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自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赋予编写《贺龙传》的任务以来，已逾十年。今天，这部书终于同读者见面了。邓小平同志为本书题写了书名。
贺龙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是南昌起义的总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他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各个历史时期的艰苦斗争，从一个普通农民，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的一生，与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诞生、发展、壮大，与新中国的建立和繁荣昌盛紧密相连。我们能为这样一位中外驰名的开国元勋、共和国元帅立传，既觉得十分光荣，又深感责任重大。
这部《贺龙传》写了10多年，除了因为传主的经历十分坎坷曲折，实践丰富，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而我们在各方面都与他的距离很大，要准确、全面、生动地反映他的一生，使其光彩照人的形象跃然纸上，做到传如其人，实非易事。此外，还由于战争年代的许多重要文献资料没有保存下来，特别是“十年动乱”期间，传主遭到林彪和“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迫害，许多重要的史料被查抄、销毁、散失，大大增加了传记写作的难度。加之由于各种原因，多次更换编写人员，因而影响了写作的连续性，延缓了工作的进程。
没有材料，就无法写传。因此，我们首先从调查研究着手，点点滴滴地搜集资料，采访老同志，抢救“活资料”，沿着传主进行革命活动的足迹，到全国25个盛市和自治区、近110个县、11个大军区进行了调查。中央档案馆、国务院档案处、军委档案馆、外交部、国家体委、军事科学院、国防科工委、海军、空军等都给了大力支持，提供了许多档案材料；曾与传主一起斗争或曾受过传主领导下的老红军、老八路和各根据地的革命老人，以及民主人士、国民党起义将领等共数百位，其中不少是党、政、军高级领导人，他们提供了许多生动材料，为传记写作奠定了基矗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实事求是精神，遵照总参《贺龙传》编写领导小组确定的“史文结合，以史为主，文为史服务，”“既要有可信性，又要有可读性”等原则，对传主的光辉业绩用事实说话，不虚构浮夸；对传主的评价，力求准确公允，不人为拔高；对与传主有关的重大历史问题，按历史本来面目秉笔直书，力争达到见传如见人之目的。但实际效果如何，尚待大家评判。
总参党委和总参首长对编写《贺龙传》十分重视，在各方面给予支持，为编写工作创造了条件。还专门成立了以王尚荣、迟浩田副总长为正、副组长的总参《贺龙传》编写领导小组，直接抓传记的编写工作。后来，因王尚荣有病，迟浩田调军区工作， 1983年6月，总参党委请装甲兵司令员黄新廷出任第二组长，后勤学院院长杨秀山、总政副主任颜金生、总长助理刘凯任副组长，主持领导小组工作。领导小组提出了编写《贺龙传》的原则，确定了实施方案，对写作步骤、方法和进度提出了具体要求，对传记书稿，从初稿到迭审稿进行了认真审阅，并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
王震副主席生前对写《贺龙传》非常关心，亲自过问。在接见编写人员时，一再指示一定要把这本书写好，还阅读了《贺龙传》书稿。
1988年，《贺龙传》征求意见稿完成后，曾送给肖克、余秋里、廖汉生、王恩茂等许多老同志及党史、军史部门审读，广泛征求意见。1988年9月至1989年2月，先后在武汉、成都、兰州、西宁、乌鲁木齐、北京和上海召开了9次座谈会，分别由张秀龙、李文清、陈明义、李书茂、张国声、王恩茂、张希钦、马森、黄新廷、杨秀山、颜金生、邢永宁和何以样等主持，参加者仅军队军以上、地方部（省）级干部就有90多位。还有10几位老同志寄来了书面意见。他们以高度负责的精神，补充与订正史实，提出改进意见，对修改《贺龙传》书稿帮助很大。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各元帅传编写组、军事卷各编辑部都给了真诚的帮助。特别是《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和《当代中国》丛书国防军事卷编委会办公室给予具体指导，对改好这部传记稿起了重要作用。总参政治部、管理局、作战部、装甲兵部等部门，在政治、经济、人力和工作上给了很好的保障和大力支持。在此，我们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贺龙传》是集体劳动的成果。到《贺龙传》编写组工作过的先后有20余人，其中撰稿的有朱泽云、刘雁声、黎白、金江、刘桐树、孙叔扬、孙临平、谢武申、顾永忠、徐惠恩等。另特约王鼎华、刘正栋撰写了传主主管国家体委和国防工业部分的书稿。初稿完成后，由黎白、金江、孙叔扬、顾永忠、徐惠恩负责修改、改写为最后成书各章节书稿。全书由张静波、金江统稿。刘伍和周奋，曾于1981年10月前，先后担任编写组组长，刘秉荣、王景乾、王敬颜、程义怀、韩俊亚、张岩、辛淑梅等也在编写组工作了一段时间。他们分别参加了编写组的筹建、调查研究、资料搜集等工作，为写《贺龙传》作出了贡献。
本书自写出初稿到定稿，曾反复进行修改，7易其稿，统稿4次。但由于编者水平所限，不当之处仍难避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总参谋部《贺龙传》编写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