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二章保护知识分子，坚持科学事业
1966年5月10日至26日，聂荣臻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从此，“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大地上拉开了帷幕。
出于对毛泽东的信任，聂荣臻在会上对“文化大革命”是拥护的。但他认为：“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文化界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事情，对科技界来说，主要是加强政治学习，进一步改造世界观的问题。①这显然离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所要达到的目的相距甚远。
当时，聂荣臻担任着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兼党组书记、国防科委主任兼党委书记等职务。自从1956年主动请缨，率领知识分子攀登科技领域里的“珠穆朗玛峰”以来，他的主要精力，一直放在科学技术工作上。到1966年的夏天，已经整整10年了。10年来，科技战线捷报频传。许多事实已充分证明，中国人民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美好愿望已不再是遥远的神话。
几天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势头，预示着一场政治风暴的来临。聂荣臻考虑到，知识分子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宝贵财富，应当尽力保护他们。
1966年6月22日，聂荣臻与有关方面一起研究起草了《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待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几个政策界限》的初稿。初稿中指出，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属于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左派、中派，应予团结保护。对科研机构的要害部门要严加保卫，如有人抢档案、武器、爆炸物、毒品或泄露国家机密、破坏仪器设备等，一律以反革命论处。这个文件遭到了“中央文革”的强烈反对，勉强在少数科研部门试行了一段时间，最终还是夭折了。
6月23日，聂荣臻与李富春在听取中国科学院汇报“文化大革命”情况时，又重申了保护知识分于、保护科研设备的观点。当时，尽管聂荣臻的处境很困难，造反派把大字报贴到了家门口，但他一直惦念和关心着许多科学家的工作和安全。一有机会，就向中央建议，要保护像钱学森、华罗庚等这样的著名科学家。听说哪位科学家处境不好时，就赶快向周恩来总理报告，尽量设法加以保护。“文化大革命”进行到批斗所谓“牛鬼蛇神”的阶段时，周建人①给聂荣臻来信说：浙江大学的著名教授陈建功正在遭受批斗，罪名是莫须有的，请聂帅关心一下，帮助陈教授摆脱厄运。看过信，聂荣臻立即将信批给了当时兼任华东地区负责人的张春桥，要张出面保护。然而得到的答复是：这类事，只有群众才能决定，张某人管不了。于是，聂荣臻又写信给浙江省委书记江华。可他哪里知道，此时此刻，江华也是困难重重，自身难保。这样，关于陈教授的命运也就不得而知了。不久，山东大学的造反派组织又来信，说他们的校长成仿吾是牛鬼蛇神，要求打倒，请聂荣臻支持。聂荣臻见信后很生气，立即回信说：成仿吾参加过长征，在晋察冀边区敌后艰苦的条件下创办大学，很有成绩，是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不存在反党问题。就这样，把造反派的无理要求顶了回去，保护了成仿吾。不过，“文化大革命”的势头极其迅猛，从抄家、揪斗“牛鬼蛇神”、造“资产阶级反动① 1969年4月8日，聂荣臻在中共“九大”小组会上的检讨发言。
①周建人（1888―1984）曾任浙江省副省长，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路线”的反，到组织红卫兵、大串联、批斗老干部、冲击国家机关、冲击军事单位、发生大规模武斗等，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大多遭受冲击。聂荣臻个人的抗争当然无济于事。后来，连他自己也成了被冲击的对象。
