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泥脚文人”的爱子

                                                              第一节家世

      1892年12月4日（清光绪十八年十月十六），刘伯承诞生在四川省开县浦里区赵家场乡张家坝。在两个多月以前，刘伯承的祖母和祖父相继去世。

      他是在举家服丧的哀痛中呱呱坠地的，所以乳名孝生。后取名刘明昭，字伯承。

      据《刘氏家谱》记载，刘家的祖籍原在湖北荆州府江陵县。后来，随着清朝初期“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迁到四川省云阳县关口乡定居，世代以农耕为业。到咸丰年间，刘伯承的祖父刘正富（1819―1892）因交不起租佃押金，佃不到土地耕种，被迫从长江边移向川东山区，流落到开县的浦里河畔开荒度日。刘正富体格壮健，精明强干，种田兼做铁匠。经他修理的农具及铁锅、勺铲、钳子、剪子之类，坚固耐用。他还吹得一手好唢呐，乡邻间的婚丧嫁娶少不了要请他去吹奏。多种的生活手段、广博见闻造成了他开明通达、乐于助人的性格和比较丰富的阅历，使他很快适应新的环境，经济来源也多于一般农户。就这样，刘铁匠立住了脚跟，正式在赵家场对面的张家坝定居下来。他的六个儿子――刘文培、刘文德、刘文瑞、刘文祥、刘文吉、刘文炳，渐渐长大成人，人丁兴旺，日子愈见红火。刘正富和妻子杨氏克勤克俭，儿子们舍力劳作，这一家有些发起来了，先后积攒起一些钱财，购置了一些田产，开设起粉房、榨房。

      刘铁匠的小儿子刘文炳（字虎臣，1862―1907）比较幸运，靠着家境殷实读了十多年书。他就是刘伯承的父亲。中国封建时代稍有条件的平民，几乎毫无例外地进行过培养子弟读书入仕以求改换门庭的努力，尽管这种努力往往是徒劳的。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刘正富尽力供刘文炳读书，盼望从儿子一辈起能改变世代农门的低贱地位。刘文炳深知父兄的苦心，寒窗孤灯，年复一年，终于积下了满腹的经书和八股文章，于是名闻乡里。他憧憬着那种“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美妙前程。可是他的梦想很快破灭了。一年秋天，刘文炳满怀希望到县城参加秀才考试，不料被人举发说他家祖辈是吹鼓手，属“倡优”之列，出身微贱，遂被逐出考常不仅如此，还被控为触犯大清王法，要吃官司。结果花钱疏通，才算了案。从此以后，刘文炳只得弃文务农，成为浦里河畔有名的“泥脚文人”。

      1894年中日战争中清兵大败，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标志着清王朝江河日下。英、美、法、德、俄、日、奥、意等帝国主义列强，蜂拥而上，争抢东方这块富饶的土地。清政府接连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为了支付给帝国主义的巨额赔款，加紧了对人民的搜刮和压榨。整个中国内忧外患，民不聊生。

      在刘伯承刚满三岁这年，也就是父辈们“庐墓三年”服丧期满的日子，父辈的6兄弟分家了。每人获得了十多石谷（当地一石相当于一亩）的田地。

      同时，也分摊了因疏通官司欠下的120两银子的债。兄长们因为债务拖累而心中有气，再添上妯娌们的七嘴八舌，便把往日家庭中的脉脉温情吹刮得荡然无存。刘文炳虽排行最末，非但不受照顾，反而只分到了沈家湾一带土质比较差的坡地田和3间破旧的茅屋。这3间茅屋，就是刘伯承度过童年生活的所在。地面是用泥巴夯实过的，又潮又硬。没有窗户，全靠门里透进光亮。

