新式武器。“爷台山为一重要据点，蒋军志在必得，然后深入关中分区，据为向北进攻之有利阵地。但我军士气高涨，决不让任何反动派轻易窜人，屠杀边区人民。关中全区民众已迅速动员起来，协助守军作战，送茶水，抬伤员，热烈异常，对于战胜这些反动派，具有充分的信心。”七月三十日，毛泽东再次指出：胡宗南军此次进攻分为四路，共侵占八路军防地四十四个村。东面第一路侵入陕甘宁边区三十四里，中间第二路侵入边区二十四里，中间第三路侵入边区十二里，西面第四路侵入边区十里，东西两端顽军相距四十五里。如彼方全部撤退，我方保证不超出边区原有防地一步。如爷台山不撤，难免一战，我方已调集相当兵力待命。此间，贺龙、徐向前、萧劲光、关向应等联名通电全国，宣布淳化事件真相。《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新华社播发大量消息，揭露国民党内战阴谋，赢得了全国舆论的同情和支持，政治上争取了主动。
七月下旬，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遵照中央军委命令成立爷台山反击战临时指挥部。任命张宗逊为司令员，并特别选调长期在关中分区担任党政军主要领导职务、熟悉地方情况的习仲勋任政治委员。副司令员王世泰、王近山、黄新廷，副政委谭政，参谋长张经武，政治部主任甘泗淇。临时指挥部设在关中地委、专署驻地马栏。新编第四旅、教导第一旅、教导第二旅和三五八旅共八个团为参战部队。
习仲勋接到命令后，即星夜兼程赶赴马栏临时指挥部，参与组织指挥作战。在此前后，作战部队已到达淳化凤凰山、耀县照金、旬邑的马栏一带集结待命。
张宗逊、习仲勋等临时指挥部首长实地勘察地形和分析了敌我态势之后，决心趁顽军立足未稳之际，集中优势兵力，全歼爷台山守敌，以彻底挫败国民党军侵犯边区的阴谋。张、习决定：新四旅五个营配山炮一门为主攻部队，警备第一旅第三团配合，消灭爷台山、老庄、宋家洼之敌，尔后扩大战果，收复全部被侵占的村庄；三五八旅为第二梯队，集结于凤凰山、照金地区机动，必要时可以越境作战，但不宜突击太远，得手后迅速撤回，准备打击反攻之敌；教导第一、第二旅集结在岭湾、上畛子地区，为战役预备队，并严密监视东、西两面之敌，保障我军后方安全。
反击战役决心定下后，临时指挥部即召开作战部队营以上干部动员会。习仲勋在政治动员中指出：这些年来，顽固派在陕甘宁边区，经常以“打野外”、“抓逃兵”为借口，肆意制造磨擦，奸淫妇女，无所不为。为团结抗日，我们一忍再忍。但是，反动派狼子野心不死，这次又调遣了九个师，侵占了我爷台山阵地及周围四十一个村庄。其用心在于夺取我关中分区，钳制陕甘宁边区部队对日寇的全面进攻，进而挑起新的内战。如果我们不及时予以坚决有力的回击，不仅关中分区的民愤不能平息，而且国民党必然会得寸进尺，内战危机就要加剧。“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为了取得此役在政治上、军事上的胜利，必须严格执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做到一不放跑一个敌人，二不越过防线一步。张宗逊司令员主要强调了参战部队作战意图和战役战术方面要注意的问题，要求各部队之间密切协同，隐蔽接敌，速战速决。
习仲勋在关中分区工作了六年之久，深谙当地的地理人情，又和当地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作为战役政治指挥员，他深知离开了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支援要取得作战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他与关中地委的同志共同商定了拥军支前的方案，并以地委名义向各县委发出《关于保卫关中制止内战的紧急指示》。指示要求：一、立即在干部群众中进行深入动员，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进攻关中地区、发动内战的阴谋。二、立即整理自卫军，组织游击小组，动员民兵参战。三、立即封锁边境要道，清查户口、山林，捕捉敌探奸细。四、立即清查仓库，注意仓库安全及供给需要。五、立即转变工作作风，抓紧战争动员。六、立即加强机关警戒，防止敌人袭击。在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指导下，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关中分区人民迅速动员起来，响亮提出“部队需要什么就给什么，需要多少就送多少”的支前口号，民兵踊跃参军参战，群众积极支援前线。仅赤水县就动员支前队员一千四百多人，出动担架四百多副，筹措军粮万余斤，送军鞋一万多双。