“八・一”建军节前两天，“中央文革”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召开科学口万人大会。当天下午3时，戚本禹在电话中对聂办秘书说：“今天晚上8点，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科学口万人大会，动员开展‘文化大革命’，你们要立即组织落实参加会议的人员以及与开会有关的事项。”当秘书问：“此事是报告聂帅征求意见，还是已经决定了？”戚本禹说：“已经报告江青、陈伯达同意，不管聂老总同不同意，会议都得开，你们通知聂老总一下，请他到会就行了。”
这次大会由中央文革主持，一直开到午夜两点结束。会上公开点了一些领导干部和科学家的名。造反派按照江青、陈怕达的旨意，在会上叫喊科学口运动很不得力，要加温。对此，聂荣臻毫不掩饰自己的反感，当会议主持人要他讲话时，他一言不发。
8月1日至12日，聂荣臻出席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在这次会议上，经聂荣臻的努力，把保护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这一意见写进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这个文件第十二条中明确规定：“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同时，聂荣臻还找当时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陶铸，请陶铸一定设法保护科技事业，保护好知识分子。陶铸深深理解聂荣臻的心情。但是这时大字报已铺天盖地，批斗会已风靡全国。中国科学院也贴出大字报，说“中国科学院是黑的”，“科学工作十四条是黑线”。聂荣臻气愤地说：“我看中国科学院是红的！科学工作十四条是经过党中央批准的，是红线，怎么能说是黑线呢？！”“要批就来批我好了。”此后，他把科学院批《科学工作十四条》的情况报告给了周恩来。周恩来听了也很生气，通过他在中国科学院的联络员正式宣布，“科学工作十四条是红线”，这才把问题平息了下去。
一天，云南落雪山宇宙观察站一位科学家打电话向国防科委告急，电话中说：“由于两派武斗，观察站已经开了枪，现在有人正在烧房子，如果局势发展下去，观察站可就要被毁了。”接电话的人问：“那里不是有‘支左’的部队吗？”打电话的科学家焦急地说，“‘支左’部队既不准动手，又不准动枪，阻止不住啊！”情况十分危急，国防科委立即向聂荣臻请示。聂荣臻感到事不宜迟，很快要通了云南省军区领导人的电话，明确指示：“不是‘支左’，而是一定要保护。”由于聂荣臻当机立断，这个观察站被保住了，有关的科学家和国防科研项目也被保住了。
在那些动乱的日子里，聂荣臻为保护知识分子渡过难关，不知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
8月23日，在第五十五次中央军委常委会上，聂荣臻提出，导弹和原子弹试验基地的任务很重，有些科研单位的情况也是如此，那里的“文化大革命”应该推迟，建议与师以下部队一样，只进行正面教育。聂荣臻的建议被会议接受，中央军委专门发出指示，由国防科委具体贯彻执行。
不久，聂荣臻在听取国防科委的负责人汇报运动情况时指示：科研业务工作不能停下来，科研部门领导要抓业务。今年试验任务重，有些问题还没有底，要认真清理项目，疏通渠道。他反复要求科研人员，工作中一定不能出事故。
江青一伙不断插手科研部门，聂荣臻多次表示了他对试验任务的担心，一再强调科研机关不能搞夺权。
9月24日，聂荣臻在国防科委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谈了三点基本意见：科委所属几所院校的学生绝大多数是好的，要多做团结工作；周总理指示，国家机关的运动将告一段落，以后转向组织革命化，改革机关体制，对此，国防科委要做好准备，要抓革命，促生产，业务工作不能放松；导弹工业部很多工作停下来了，科委要去抓，保证“两弹”结合试验顺利进行。
10月下旬，聂荣臻为了主持首次核导弹试验，再次来到导弹试验基地。