      3间屋并列着，门全向南开。其中一间是大人和孩子睡觉的。一间搁置家具和做饭用。剩下一间，按农家习俗辟为堂屋，全家人在里面吃饭或接待客人，雨天和夜晚就在里面干编织筐篓的活计。刘文炳雅趣未灭，在里面挂起几幅发黄的旧字画，又将先辈制订的《齐家规训》，用楷书恭抄，贴在发黑的墙上。这位被摈出科场的“泥脚文人”，别出心裁地把这间破屋命名为“权理堂书室”。

      刘文炳虽然刚到中年，考场被逐的刺激和贫困的煎熬使他过早地衰老，性格刻板，心情抑郁。加上身体瘦弱，又常患病，话很少，笑容更难得见。

      有时说上几句，声急气短，招人不悦。对孩子更偏于严厉。在刘伯承四、五岁时，他就捧着《刘氏家谱》教他认字、记事。这本足有五个铜钱厚的谱书，是刘文炳在遭受挫折以后，“敬承先命”，“掩卷而长思”，苦苦修订出来的。他把自己的意愿、主张、愤懑和希望，都倾注在这册小型的“家史”里。

      期望刘家子弟能“贤哲挺生，簪缨叠起”，“令宗祧生色，谱牒增辉”。

      然而，这些封建正统的十分枯燥。年幼的刘伯承只喜欢从母亲那里听一些活生生的、有趣的故事。母亲周寅香（1864―1946）是四川云阳县高阳堰湾贫苦农民周源山之女，从小生长在铁峰山，身材比一般的四川婆娘要高大壮实，勤劳俭朴。川东一带的习俗，“土风坐男使女立，男当门户女出入”①。她长着一双没有裹住的大脚，是家庭中的主要劳力，不论是下田耕作，还是翻尝打、晒，都能摆阖得开。至于洗衣浆衫、缝缝补补，更是得心应手的事儿。她心地善良，处事严谨，忍得气，吃得亏。她虽然是么媳妇，可实际地位却在其他妯娌之上。兄弟们常议论分家，公公婆婆伤感备至。

      她安慰着说：“老燕衔泥朝朝累，雏燕大了各自飞。”尤其是她脑子里积攒的那些谚语、歇后语，说起来一串串的，象什么“多栽花，少栽刺”，“鸡肚哪知鸭肚事”等等，常常脱口而出。幼年时的刘伯承最喜欢听母亲摆“龙门阵”，说天地古今，讲人间趣事。象孔融4岁让梨、嫦娥偷吃长生药??这些看来有些杂乱的故事，却象滴滴春雨渗入他的心田。这些，与父亲的“之乎者也”、“子曰”“诗云”之类，交口成趣，也算是苦中有乐。对刘伯承日后思想的形成和语言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①杜甫诗：《负薪行》。

      第二节最初的脚步

      “泥脚文人”刘文炳不甘心听凭命运的驱使，他执着地要把自己通往仕途的理想，争取在儿子身上得以实现。刘文炳自从遭到“厄运”后，就在家管管帐，代人写书信，也教过几堂私塾。但在分家后就得以作田为主，忙地里的活计。同时，他也深感“自家教不成子弟”，便把5岁多的刘伯承送到本村私塾念书，启蒙老师是任寿田。学了几个月，不能尽如人意。刘文炳决心为儿子寻觅一个有真才实学，又能严加管束的老师。

      这年夏天，有一位名叫任贤书的下江老头，流落到张家坝一带行乞，自称是个出身微贱、累试不第的秀才。刘文炳见此人谈吐不俗，满腹经纶，颇有些同“脖相怜，便出面替他邀了一堂学。任贤书也不推辞，慨然扔掉“讨饭棍”，在紧傍刘家老屋的一所房子里，开起一个有二十来个学童的小私塾。

      刘伯承是其中的学生之一。

      虽然进了私塾，却关不住儿童的“天性”。刘伯承跟大多数男孩一样，整天就知道玩耍。春季，他领着伙伴们爬树、掏鸟窝，采桑椹。入夏，光着身子扑到河塘里玩水、戏闹，捕鱼捉虾、拾河螺。有时赌起“狠”来，也敢贸然去捅马蜂窝，用水去灌蛇穴，或是爬到树梢上，比试比试谁个最“关火”①。