八月七日，部队向预定作战区域开进。习仲勋、张宗逊等随临时指挥部进至距爷台山仅二十里的凤凰山下兔鹿村靠前指挥。
海拔一千三百多米高的爷台山已显现在张、习首长和作战部队的视野之中。胡宗南暂编五十九师占据爷台山后，大肆抓民夫，抢修了大小十多座碉堡和众多掩体、堑壕等工事，尤以主峰的碉堡最大，工事最多。国民党军还在耀县、淳化、彬县、中部、石堡、兴平、西安等地集结重兵，作为战役预备队，企图再次扩大进攻。
八月八日黄昏后，气候异常闷热，临时指挥部内张、习首长神情严肃，豆粒大的汗珠不时从额头沁出，这里出现了战前特有的宁静。
突然，狂风大作，暴雨骤降。张、习命令作战部队迅速向敌前沿运动，进入冲击出发阵地。午夜二十三时，临时指挥部发出总攻击开始命令，几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各部队全线出击，向爷台山守敌展开猛烈进攻。爷台山守敌依托工事，凭险据守，负隅顽抗。战斗至九日四时，只新四旅七七一团攻占孟户原、熊家山两阵地，歼敌一部。其他部队发起攻击尚未奏效。为了迅速解决战斗，张宗逊、习仲勋即令三五八旅投入战斗。该旅接受任务后，即令第八团投入战斗，并集中全旅山炮三门，两个团的迫击炮八门，集中火力压制敌人。九日上午十时，第八团二营六连在炮兵火力支援下，迅速冲进敌碉堡的外壕，其他连队及新四旅十六团一营紧紧跟进，与敌展开手榴弹战和拼刺刀，经反复冲杀，至下午两点全歼爷台山守敌。第八团三营和警三团同时攻克老庄子、宋家洼等五个碉堡群。其他部队也乘胜扩大战果并收复其他被占村庄，残敌逃出边区以外。十日，战斗结束，收复爷台山周围全部失地，全歼入侵的国民党军五个连及一个营部，毙伤敌一百余名，俘敌营长以下三十六名，缴获轻重机枪十九挺及大批弹药。
战斗结束后，张宗逊、习仲勋即命作战部队仍严守阵地，以防国民党军队新的进犯。八月十二日，美军调查组为了寻找口实，替国民党军开脱罪责，便以“中间人”身份到爷台山进行所谓“现地调查”，习仲勋命警一旅三团团长刘懋功、新四旅十六团团长程悦长带调查组到阵地实地察看，阵地上残留的国民党军印有美制英文字母的弹壳和弹药箱，以及我作战部队缴获的美式武器作出了最好的回答，使得美军调查组窘态毕露，无趣而归。
爷台山反击战是一曲军民团结的胜利凯歌。一九九九年六月，已从兰州军区空军司令员职位上离休的刘懋功战地重游，与当年一位受习仲勋委派为其传送书信的交通员赵春喜不期而遇，两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开始了一段对昔日战斗情景的深情回顾。赵春喜说：“那是张宗逊当司令员、习仲勋当政委的时候。习仲勋叫我给警三团送信，当时是雨季，我怀里揣着习仲勋政委的信，为了绕过敌人的地盘，过了数十道水，总算是把信送到了三团。”刘懋功问：“信送给谁？”赵说：“刘团长，刘懋功。”刘又问：“你看我是谁？”老人端详了许久，一时认不出来。当他得知眼前站的就是刘懋功时，便急切地问道：“刘团长，你还记得那年的事吗？你住在西沟，我在那里找到你！”“是习仲勋政委亲笔写给我的命令，叫我们团一定要顶住十里原、通润和铁王一线的敌人，为打爷台山作准备。”刘懋功还回忆说：那时仲勋同志就常告诫我们，这里的群众不仅哺育了我们，而且冒着生命危险支援了我们。我们的每一个胜利包含着他们的功劳。这也是我们指战员的共同心声。
八月十四日，临时指挥部命令部队打扫战场，习仲勋参加了烈士追悼会和军民联欢会后，爷台山反击战临时指挥部即奉命撤销。
翌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习仲勋和所有抗日军民一样感到由衷的高兴。
当爷台山的硝烟刚刚散去之时，习仲勋受中共中央之命，回延安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两个月后，他又履任新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