下飞机后的所见所闻，令他欣慰。6年前的11月，他来基地主持中国第一枚地地导弹试验时，只能乘火车到清水，再换乘基地自备的火车进入场区。沿途几乎看不到树，草也是稀稀疏疏的，漫天的黄沙使人难以睁开双眼。在风沙中，许多战士随时清理着被流沙掩埋了的铁轨。如今，飞机直飞基地，虽然还需要乘坐一段火车，但比起过去要方便多了。放眼四周，在茫茫沙海里出现了片片绿洲。挺拔的白杨树，一丛丛的沙打旺，一畦畦的菜地，显出勃勃生机。越接近基地生活区，绿洲的面积也越大。这是广大指战员响应聂荣臻当年植树造林的号召，经过几年努力奋斗的结果。进入场区腹地，令人肃然起敬的是，来自四面八方的导弹专家、工程技术人员和指战员在这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用他们的青春和热血，建造起的一座现代化的科学试验城。
无论是基地的各种设施，还是试验设备，都比6年前强多了。更令聂荣臻感到满意的是，关于基地只进行正面教育的指示，大体上是落实的。处在第一线的科技人员大多来自北京，此时此刻他们根本没有考虑个人的安危与得失。再看看基地工作人员，从司令员到士兵，其中包括一大批在基地长期工作的知识分子，精神状态也都很好。工作井然有序，钉是钉，铆是铆，看不到北京街头发生的那种混乱现象。“这是一支多么好的科学技术队伍啊！”
聂荣臻感慨而又激动地说。尽管如此，他每到一处还是反复强调，搞“文化大革命”不能影响工作，即便是正面教育，也是如此。大家要团结一心，照章办事，尤其是试验中的检验制度，无论如何不能放松，这是过硬的东西。
这些，也是基地试验任务得以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人们对聂荣臻的讲话，报以热烈的掌声。{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80_0651_1.bmp}核导弹试验成功后，聂荣臻来到核试验基地，情况也是令人满意的。到处是一片宁静。几个月来，一直被混乱所困扰的聂荣臻，情不自禁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在中国，现在恐怕再也找不到哪一个地方比这里更安静的了。
他兴奋地对基地领导说：你们艰苦创业，精神可嘉。今后，要有安家思想，争取逐步做到3年后人均有两亩耕地两亩林，这样才能在戈壁滩上扎下根。
过去，聂荣臻没有到过新疆，他便借此机会来到新疆各地参观视察。这里与处于创业阶段的基地场区不同，金秋的新疆，到处瓜果飘香，各族人民富有诗情画意的民风习俗和热情奔放的舞蹈歌唱，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但每到一地，从各级领导人的汇报中，从群众困惑的眼神中，从街上到处可见的大字报和各种政治标语中，他知道“文化大革命”之风已经吹到了地处边陲的新疆自治区。特别是在听了关于新疆建设兵团两派组织闹得不可开交的情况汇报后，预感到这股风暴迟早也会吹到两个试验基地。聂荣臻怀着忧虑多于喜悦的心情，于11月中旬回到了北京。
此刻，北京的大字报贴满了大街小巷，造反派的高音喇叭到处昼夜不停地喊叫，比他20多天前离开时闹得更凶，科学口各单位的领导人和科学家纷纷告急。聂荣臻又不安起来。11月30日，他在军委常委会上汇报说，现在一些搞“两弹”的科学家不断受到冲击，有的被抄家，有的被批斗，甚至有的被群众组织隔离软禁，使他们无法致力于研究工作，这对“两弹”的研制十分不利。他建议请毛泽东、周恩来接见一次有关的科学家，一方面可以鼓励他们努力搞科研工作；另一方面也可以向造反派表示，中央是肯定这些科学家的贡献的，不要再去无端地干扰科学家。会议同意了聂荣臻的意见，并作出决定，对科学家抄家，是违反党的政策的，有关部门和个人，该道歉的道歉，该赔偿的赔偿。在大动乱的那些日子里，聂荣臻就是这样不失时机地、竭尽全力地设法保护中国的科技人员。
“文化大革命”初期，曾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傅崇碧，永远忘不了1966年下半年至1967年初，聂荣臻两次找到他，叫他派兵保护那些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专家，还特别叮嘱要保管好涉及国防尖端的机密材料。卫戍区加强了警卫。这一切引起了江青的不满，她怒不可遏地说：“他们造反，你们为什么这个也限制，那个也限制，就是开红灯不开绿灯。”林彪也严厉地批评了傅崇碧。他们再次命令造反派去抓专家。聂荣臻闻讯后，亲自给傅崇碧打电话，下令“要保护这些人”。于是，这批曾对中国国防尖端事业做出过卓越贡献的专家，被请到七机部一座僻静的楼上。傅崇碧先派了一个连在楼下站岗，感到还是有些不放心，又派了一个加强连，相当于一个营的兵力在此担任警卫。其它一些科研机构也都加强了警戒。不久，这事被江青知道了。她大发脾气，责问傅崇碧：“谁叫你保护这些学棍的？”后来，傅崇碧把这件事汇报给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旗帜鲜明地说：“聂老总的做法对！”