      父亲望子成龙心切，比别的家长更多一层管束。对儿子的淘气行为时常进行干涉，甚或打耳光、用棍棒也是有的。当然，更寄希望于严师的管教。

      然而任贤书却和一般的先生大不一样，他总是笑着说：“这是娃儿们的天性埃天性如同天意，不可违拗，只可疏导。”随后，又大发感叹：“想当年秦皇汉武，华夏武风，纠纠天下。今朝偃武修文，科举取士，武风衰弱，酿至甲午战败??何其悲乎！中国的武士实在是太少了。??至于管教之事，我自有道理。”

      任贤书不仅熟读诗书，而且精通武术，尤长于拳法和腿功。他在教书之余，还教学生练习武艺。刘伯承在他的指导下，学会了长拳、八卦掌、棍棒和投掷等功夫。为了练出弹子功，他从河滩上拣来几撮箕鹅卵石。每天清早，朝屋后大树上的目标投去几十颗“飞弹”。久而久之，树干上打出一个烧饼大的洞穴。

      在功课方面，刘伯承从《三字经》、《幼学琼林》等启蒙读物开始，接连读《论语》、《盂子》、《大学》、《中庸》。练习毛笔字，他也一丝不苟，一笔一画地苦练楷书。初学写字时，为了节省笔墨纸张，他以右手食指当笔，往左手手心里写，练笔势、笔锋，揣摩“永字八法”。他用心钻研，临帖写字，进步很快。

      看到这些变化，难得一笑的父亲也露出了笑容。刘伯承刚发蒙的时候，有一次放学回家，母亲让他把当天念的书背诵一遍。刘伯承晓得母亲识字不多，便胡乱地背了一遍。不防被父亲在里屋听到，走出来斥责他说：“我告诉你，我没得南庄田、北庄地，只有一管笔、一锭墨留给你。你不用功，看你日后如何得了！”

      也许是这句话深深触动了刘伯承。从此每天他总要最先赶到学堂。有时，家里饭做晚了他宁可饿一顿，也不误上学。一次迟到，中午回家跟母亲又哭①四川方言，厉害、有本事的意思。

      又闹。母亲只好大清早就将他唤醒。起床后，他一面帮着烧火添柴，一面在灶旁看书。夜晚，农家灯火如豆，是供母亲纺纱用的。刘伯承就捧着书，偎在纺车旁，伴着“吱呀吱呀”的声音一直读到深夜。

      刘伯承受农家传统的影响，从小就热爱劳动。每天放学回家。他总是帮助家里放牛、割草、砍柴。每当他背起背篓出门，后面总是跟着一群脸上抹着黑泥、挂着鼻涕的放牛娃。因为刘伯承个子高，胆子大，不信邪，有力气，又跟老师学了两手武术，有他在前面开路，孩子们就敢吆喝着，把黑牯牛、老黄牛赶到富人家的荒坡草地上放牧。最吸引人的是在把牛喂饱、草割满篓以后，大家听刘伯承摆“龙门阵”，讲《三国演义》、《水浒传》和“长毛”（太平军）的故事，或是在他的摆布下做“占国”、“打擂台”等斗智斗力的游戏。有时刘伯承也带领小伙伴们跟邻村的孩子们互相投掷石子，不是把“敌方”打得头破血流，就是自己被打得鼻青脸肿。回到家里，母亲心疼地责备一番，然后照例是塞给一块红苕或是一个煮熟的鸡蛋。父亲则是一副严厉的神情，训斥道：“又疯了。忘记家训了么？把家谱读三遍。”

      刘伯承知道犯了错，只好规规矩矩地再读那枯燥的家谱：“??子孙惟耕读勤俭为尚，慈善友恭为最”，“量思宏，劳思先，功思让，名思海，位思卑，退思早??”对于这些家教，年幼的刘伯承当然不能完全领悟。但无数次反复的训教，传统习俗的熏陶，不能不潜移默化地沁入他的心灵，对他以后的思想、道德、性情、修养等方面的发展留下一定的影响。

      刘伯承在任贤书门下一直读了六年书。1904年秋天转到灯草坝“汉西书院”就读。“汉西书院”的主持人刘华英是个廪生，同维新派、洋务派人士有广泛接触，受到西方文化和改良主义思潮的影响。他是个“教育救国论”者，设法自筹资金在开县办学。学生主要是他亲房的十多个子弟。同时也掺进少数成绩优秀的外姓学生。对同姓的穷苦学生，还免费供给膳食、书本和文具。刘伯承就是其中之一。

      “汉西书院”设有语文、数学、理化和地理，知识面比私塾要开阔得多，这激起了刘伯承更大的学习兴趣。由于他勤奋好学，才智过人，各个科目的成绩都是第一名。因此，博得了刘华英的喜爱。刘华英常常对学生们谈汉口、上海等地的热闹场景，还讲什么英吉利、法兰西、美利坚、日本国，都是乡间很少听到的新鲜事。刘伯承从这里开始接触到现代科学和时事常识。

      1905年，清廷下诏废除科举。新式学堂成了青少年求学的新出路。设在开县县城的高等小学堂，顺应时势，决定扩大招生。“汉西书院”的学生们闻讯，纷纷报名投考。刘伯承因家中负担重交不起学费，迟迟未去报名。刘华英得知后，立即把刘伯承叫去关心地说：“学业要紧，事不宜迟，新学堂比我这里要强得多，赶快去报考。一切费用由我支付。”在刘华英的慷慨资助下，刘伯承随即到县高等小学堂报考。考试成绩名列前茅，被正式录龋学生按考试成绩编为甲、乙、丙、盯戊五个班，刘伯承被编入甲班。学堂开设的课程，除国文、修身两门外，还有外文、数学、理化、史地、体操等项。该校教师大多数水平较高，教自然科学的傅让、朱璜等人毕业于日本弘文师范学校，思想进步，是同盟会会员。傅让还秘密传播一些进步杂志和革命书籍。如雷铁崖、邓洁等在东京出版的《鹃声》以及《四川》杂志等。刘伯承和同窗好友经常从老师那里得到这些刊物，争相传阅。尤其是《四川》杂志，表面看来只是记述蜀地的风土人情、名山大川、闻人掌故之类，实际却是鲜明地反对英、法、日、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西藏、云南、东北，揭露清朝政府卖国残民的罪恶行径，鼓励人民起来进行革命斗争，争取铁路等项主权。就连刊物中的诗词小品，也大都是沉痛的忧时爱国之声。刘伯承又读了邹容的《革命军》、赫胥黎的《天演论》等著作。这些，对刘伯承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他的眼界更为开阔，了解了新的社会生活，看到了世界的潮流，初步认识到清廷的腐败没落和变革的必要。

      在开县小学堂毕业以后，刘伯承又到夔府（今奉节）官立中学就读。1907年春，他的父亲因患肺病，又加上劳累和贫困的折磨，不幸离开人世，年仅45岁。他被迫中途辍学，回乡务农。父亲刚去世不久，最小的弟弟（遗腹子）又来到了世间。他的母亲养活有四男三女。“四男”是：明昭（伯承）、明书（仲麟）、明昌（叔禹）、明良（季能）。“三女”是：琼英、瑾兰、怀珍。这时，大姐琼英已经出嫁，家中7口人的生活重担落在母亲和年仅15岁的刘伯承身上。父亲留下的遗产，仅几间茅屋、十几亩Y田。就连买棺材的400铜板，还是向五伯父刘文吉借来的高利贷。