没过多久，应用地球物理研究所一批与核试验有关的绝密资料，被造反派抄走了，傅崇碧立即向聂荣臻作了汇报。聂荣臻斩钉截铁地说：“要千方百计想尽一切办法把材料搞回来。”与此同时，傅崇碧也向周总理作了报告。
周恩来当即命令傅崇碧出动了20多辆汽车、摩托车和100多名指战员，在一位副师长率领下，连夜追查资料。这一夜，聂荣臻每隔两个小时便给傅崇碧打一次电话询问情况。直到这批决定着中国科研事业命运的宝贵资料被全部追回后，他才放心，并亲自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1966年12月下旬，聂荣臻再次飞临导弹和核武器试验基地，主持中国首次中程地地导弹发射试验和氢弹原理试验。虽然试验均获成功，但这次来，两个基地的状况与两个月前可就大不一样了。基地的干部战士，目光中流露出的是冷漠和迷惘。聂荣臻心头不禁一怔，这里也开始变了。
1967年6月，他第三次来到核试验基地，主持中国第一次氢弹试验。这次试验仍获得了成功。但他一下飞机，从欢迎人群的表情动作中，明显地感到人们已经分成了两派。他们分别排成两行欢迎聂荣臻，队伍中不时响起闹派性的口号声。氢弹试验成功后离开基地时，聂荣臻站在飞机舷梯旁，语重心长地对两派群众说：“你们过去试验的是原子弹，是‘裂变’产生的威力。
这次试验的是氢弹，是‘聚变’产生的威力。希望你们团结起来，像‘聚变’一样，把基地的各项工作搞好。”从此以后，聂荣臻就再也没有到过基地。
这段深富哲理的话语，寄托着一位老革命家的诚挚希望。{ewcMVIMAGE,MVIMAGE, !12300580_0654_1.bmp}1967年，这场人为的政治台风席卷了整个中国大地。打倒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声浪一阵高过一阵，许多科研单位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2月下旬，青海西宁发生了大规模武斗，由于当地一个国防工厂的群众组织直接卷入，危及到工厂的安全。接着，兰州的国防工厂也相继告急。七机部两派之间的武斗不断升级，各国防研究院、工厂、与国防科研协作关系密切的中国科学院的某些研究单位，也都纷纷告急。如不立即制止，国防科研和生产必然要蒙受巨大损失，更多的科技人员要遭殃，许多贵重的科研设备将遭毁坏。任其乱下去，怎么得了！聂荣臻忧心如焚。3月11日，他让人起草了《关于军事接管和调整改组国防科研机构的报告》，签名后上报给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报告中提出：现在国防工业部的各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承担国防科研的各研究所，大多已瘫痪，研究工作停顿，三线建设问题很多。这种状况十分不利，必须迅速改变。为此建议，由国防科委组织人员迅速对这些单位实行军管，以恢复科研工作。3月21日，毛泽东批示：“退总理照办。”
聂荣臻在对军管人员讲话时明确指出：国防机密工厂不搞夺权，群众组织不得监督单位领导人的工作，所有接管的单位，要尽快着手组建党委，使他们自身走上轨道，以便撤出军管人员。不久，被军管的各单位形势一度好转，在7月15日的军委常委会议上，聂荣臻提议把军事接管的单位组建成18到20个研究院，以开展国防科研工作。会议同意了他的建议。9月20日，聂荣臻签发了《关于国防科研体制调整改组方案的报告》上报中央。报告中提出，将国防科委军事接管的科研单位组成18个国防科技研究院，其中包括导弹、人造卫星、核武器、飞机、舰艇、常规武器以及新材料、光学等研究院。一个多月后，毛泽东批示：“很好，照办。”随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又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单位遵照执行。
聂荣臻实在是太爱科学事业了，尽管他身处逆境，不断受到造反派的批判、炮轰，但他仍然煞费苦心地为祖国的科学事业、为科学技术专家们着想。
然而聂荣臻的这番苦心，在林彪、江青等横行的日子里，竟被指责为“大科研主义”，“想用科研来压革命，来保护反动学术权威”等等，把一大堆帽子扣到了他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