      父亲刚入殓不久，刻薄的五伯父就三番五次来讨债，想趁人之危吞并他们赖以活命的田地。一天清早，五伯父找赵家场有名的泼妇赵二娘来逼刘伯承还债。母亲抱着出生不久的弟弟，上前说好话求情。刘伯承抢上去说：“赵二娘，劳你的大驾，给我五伯父回个话。我刘明昭人穷骨头硬，欠他的钱，日后一定如数奉还，分文不会少。”停了一会，又说：“你晓得，先父与五伯父是同胞兄弟。如今先父尸骨未寒，他就再三再四逼债。谁不骂他绝情寡义、为富不仁！”赵二娘无言对答，只好悻悻地溜走。

      15岁的刘伯承象成年人一样，和母亲、姐姐一道，每日黎明即起，荷锄下地，在贫瘠而又缺水的田地里耕耘。一年到头，只能收四、五担毛谷。除去赋税，剩下的根本不够家人糊口，不得己，刘伯承又上山砍柴、割草，或是挑煤、打短工来补贴家用。就这样，长年是红苕杂粮，糠糠菜菜。一到春荒时节，便只好靠挖野菜、剥树皮，掺合红苕杂粮勉强度日，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面黄饥瘦的小弟妹们饿得哇哇直哭。看到这些，母亲的心如同针扎。

      好心的邻居见刘家日子艰难，来劝母亲把最小的两个细娃送人抚养。母亲思前想后，忍疼决定将小女怀珍和小儿明良送出去。刘伯承得知后，跪在母亲面前哀求：“娘，一家骨肉说什么也不能分离。我打短工、下煤窑再多挣一点，一定让弟弟妹妹活下去??”一番话说得全家人抱哭一团，母亲硬咽着说：“好，不送了，娘娃死活在一起。”

      从此以后，刘伯承给人打短工、干零活更勤了。有时挣几个铜板，有时换几升粮食。揽不到活儿的时候，就到十多里外的御河沟煤场去挑煤炭，担到赵家场街上叫卖。每到黄昏时，母亲和弟妹总是站在门前的黄槲树下，远远地等着刘伯承归来。他虽然疲惫不堪，浑身漆黑，但仍装作轻松的样子说：“没事儿，妈想宽些，苦日子总有个头。”全家人就这样相依为命，艰难度日。

      沦落到生活的底层，使刘伯承的思想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过去，他有条件读书求学，有机会走一条个人飞黄腾达的道路；如今命运把他抛到了最贫贱的民众里面，他必须站在新的角度来观察社会和人生。他切身体会到，千千万万穷苦农民耗尽血汗，难得一家温饱的辛酸，亲眼目睹了黑瘦佝背的挖煤汉子，天天提心吊胆地钻矿洞，有时钻进去就永远出不来的惨状。生路在哪里？希望在哪里？他的目光自然地转向了革命的风云。这时候，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全国各地开展革命活动，已经有了相当的声势。广东、广西、云南、四川等地接连不断的反清武装起义，震撼着清王朝的反动统治。熊克武等人在川中组织领导的成都起义（1907年）、广安起义（1909年），引起了广泛的反响。革命者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敢于牺牲个人性命的大无畏精神，给刘伯承以强烈的感染和深刻的影响。他越来越感到自己的理想、抱负，与现存制度格格不入；民众的利益与上层统治集团的巧取豪夺水火不容。不推翻反动、腐朽的清王朝，中华民族就没有光明，下层民众就不能抬头，自己也就没有出路。刘伯承朦胧地意识到，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是埋葬帝制、富国强民的救世良方。

      当时的上海，是同盟会在国内活动的中心。刘伯承抱着对革命向往的心情和找职业的愿望，于1910年邀集了上高等小学堂时的两位同窗好友前往上海。他们茫然地在上海东撞西碰，既没有遇见革命党，更没有找到孙中山，连谋生的职业也没有着落，只好扫兴地返回故里。

      当年年底，刘伯承奉母亲之命与程宜芝结婚。这是一门早年订的娃娃亲。

      刘伯承虽一直心有不满，但在母亲的坚持下只得同意完婚。后因他在外从事革命活动，双方脱离了关系。